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9 次 更新时间:2007-11-19 01: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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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农业合作化中女性的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vision)。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她们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却得到“解放”的感觉,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是来自于这种幻象和感觉。

  

  四、余论:符号权力的治理功效及其对象的主体性发挥

  

  乡村女性的生命历程、普通农民的生活历史在以往的历史表述中多是作为宏大历史过程和重要历史事件的模糊的背景而存在的。这些对自身历史的口述者们是正式历史中默然无声的大多数。他(她)们的无声是由于他们的被支配位置;而他(她)们今日的回忆和叙述也显示着由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所建立的支配治理关系——农业合作化,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完成了心灵集体化的过程,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

  符号权力理论是布迪厄对权力关系研究的重要贡献。他在批评了“语言共产主义错觉”(the illusion of linguistic communism)的同时强调语言作为权力关系的媒介和工具:语言技能不是普遍共享的,它在现实中是由某些人垄断的。属于某些范畴的言说者被剥夺了在某些情境下说话的能力——而且,人们还经常接受这种剥夺(布迪厄、华康德,1998,186-195)。

  而所谓符号权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力量。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权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权力,布迪厄将这种现象称为误识(misrecognition)。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性别支配是符号权力的典型体现。性别支配比其他任何例子都更好地显示:符号权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同前221-229)

  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民特别是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对其思考方式和记忆、表述方式的影响是典型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对于支配性话语的构建力量,骥村的农民也有着自己的体验和理解。一位前村干部在闲聊中意味深长地说:我常说,共产党起的好名字,共产党就是会起名字。那阵就说,农业合作化呢,那就号召说是“全国一家人”,“共同富裕”,不要叫穷的穷,富的富;后来农业社倒塌了,那分田单干说起来不好听嘛,是不是?叫个“包产到户”,那不是共产党起的好名字?不是我说共产党那起名字可起的好着了(访谈记录yjg2002MRT[男性])。其实,命名即一种话语权力,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符号权力进入并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也必然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下烙印。

  骥村的婆姨们以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经历和体验了集体化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的记忆和讲述就使她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史与中国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发生了联系。她们对那一历史阶段的苦难与欢乐的记忆也都具有了集体记忆的真实意义。然而在记录和理解这种记忆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对所谓“苦中有乐”作苦乐参半或者“有错误也有成绩”的简单判断。我们的研究主旨在于洞悉集体化作为一种治理过程的复杂与微妙之处,它如何改变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并且如何重新塑造了她们的心灵。正如布迪厄在讨论符号权力中分析指出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功效恰恰存在于强加的分类政治体系中,而它隐藏在哲学、宗教、法律等分类的合法性外观背后。符号权力并非寓于符号系统之中的话语内表现的力量,而是在特定的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而定义的,这就是行使权力者和服从权力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符号权力都将支配关系的社会属性转变为自然属性(Bourdieu, 1991, 163-170)。从而使强加的秩序具有如此之深的根基,以致无需再提供什么证明。进而使被支配者从支配者的立场来构建这种支配关系,将其视为不言自明、自然而然和普遍有效之物。正如骥村的一些女性能够将统治的逻辑解释得比统治者的解说的还要合情合理。

  我们在此不难看到,在符号权力的实施过程中被支配者并非全然被动的受者。布迪厄阐明了被支配者建立在“误识”基础上的对这种暴力施加的参与和共谋,并且指出“误识”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布迪厄、华康德,1998,222)。但布迪厄的这个哲学式推论并没有提供造成“共谋”或者“误识”的内在缘由和机制的分析性解释。

  当我们进行农民口述历史的研究时,当我们面对实践过程中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时,我们看到的是与布迪厄所称的“这个世界的结构”不尽相同的社会情境。作为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主导的宏大社会工程,至少在其设计者和推行者的头脑中是一种“全新的”、否定和超越原来社会结构和社会认知的宏图。那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农民面临这种外部性的强加的治理模式和否定其原有“惯习”(habitus)的意识形态时,“误识”是如何产生的?“共谋”又是如何达成的?骥村集体化的女性记忆可以告诉我们,“符号权力”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支配力量,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与人们生活世界的逻辑、生活理念和生存理想有着暗中的契合,它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常识常理(common sense)亦有相通之处,或者说它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些逻辑和常理。比如,农民社会的“大同”理想,比如女性转变性别角色、解除传统束缚的要求,以及“集体欢腾”的人类共同需求等等。我们不否认集体化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许多政治运动一样是一种建构,但它却不是凭空的建构,而是融合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基本要求,因而在其施加过程中,被支配者不仅接受、认可了它,而且对它作了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这可以说是一种支配过程中被支配者的主体性的发挥,而这种发挥恐怕是造成许多出人预料的结果的原因,同时也是理解共产主义治理之奥秘的重要内容。作为被支配对象的主体性,提出了解析共产主义文明的新问题,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等一系列政策与策略都可以在这一学术问题域中进行重新探讨。当然这一研究需另文论述,故此处不赘。

  人们记忆和讲述中的历史,如同晦暗而浓厚的迷雾,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洞悉其中历史的真实存在,但若放弃穿透它的努力,便无从理解其包含的历史真意。在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底层表述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本文仅仅是一种探索的努力。民间口述历史的丰富内涵和意义、作为集体记忆所体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女性记忆和表述的特征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和更细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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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和笔者共同主持,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陕北骥村是“口述史”项目的长期田野工作点之一,在该村已经基本完成了土改时期社会生活史的访谈调查工作。

  j 括号中对方言的说明为笔者所加,下同。

  k 1.引文后的编号为口述史访谈记录的编号,下同。2.凡未专门注明为男性的被访者均为女性被访者,下同。

  j 骥村的娘娘庙于文化大革命时被彻底拆毁,以后再未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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