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另类右翼”是晚近兴起的以另类右派人士为代表的，以种族主义为底色的另类牌号的极端意识形态运动。它以种族现实主义为立论基底，强调白人身份政治和白人民族主义，拒斥自由平等价值观，反对现代美国，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显著畸变现象。作为一种旨在夺取文化主导权的纯粹的意识形态运动，“另类右翼”运动的高强隐蔽性、无定形特质、独特的发展路径赋予其灵活多变的发展形态。2016年特朗普竞选成功及其倡导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兴盛，标志着“另类右翼”运动的胜利与扩张；2017年夏洛茨维尔事件导致“另类右翼”运动陷入严重挫败；2024年大选，特朗普高举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旗帜强势回归，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另类右翼”运动的持续影响力。当前，借助特朗普的再度执政，“另类右翼”运动正不断对美国政治文化进行渗透，并试图塑造未来美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另类右翼”；保守主义；格罗珀尔；“白人民族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
2016年7月，唐纳德·特朗普这位非传统保守派政治家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随后的11月大选中胜出。这一结果与其说是美国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美国主流保守主义的一次显著的退潮。美国主流保守派非但未能在共和党初选中阻止特朗普获得提名，反而节节败退。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他们还持续向特朗普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自2017年起，美国保守主义旗舰杂志《国家评论》陆续发表了诸如《为了国家的爱》《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体不可分割》《美国需要调和本我与超我》等文章，为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辩护。
特朗普民族保守主义的胜利，不仅标志着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退潮，而且象征着美国当代保守主义向民族主义范式的转变。作为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简称alt-right）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高举“白人民族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的旗帜，积极为特朗普的竞选摇旗呐喊。随着特朗普的胜选以及特朗普对“另类右翼”的代表人物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委以重任，“另类右翼”思潮开始融入主流政治讨论。“另类右翼”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影响特朗普内外政策的主要意识形态，一时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的密集关注。
在美国，最早对“另类右翼”进行系统性研究并形成研究成果的学者是乔治·霍利（George Hawley）和托马斯·梅因（Thomas J. Main）。霍利深入分析了“另类右翼”的发展演变、思想根源、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政治诉求，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观点，强调不应低估“另类右翼”对美国政治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霍利警告说，在一个后保守主义的美国，零和身份政治可能会成为常态，而“另类右翼”将在边缘地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推动种族极化。与霍利着眼于身份政治不同，梅因的系统性研究则从更广阔的政治思想史角度发出警告。梅因倾向于认为，“另类右翼”比过去几十年的右翼极端主义更为激进和危险。自共产主义衰落后，“另类右翼”已经成为广义上的西方民主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首个新的哲学挑战者。
霍利和梅因的研究为国内学者对“另类右翼”的观察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框架。他们不仅揭示了“另类右翼”的复杂性，而且为理解其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从保守主义运动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另类右翼”的影响。张业亮认为“另类右翼”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新变种，尽管它已经跻身美国政治的主流，但鉴于其边缘化的特征，长期来看其思想影响将是暂时的。 在新近出版的著作《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中，陶文钊先生深入剖析了“另类右翼”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详尽探讨了其与特朗普政府的互动。陶文钊亦认为“另类右翼”乃保守主义之变体。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另类右翼”不仅从保守主义主流的衰退中受益，还试图推动主流的进一步瓦解。“另类右翼”的核心在于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尽管特朗普本人并非白人民族主义者，但其民粹民族主义确实助长了美国政治向“另类右翼”方向的演进。然而，民粹民族主义的制约力量和政治上的温和派的存在，仍然构成了对“另类右翼”的制约。与张业亮、陶文钊对反制“另类右翼”的前景抱持乐观预期不同，李强持更为审慎的态度，认为“另类右翼”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由普世主义转向部落主义、民族主义的质变结果，并且对传统自由主义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其是否能够彻底改变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尚需进一步观察。 周濂在审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历程时，也持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另类右翼”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于发展困境中产生的病理反应，其对美国政治、公共文化的冲击和破坏效应不容小觑。
国内外相关研究揭示了“另类右翼”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潜在和现实影响。尽管如此，随着夏洛茨维尔事件的爆发、班农的离职以及特朗普1.0任期的结束，学界倾向于不再将“另类右翼”作为关注的焦点。关于“另类右翼”因其边缘性特征而难以形成主流的论断，似乎得到了事实的印证。然而，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高举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另类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一举赢得选战胜利，强势重返美国政治舞台。YouGov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白人民族主义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44%的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本人支持白人民族主义。这些迹象表明，“另类右翼”的白人民族主义思想仍在持续冲击着美国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意识形态，“另类右翼”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塑造特朗普2.0政府内政外交的？“另类右翼”的影响何以能持续存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另类右翼”的意识形态特质及其政治文化影响，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另类右翼”的思想渊源及其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勃兴
1.1“另类右翼”的思想渊源
“另类右翼”本质上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畸变产物，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新旧保守主义之间的论战。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以“温和主义、渐进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中道主义”为旗帜，主张采取中庸的治国方略。然而，这种中道主义策略导致了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关于美国新旧保守主义阵营、传统的保守主义、主流的保守主义、建制派保守主义等下文将提及的概念，其区分与发展大致如下。旧保守派认为，自新保守主义加入保守主义运动并开始主导保守主义运动之后，保守主义阵营即正式分裂为新旧保守主义，且保守主义运动业已“失败”，主要表现为：新保守派已经沦为当代管理自由主义的工具，传统的保守主义理论难以提供足够的力量来挑战左翼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传统的保守主义理论指的是，自1945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智识运动形成的保守主义理论。主流的保守主义是指，自50年代以降，由弗兰克·梅耶的“融合主义”形成的，以《国家评论》为旗舰杂志，后期又融合了新保守主义元素，并从里根时代起塑造和主导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保守主义。正因为此，旧保守派通常认为，以《国家评论》为代表的主流保守主义被新保守主义“篡夺”。建制派保守主义是指，在共和党内部扮演“温和派”或“中间派”角色的，支持传统保守政策、倾向维护现有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反对激进变革，注重合作与妥协的保守派。塞缪尔·弗朗西斯（Samuel T. Francis）和保罗·戈特弗里德（Paul E. Gottfried）等传统主义者认为，新保守主义主导下的保守运动在智识、道德和文化方面全面倒退。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戈特弗里德提出了“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这一概念，强调他们才是保守主义的真正代表。旧保守派指责新保守派是“自由主义变种的主要推动者”，并为管理自由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在旧保守派看来，新保守派已经沦为当代管理自由主义的工具，而传统的保守主义理论似乎不能提供足够的力量来挑战左翼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本文采用“左翼意识形态”以及“左翼意识形态霸权”来阐述旧保守派的观点，即传统的保守主义理论已无法有效抵御美国进步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等左翼力量所构建的“文化霸权”的侵蚀。因此，借鉴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旧保守派试图通过一场革命性的文化战争，塑造一种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以此对抗左翼意识形态霸权。
旧保守派断定，其倡导的“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能够恰当地体现中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文化价值观，在本质上可被视为中产阶级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美国人构成了当前美国政权受害者的主体，因而他们是革命中最坚定的社会力量。弗朗西斯将他们称为“后资产阶级”（post-bourgeois）或“中产阶级美国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弗朗西斯认为，“后资产阶级对经济安全的需求，以及后资产阶级对于强制性精神和行为模式以及种族、民族和文化团结主义意识形态公式的倾向，都指向一个庞大、集中、积极保护和促进后资产阶级经济激励和文化抱负的政治组织。”基于此，弗朗西斯主张“新国家主义本质上采取民粹主义的策略，将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和道德核心定位在主要受害者阶层，这个阶层是目前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权的主要受害者。”针对弗朗西斯的观点，美国政治学家梅因尖锐地批评道：“中产阶级美国激进派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战后美国的保守派融合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都鲜有共同之处。”究其根本，以弗朗西斯为代表的旧保守派所倡导的“新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右翼思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进的旧保守主义思想家们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对以《国家评论》为代表的主流保守主义发起挑战。相应地，在90年代，他们受到了由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领导的保守主义建制派的坚决抵制。随后，旧保守主义的政治代表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以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身份，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连续向主流保守派发起了政治挑战。布坎南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将旧保守派的新国家主义理念带入了美国的政治竞选舞台。不过，布坎南的新国家主义并未助其竞选成功。布坎南在政治竞选中的陆续失利象征着旧保守主义在智识与政治运动两个层面上的双重挫败。
有感于布坎南的政治挫折，戈特弗里德在2008年撰写了一篇名为《旧保守主义墓志铭》的文章，哀叹旧保守主义的失败。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老一代旧保守派未竟事业的遗憾。同时，他也敏锐地洞察到一个新兴的替代性右翼势力正在悄然崛起。他指出：“即使现在，一种替代力量，作为对新保守主义主导地位的反抗力量，正在形成。它主要由年轻的（三十多岁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组成；尽管他们仍然明显缺乏资金，但这个崛起的力量正在右翼构建桥梁。”受到戈特弗里德的启发，极右翼出版物《塔基杂志》的主编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创造了“另类右翼”这一术语，它最初在《塔基杂志》上广为流传。随后，“另类右翼”出版公司华盛顿峰会出版社出版了被誉为“另类右翼”“资本论”的弗朗西斯的代表作《利维坦及其敌人》。由此，一种比旧保守主义更为激进的替代性力量——“另类右翼”——应运而生。它以斯宾塞为实际领导人，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取代主流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
1.2“另类右翼”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勃兴
2009年，斯宾塞辞去了《塔基杂志》主编职位，并于翌年创办和开始管理“另类右翼网站”。该网站自成立以来，陆续发表过反犹太主义者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cDonald）和白人民族主义者贾里德·泰勒（Jared Taylor）等人的文章。极右翼杂志《逆流》的主编格雷格·约翰逊将该网站描述为“白人民族主义的载体”。尽管“另类右翼网站”在其诞生之初便充当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宣传阵地，但它刻意减少了种族主义的明显表露。该网站的焦点并非完全局限于种族议题，而是广泛借助人类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生物学等概念来阐释其种族主义观点。因此，有评论家称其为“新种族主义右翼”。
实际上，隐藏在“另类右翼”淡薄的种族主义面纱之下的，是其本质上的极端主义。根据政治哲学家霍利的观察，“另类右翼从一开始，就推动了一种与美国传统完全脱节的政治哲学。”在接受霍利的采访时，斯宾塞承认他的思想受到了法国新右派、朱利叶斯·埃沃拉（Julius Evola）的传统主义、尼采、德国理想主义以及海德格尔的影响。斯宾塞于2012年离开了“另类右翼网站”，随后将精力集中在运营国家政策研究所、《激进杂志》（Radix Journal）以及华盛顿峰会出版社上，致力于推动白人民族主义事业的发展。2013年底，斯宾塞宣布关闭“另类右翼网站”，此举意味着早期“另类右翼”运动的暂时低落。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另类右翼”迅速崛起，成功打入了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关于“另类右翼”的复兴，该术语的创始人斯宾塞指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这个术语在过去的一年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其实，赋予“另类右翼”新生的外部因素涉及三个重要人物。关键人物，即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负责人班农。班农是布莱特巴特（Breitbart）新闻网的执行主席。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是一个非主流的保守派新闻和观点平台，以其鲜明的民粹主义风格著称，经常对主流媒体和政治正确性进行批评，同时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2016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班农直白地表示，布莱特巴特是“另类右翼的平台”。此后不久，班农即被任命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
特朗普对班农的聘用立即引起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关注。希拉里随后在内华达州的一次演讲中将特朗普与“另类右翼”联系起来，这次演讲在选举周期中产生了显著影响，媒体称之为“另类右翼演讲”。“另类右翼”派对希拉里的演讲感到欢欣鼓舞，将其视为运动成功的象征。斯宾塞表示：“当一位在多数民意调查中领先的总统候选人直接提及你的运动时，我认为可以自信地说，你已经取得了成功。”由此，希拉里无意中成为“另类右翼”运动的间接推手。
然而，真正推动“另类右翼”运动复兴的居功至伟的人物非特朗普莫属。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通过把布莱特巴特放在竞选活动的前沿和中心位置，”“特朗普提升了另类右翼的地位。”另类右翼”的活动家们承认特朗普在推动该运动中的杰出贡献。他们将特朗普竞选的成功视为“另类右翼”运动的胜利。在特朗普胜选的当晚，斯宾塞在推特上写道：“另类右翼已被宣布获胜。另类右翼与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联系比‘保守运动’更紧密，”“我们现在是当权派。”作为一种新兴的极右翼边缘意识形态，“另类右翼”以其独特的内在特质，并挟特朗普胜选之势，正式走入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二、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意识形态特质
作为旧保守主义的直系后裔，“另类右翼”责无旁贷地成为反抗当代主流保守主义的新生力量，它展现出极强的整合能力，将多种极端右翼思想融为一体。“另类右翼”活动家约翰逊表示：“‘另类右翼’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倾向的宽泛总称，这些倾向拒绝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因此，另类右翼是通过它不是什么来定义的，而不是通过它是什么来定义的。”斯宾塞更明确地将“另类右翼”描述为一个大帐篷意识形态，它融合了新反动派（NRx-ers）、考古未来主义（archeofuturists）、人类生物多样性、种族现实主义、科学种族主义以及其他极端右翼意识形态。“另类右翼”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导致其难以统一开展广泛的社会或政治运动。是故，“另类右翼”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运动。
2017年8月夏洛茨维尔事件发生后，斯宾塞随即发表“另类右翼运动的超政治宣言”，声称“精神是文化的源泉，政治是文化的下游。另类右翼要对那些解构欧洲历史和身份的人发动一场形势和意识形态战争。”“另类右翼”的这一运动战略显然承袭了其意识形态先驱——旧保守主义思想家弗朗西斯的“文化战争”理论。弗朗西斯曾警示道：“革命者必须先夺取文化权，再夺取政权。” 因此，早期的“另类右翼”运动主要利用网络论坛作为其思想传播的核心平台。“另类右翼”的活动家们聚集在网络论坛中，热烈讨论、阐述各种极右翼与种族主义思想，为白人民族主义思想提供智识辩护。概言之，纯粹的意识形态倾向赋予“另类右翼”运动一系列独特的特征。
2.1隐蔽的白人民族主义内核
纯粹的意识形态倾向使“另类右翼”运动具有高强的隐蔽性。“另类右翼”意识形态运动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文化战争最终取得运动的胜利。因而，尽管“另类右翼”的最终愿景是建立一个白人民族国家（white ethnostate），但他们并未提出明确的行动方案以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另类右派期望白人民族主义思想能够上升为主流，从而确保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实施诸如限制移民等和平政策来逐步接近他们的目标。在接受霍利访谈时，斯宾塞曾表示：“你必须等待一个革命性的机会自己出现，历史将会提供那个机会。”基于此，“另类右翼”致力于增强其文化影响力，并耐心等待革命性的机遇出现，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与此同时广泛融合各种智识力量以掩盖其极端种族主义理念。
“另类右翼”不仅从旧保守主义思想家弗朗西斯和戈特弗里德获取意识形态根源，而且还从欧洲新右翼（European new right）、新反动派、考古未来主义、人类生物多样性、种族现实主义、科学种族主义、原始保守主义（natural conservatives）等各种边缘思想汲取智识力量。其中，欧洲新右翼作为“另类右翼”在欧洲的思想源泉，为“另类右翼”的初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识支持。欧洲新右翼运动起源于1960年代末的法国，其代表人物为阿兰·德·毕努瓦（Alain de Benoist）。根据霍利的说法，欧洲新右翼运动对“另类右翼”中更具智识深度的派系影响深远。欧洲新右翼的思想根基融合了多种意识形态传统，广泛吸收了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亚瑟·莫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等人的右翼思想。欧洲新右翼尝试构建新型右翼社会愿景，试图发展出全新的右翼替代方案。他们既借鉴左翼思想家的新理论，并推崇左翼的元文化，也借用左翼的政治话语，放弃了公开的种族主义立场。欧洲新右翼所涵盖的意识形态资源，为“另类右翼”提供了厚实的思想基础。得益于如此深厚的思想底蕴，“另类右翼”避免了传统白人民族主义运动中常见的粗俗种族主义攻击和诋毁，展现出一个由严肃学者所领导的运动形象。许多为“另类右翼”提供智识支持的人士，都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丰富的资历以及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以弗朗西斯和戈特弗里德为例，他们不仅著作等身，且与主流保守派过从甚密，都曾参与布坎南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在期刊杂志和媒体圈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另类右翼”的影响力，使其能够迅速融入国家对话之中。因此，与早期三K党等沉醉于纳粹美学和仇恨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相比，“另类右翼”运动擅长运用严肃的智识力量来掩饰、隐藏其潜在的激进性和威胁性。
这种隐蔽性使得“另类右翼”能够以一种更为微妙和复杂的方式影响公众舆论。他们往往通过学术出版物、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等渠道，以看似合理的论点和数据来传播其观点，从而在不引起公众反感的情况下，逐渐渗透、扩散其意识形态。这种策略不仅使得“另类右翼”能够吸引那些对传统种族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群，还可以为其极端主张披上一层看似理性的外衣，使识别和对抗“另类右翼”的叙事变得更加困难。
2.2无定形的非主流保守主义大杂烩
纯粹的意识形态倾向赋予了“另类右翼”运动一种无定形的灵活活动策略。纯粹的意识形态驱动使得“另类右翼”运动不依赖于传统的组织架构或明确的领导层级，摆脱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统一意识形态的限制。因此，“另类右翼”运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无领导、缺乏统一行动和明确发展方向的无定形特质。“另类右翼”活动家米洛·扬诺普洛斯和阿卢姆·博克哈里曾在布莱特巴特新闻平台发文，明确指出“另类右翼”是一种“无定形运动”。
无定形的特性使得“另类右翼”能够吸纳所有在意识形态上与之共鸣的同道中人。在“另类右翼”广阔的意识形态帐篷下，汇聚了众多对主流保守主义持有异议的意识形态派别。“另类右翼”群体不仅包括新纳粹主义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也涵盖了那些对主流保守派持批判态度、热衷于创作嘲讽表情包的虚无主义者和玩世不恭者，以及那些立场介于主流保守主义与“另类右翼”之间的体面的“另类文人”（Alt-lite）。“另类右翼”的各类意识形态同仁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每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均指向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敌手——主流保守派。他们共同致力于推动主流保守派加速走向衰败，并不断优化自身发展轨道。
“另类右翼”运动不断优化的发展轨道，意味着其意识形态特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种适应性、灵活性和动态性的发展路径使“另类右翼”运动不仅能够吸引并维持众多的追随者，而且还能确保“另类右翼”运动在面对批评和反对时，能够迅速转变策略，以避免被主流社会彻底边缘化。从突破旧保守主义的发展困境中崛起的“另类右翼”，到助力特朗普2016年竞选获胜的体面的另类文人，再到塑造2024年特朗普竞选理念的格罗珀尔（Groyper）运动，关于何谓格罗珀尔运动及其与“另类右翼”的关系，详见下文论述。 “另类右翼”运动以其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灵活多变的发展策略，不断更新其白人民族主义核心理念，持续优化发展道路，从而逐渐渗透并影响美国的政治文化。
2.3独特的迷因文化叙事偏好
无定形特质使得“另类右翼”能够迅速适应网络环境，利用社交媒体和论坛等平台传播其思想。在互联网匿名性的掩护下，“另类右翼”的活动家们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利用网络的匿名特性来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互联网亚文化——“迷因文化”（Meme Culture）。“迷因”指的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的图片、视频、短语或概念。作为互联网亚文化之一，迷因文化的核心在于运用幽默、讽刺和夸张的技巧来表达政治和社会观点。这种文化形态使得“另类右翼”活动家能够以看似轻松的方式探讨敏感议题，吸引那些对主流政治持有不满情绪或寻求替代性政治叙述的年轻一代。扬诺普洛斯在追踪“另类右翼”成员时，特别提及了主要由年轻人构成的表情包团队。他指出，这些年轻的反叛者之所以被“另类右翼”吸引，是“因为它承诺了乐趣、越界和对他们不理解的社会规范的挑战”。除了带来乐趣，迷因文化常常融入了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和隐喻，为其传达的特定政治内涵增添了间接性，同时又足够尖锐，能够激发共鸣或引发争议，从而增强“另类右翼”的影响力。“另类右翼”活动家安德鲁·安格林（Andrew Anglin）精准地阐述了迷因文化在“另类右翼”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宣称“这场运动的真正本质是严肃的和理想主义的。”在后现代、后讽刺的文化背景下，“绝对理想主义必须通过讽刺的形式来表达，才能获得认真地对待。”因此，迷因文化构成了“另类右翼”特有的生存与成长路径。
迷因文化主要表现为网络表情包（亦称网络迷因或梗文化）和网络巨魔行为（trolling,亦称网络水军）。表情包文化通常融合了讽刺与幽默的元素，借助夸张和荒诞的技巧来表达其政治立场。借助双关语和隐喻的掩饰，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表情包表面上看似无害，实则暗含对特定群体的攻击和贬低。这些表情包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成为“另类右翼”的标志。与此同时，网络巨魔则通过挑衅和激怒目标人物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并制造话题。通过利用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特性，网络巨魔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和信息迅速扩散，从而在公众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网络巨魔也会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起话题挑战，通过发布具有挑衅性的内容来测试社会的反应，同时也在不断地试探和突破言论自由的边界。表情包文化和网络水军互为补充和强化。表情包文化通过视觉冲击和幽默感吸引年轻人，而网络巨魔则通过挑衅性言论和行为来激发公众情绪，两者共同作用于互联网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宣传方式。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另类右翼”网络巨魔们以4chan、8chan和Reddit等网络平台为据点，构建了多个组织结构松散但目标明确的政治网络巨魔社区（Political troll community）。他们发起了一个被广泛称为“伟大的迷因战争”（Great Meme War）的意识形态大规模宣传运动，充分利用迷因文化的政治宣传潜力，为特朗普竞选呐喊助威。
网络巨魔们发起的为特朗普竞选造势的“伟大的迷因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被特朗普竞选团队巧妙地利用，作为政治动员的一种策略。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团队的数据和战略主管马特·布雷纳德（Matt Braynard）、社交媒体主管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以及首席执行官班农，都对迷因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竞选策略中融入了这种文化元素。布雷纳德领导的数据团队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负责监测社交媒体趋势，并与最活跃的用户私下沟通，以培育新兴动能。该团队会将所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提交给社交媒体主管斯卡维诺。斯卡维诺是塑造特朗普社交媒体战略的重要人物，他提交的社交媒体数据经常成为影响特朗普重大政策决策的关键因素。据政治杂志报道，斯卡维诺经常关注Reddit，特别关注支持特朗普的/r/The_Donald频道，帮助打造了特朗普一些最难忘的社交媒体时刻。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称赞斯卡维诺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媒体主管”，并吹嘘他将成为“2020年的关键资产”。这一点获得了前白宫官员的证实，“在引导特朗普方面，他比任何人都做得好，”一位前白宫官员如是说。除布雷纳德和斯卡维诺外，与“另类右翼”紧密相关的班农也是特朗普社交媒体竞选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一度担任白宫首席战略师的班农是一位“精通黑暗操纵艺术的强大政治助手”，《时代》周刊称其为“伟大的操纵者”。班农深谙与“另类右翼”的迷因文化息息相关的黑暗操纵技艺。班农领导下的布莱特巴特新闻平台掌握了“另类右翼”网络巨魔的互联网操纵艺术，巧妙地运用迷因文化，将“另类右翼”的白人民族主义思潮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由班农任命的布莱特巴特前科技主编扬诺普洛斯，更是特朗普竞选中鼓吹迷因宣传策略的操盘手。扬诺普洛斯被称为“互联网上最大的巨魔”，也是“特朗普最突出和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即特朗普宣布参选的第三天，扬诺普洛斯旋即在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这位曾嘲讽批评者的“巨魔之王”应成为互联网所青睐的总统。2016年5月，他再次发文称特朗普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迷因。实际上，迷因宣传已经将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塑造成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的核心政治动员平台。正因如此，前布莱特巴特新闻撰稿编辑本·夏皮罗批评班农把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打造成了“特朗普的个人宣传机器”。正是这台所谓的特朗普的个人宣传机器，不但助推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还有效传播了“另类右翼”的政策主张。
三、美国“另类右翼”的政策主张
“另类右翼”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运动，其核心目标在于转变美国的政治文化。在斯宾塞的实际领导下，“另类右翼”运动致力于发展“元政治”（metapolitics）。所谓元政治，其实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思想的一种变体，它致力于转变公共讨论中普遍接受的立场，以期在参与选举和政策制定之前，营造一种更为开放且可能接纳特定意识形态的政治氛围。在这个意义上，早期的“另类右翼”运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宣传运动，而非政党政治运动。“另类右翼”的意识形态宣传承诺一个白人民族主义的社会愿景。尽管早期“另类右翼”运动整体上缺乏明确的、连贯一致的政策立场，但随着其发展策略的优化和元政治的胜利，以及与特朗普政府互动的展开，“另类右翼”运动的政策主张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确。
3.1国家主义的政策底色
“另类右翼”倡导建立种族同质化社会的政治愿景，往往带有浓厚的种族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美国文艺复兴》杂志（American Renaissance）的特约编辑劳伦斯·默里在总结“另类右翼”的大帐篷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时强调：“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部落化的。我们的部落正在受到压迫。”《逆流》杂志主编约翰逊更鲜明地指出：“当前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将我们的种族置于生物灭绝的道路上。如果当前趋势不被扭转，白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种族将会消失。”对白人可能遭受种族灭绝的悲观预期激发了“另类右翼”群体强烈的种族保护主义以及排外仇外情绪。在保护主义和排外情绪的驱动下，“另类右翼”开始将种族视为相互竞争的群体，专注于维护和保存白人利益，将移民、全球化和干涉主义视为损害白人种族利益的主要敌人。在“另类右翼”的政治叙事中，“移民是一种代理人战争，也许是美国白人的最后一战，他们正在痛苦地认识到，除非采取重大行动，否则他们的孙辈将生活在一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国家。”而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一方面鼓励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国界，导致大量移民涌入，侵蚀白人文化同质性和传统价值观，威胁白人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促使企业倾向于外包业务并吸引廉价的移民劳动力，抢夺白人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为了保护白人群体的生存，“另类右翼”认为，国家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移民政策、贸易关系，而不应受到外部压力或国际规则的限制。他们反对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认为这些干预削弱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因之，“另类右翼”的政策理念着重强调国家主义的核心地位。
国家主义由此构成了“另类右翼”政策主张的基本框架。“另类右翼”倡导建立种族同质化社会的政治愿景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强烈的“国家”意识。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体现在“另类右翼”意识形态先驱、旧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所倡导的“新国家主义”之中。按照弗朗西斯的说法，这是一种新兴的国家主义，它能够反映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利益。新国家主义“植根于具体社会群体的实际利益与行为准则”，其核心使命在于“获取实质性的社会权力”。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新国家主义强调“借助国家机器来犒赏自身的社会政治基础，同时将对手排除在利益分配体系之外”；在具体的政策路径上，新国家主义主张“全面重构法律规则、政治程序、财政预算机制以及国家政策，确保它们符合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坚决摒弃拒绝、分散或解构国家机器及其权力的幻想”。与此同时，新国家主义强调必须彻底废除现有国家机器的众多部门，包括各系统的民权执法机构，以及国家安全体系中那些服务于全球主义和反国家主义议程的部门。简言之，在国家主义政策的框架内，“另类右翼”所倡导的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导向的政策，深刻体现了其对国家主权的极端追求。“另类右翼”对自由主义及其相关的多元文化、多边组织、移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抱有深深的敌意，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导致国家主权被多边组织等全球主义力量所侵蚀，从而剥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权力。因此，若要夺回美国中产阶级的实质性社会权力，就必须诉诸对国家主权的追求。
3.2三位一体的政策主张
在“另类右翼”的国家主义政策的框架下，反对移民、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反对干涉主义构成了其三位一体的政策主张。这种三位一体的政策主张要求，运用集中的国家权力，在社会政治领域，加强边境管控，限制外来移民，以维护本土文化和白人民族的纯粹性；在经济政策方面，支持保护主义立场，主张通过增加关税和限制外国投资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岗位；在外交政策方面，倾向于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支持采取单边行动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他们坚信，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保障白人社群的经济福祉和文化传承，避免受到外部势力的侵蚀和破坏。
对于“另类右翼”而言，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是落实其三位一体的政策主张，实现其种族主义社会愿景的关键时刻，他们将希望寄托于特朗普。诚如斯宾塞所言：“把希望和梦想投射到他身上。有一种叫作‘迷因魔法’的东西，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想要塑造特朗普；我们想要他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以斯宾塞为首的“另类右翼”把期望投射在特朗普身上，而以班农为首的另类文人则致力于塑造特朗普的政策。根据“另类右翼”活动家、《西方异议》杂志的创始人和总编辑亨特·华莱士的定义，另类文人是主流保守主义和“另类右翼”的混合体，其普及了“另类右翼”信仰的稀释版本。 严格来说，以班农为领导核心和以布莱特巴特新闻网为传播平台的另类文人群体，并不完全属于“另类右翼”的范畴。然而，另类文人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另类右翼”元政治的胜利。以斯宾塞为首的早期“另类右翼”运动的意识形态先锋们将其思想的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推到极致，使得“另类右翼”的观念逐渐渗透入主流保守主义，进而衍生了主流保守主义与“另类右翼”的混合体——另类文人。
另类文人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积极互动，使得“另类右翼”的政策主张变得切实可行。在2016年大选竞选的紧要关头，特朗普任命班农为竞选首席执行官，这一举措普遍被解读为以布莱特巴特新闻网为代表的“另类右翼”对共和党的实质接管。作为前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新闻撰稿人，夏皮罗对此感同身受，他评论称：“这次接管，现在几乎是一个既成事实，代表了另类右翼对保守运动的危险夺取。”布莱特巴特新闻已经沦为“一个党派的喉舌，特朗普媒体复合体中一个可悲的齿轮，以及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者聚集的地方”。在整个大选期间，班农说服特朗普坚持三点：停止无证移民，减少合法移民；在贸易方面“打压”中国；停止无意义的战争。班农为特朗普撰写的就职演讲稿中强调：“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将遵循一个全新的愿景。从今以后，唯美国优先。每一项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将着眼于美国工人和家庭的利益。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边界，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我们的市场、窃取我们的企业、破坏我们的就业机会。实施保护主义将催生壮观的繁荣和力量。”此篇演说词将“另类右翼”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反移民、反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以及反干涉主义的政策主张展露无遗。
四、“另类右翼”运动的形变及其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形态多变的意识形态运动，“另类右翼”以其不断优化的发展策略对美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斯宾塞领导“另类右翼”运动，着力发展元政治，将白人民族主义思想渗透进美国政治文化。随着元政治的胜利，以班农为代表的另类文人借助特朗普竞选的契机，开始积极塑造美国的政治图景。夏洛茨维尔事件的负面影响，标志着“另类右翼”塑造美国政治生态的努力遭到了挫败。然而，“另类右翼”运动并未因此折戟沉沙。由尼古拉斯·富恩特斯（Nicholas Fuentes）领导的格罗珀尔运动，对“另类右翼”进行了重新定位，为其赋予了宗教的内涵，将其塑造为基督教民族主义。“另类右翼”变形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继续深度嵌入到2024年特朗普竞选活动之中。
4.1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形变
格罗珀尔运动标志着“另类右翼”在夏洛茨维尔遭遇挫折后的最新一轮的演进、优化和重新定位。格罗珀尔是一个将下巴放在交叠的手上的蟾蜍表情包，它被视为“另类右翼”的非官方吉祥物佩佩蛙（Pepe the Frog）的一个变种。根据美国知名迷因文化网站及数据库KYM的说法，“格罗珀尔”一词最早于2015年出现在4chan的匿名论坛/r9k/上，2017年开始广泛流传。 而实际上，“格罗珀尔大军”（Groyper Army）就是2016年和2017年“另类右翼”的翻版和重新包装，其使用新的术语，目的是摆脱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失败即夏洛茨维尔事件造成的“形象”问题，以焕发新的活力。为此，富恩特斯谨慎地将格罗珀尔定位为“基督教保守派”，而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反对无证及合法移民、全球主义、同性恋和跨性别权利以及女权主义在内的许多事物。尽管该团体及其领导层的观点与坚持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右翼”一致，但格罗珀尔试图通过将自己与“基督教”和“传统”价值观联系起来，以期正常化其意识形态，这些价值观表面上由教会倡导，包括婚姻和家庭。 究其内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克伦肖（Dan Crenshaw）一语中的：“这些人是另类右翼2.0。”与“另类右翼”1.0的白人种族意识形态相比，格罗珀尔的意识形态更为微妙。美国人权研究与教育研究所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特别报告指出，“自其诞生之初，‘格罗珀尔’便如同其名中的蟾蜍一般狡猾——不断变换策略以模糊其意识形态，并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世界及共和党内部维持白人民族主义的影响力。”
格罗珀尔大军“狡猾的”策略主要表现为采取弱化暴力的渗透战术。2019年4月，富恩特斯在其主持的“美国优先”网络直播节目中概述了他的变革理论。在节目中，他宣称：“如果足够多的人加入，引入讨论要点，渗透，开始转化人们，并建立桥梁……我们才能逐步打破这些藩篱，重新进入……最终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主流。”在强调渗透战略的同时，富恩特斯也特别指出“我们必须着手改变我们的外观和美学”。 可见，与“另类右翼”网络水军积极从事网络攻击并可能引发实际暴力不同，格罗珀尔大军刻意强调渗透与避免暴力。他们专注于故意提出挑衅性问题和诘问知名主流保守派活动家以挑战主流保守派。通过在公开演讲中向挑衅对象提出关于种族、移民、LGBTQ权利等挑衅性问题，蓄意激化矛盾，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他们不仅成功地把网络上推动白人民族主义的巨魔文化带入了现实世界，与现实中的集会、游行等活动相结合，而且还进一步将重新包装的“另类右翼”意识形态渗透进主流保守主义运动中。
格罗珀尔大军主要渗透和针对的对象是“绿帽保守派”。格罗珀尔大军认为主流保守派背弃了美国白人的利益，与另类右派一样，他们通常也把主流保守派贬称为“绿帽保守派”（cuckservative）。根据美国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格林布拉特（Jonathan Greenblatt）的解释，“cuckservative”是“conservative”（保守的）和“cuckold”（戴绿帽的人）的结合词，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用来描述一个白人基督徒保守派。白人至上主义者认定，相较白人群体的利益，“绿帽保守派”优先促进犹太人和非白人群体的利益。除了“绿帽保守派”这一带有贬义的称呼，格罗珀尔大军有时也将主流保守运动贬称为“保守集团”（Conservatism, Inc.）。“绿帽保守派”和“保守集团”经常在活动中遭到格罗珀尔大军的质问和挑衅。
最先遭受格罗珀尔大军侵扰的“保守集团”是美国知名的校园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美国转折点”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校园保守派组织。自2012年成立以来，尽管已被美国国税局认定为具有免税资格的无党派非营利组织，不得参与党派政治或竞选活动，但该组织却是公认的特朗普最热情洋溢的支持者。该组织的公众形象代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和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与特朗普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早在2018年，在“美国转折点”组织的“高中领导力峰会” 上，时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曾公开对与会学生表示：“如果有一位总统钦佩的人物，那便是查理·柯克。”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亦称：“如果没有查理·柯克，我父亲今天就不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更是对“美国转折点”赞许有加，声称“美国转折点的坎迪斯·欧文斯对我国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代表了一个不断壮大的、非常聪明的‘思想家’群体。”《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深刻揭示了柯克与特朗普之间的“友谊”，该文指出：“柯克先生通过混淆扭曲事实，已经成为自2016年选举以来，在主流保守观点和彻头彻尾的虚假信息之间游走的新型政治煽动者的典型代表。这种风格似乎是在模仿特朗普先生本人。在共和党知名捐赠者的支持下，再加上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这个强有力的盟友，柯克先生既放大了总统的政治信息，又帮助塑造了总统的政治信息。”“美国转折点”的“杰出”工作不仅获得了特朗普家族的认可，而且还得到了极右翼人士的赞赏。极右翼人士詹姆斯·邓菲在《逆流》上撰文指出：“（美国转折点的）组织成员公开支持特朗普的建墙计划，主张驱逐非法移民，终止肯定性行动，剥夺庇护城市的资金，并阻止那些难以融入的穆斯林移民涌入欧洲。”“尽管与白人民族主义者存在诸多分歧，但美国转折点将有利于网络上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因为从其平台迁移到白人民族主义平台的人数将远远大于相反的人数。”该文广为流传，实际上道出了“美国转折点”充当推动主流保守派持续右转的牵引平台的角色。
正是由于“美国转折点”的巨大牵引力，使其成为格罗珀尔大军的理想的攻击和渗透目标。格罗珀尔大军期望通过挑衅和质问的方式，敦促那些潜在的右翼力量和特朗普的支持者持续向右偏移，最终推动美国保守主义与白人民族主义思想相融合。事实证明，格罗珀尔的策略是成功的。“美国转折点”前堪萨斯州分会主席贾登·麦克尼尔（Jaden McNeil）受到富恩特斯的影响，脱离了该组织。随后，他以堪萨斯州立大学为基地，创立了一个新的校园保守派团体——“美国优先学生组织”。根据美国反诽谤联盟的定义，“美国优先学生组织是一个自诩的‘校园保守组织’，是由尼克·富恩特斯的代理人和‘格罗珀尔’活动家创建的，其中一些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接受采访时，麦克尼尔承认富恩特斯对他离开“美国转折点”并转向格罗珀尔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富恩特斯也证实，在2019年12月20日于佛罗里达州举办的格罗珀尔领导峰会上，曾讨论了关于成立“美国优先学生组织”的议题，并向麦克尼尔提供了建议。格罗珀尔的意识形态不仅渗透进“美国转折点”，甚至深入到了共和党内部。2021年5月28日，富恩特斯在其主持的“美国优先”节目中称：“我们是共和党的右翼阵线，如果我们不存在，共和党将会不断后退，持续地退向中间派和左翼。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右翼，把这些人拖到未来，拖到右翼，变成一个真正的保守派政党。”而据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披露，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保罗·戈萨尔（Paul Gosar）、艾奥瓦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史蒂夫·金（Steve King）曾公开出席由富恩特斯组织的“美国优先政治行动大会”的第二届年度会议并发表演讲。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格罗珀尔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在共和党主流中都取得了进展。
然而，格罗珀尔的终极目标是影响总统选举。格罗珀尔大军是特朗普及其政治理念的狂热支持者。2021年1月，他们参与了支持特朗普的“国会山骚乱”。根据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格罗珀尔大军是围困期间进入国会大厦的第一波暴徒中的主要参与者。2022年11月，在特朗普宣布竞选仅一周后，富恩特斯与知名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一同受邀前往海湖庄园，出席了特朗普举办的私人晚宴。一同出席晚宴的前特朗普顾问卡伦·吉奥诺（Karen Giorno）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和富恩特斯就特朗普过去的总统任期、竞选宣言和风格、民意调查等问题进行过交流。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记者采访时，富恩特斯表示，在晚宴上他将特朗普誉为“我的英雄”，同时对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进行了批评，原因是后者可能在共和党初选中挑战特朗普。2024年8月，富恩特斯在其主持的“美国优先”播客中宣布，将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起一场“格罗珀尔战争”，以推动竞选团队在诸如移民等政策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富恩特斯解释说，他的对抗并不是因为他反对特朗普的候选资格，而是因为他对特朗普的成功非常感兴趣。尽管格罗珀尔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起的挑战并未产生多大效果，但富恩特斯所推崇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却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
富恩特斯倡导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塑造了“另类右翼”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一种新的动员策略。《逆流》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是评价了富恩特斯领导的格罗珀尔运动：“确实存在一部分人对广义上的‘另类右翼’的所作所为不感兴趣，但却被富恩特斯的持异见的右翼品牌所吸引。对他们来说，另类右翼过于激进，而保守派集团则过于冷漠，但富恩特斯似乎恰到好处。”实际上，富恩特斯的“恰到好处”主要体现在他成功地将“另类右翼”1.0与基督教民族主义框架的融合。富恩特斯强调：“无论美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它都是由白人基督徒建立的……白人基督徒是多数群体。基督教是这个国家的宗教……如果我们想要恢复美国，我们必须让美国再次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鉴于白人基督徒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正在下降，突出美国是由白人基督徒建立的国家，这可能成为富恩特斯进行种族主义动员的有效手段。诚如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分析师本·洛伯所言：“对强硬、排他性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热烈呼吁——充满了对性别和性取向‘堕落’的激烈论战，要求父权制的主导地位，以及基督教对公民和政治生活的控制——使得大多数有天主教信仰的格罗珀尔们能够将他们的‘拯救白人种族’运动嫁接到已经建立的基督教右翼框架上，赋予了它一种激进的道德和宗教十字军东征的色彩。”借助宗教道德的煽动力，富恩特斯有效地推动了基督教民族主义，使其成为特朗普2024年大选中高扬的旗帜。
基督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将基督教信仰与特定民族或国家的身份认同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潮。研究发现，坚持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美国白人往往展现出权威主义的倾向，对于被视为“外人”的各种群体，他们的宽容度相对较低。与此同时，他们对那些可能成为社会控制和强制手段的同盟者——传统种族主义者——却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度。显见，基督教民族主义构成了白人民族主义的一种神圣化表现形式。它将基督教与白人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已经演变为“另类右翼”运动的一种新兴形态，它强调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试图构建一个以白人基督教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秩序。这种以宗教为神圣外衣的思想传播，通常伴随着对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政策的强烈反对，以及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诠释。在此背景下，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找到了共鸣，他们利用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外衣，试图在政治上获取更大的话语权。
4.2美国“另类右翼”运动的政治文化影响
作为“另类右翼”的一种新兴运动形态，基督教民族主义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影响尤为显著。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通过组织集会、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以及进行政治游说，努力将基督教民族主义议程推至国家政策的显要位置。他们倡导加强边境安全、限制移民流动、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并在一些州推动了与宗教自由相关的立法活动。根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2023年的“美国价值观地图”项目调查，倾向支持共和党的红州中坚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占14%，而同情者占24%。在七个关键摇摆州，坚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占10%，同情者占19%。此外，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55%可被视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其中21%是坚定的信徒，34%表示同情。特朗普在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中拥有的高支持率、其在政策和言论中频繁强调基督教价值观，以及再次当选执政后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以捍卫宗教自由、打击反基督教偏见等，均展现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对他的影响。尽管特朗普在公开场合避免使用种族主义言辞，但这种融合了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为他的施政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特朗普2.0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
特朗普2.0政府基督教民族主义政策议程的关键角色是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沃特最近被《时代》杂志列入了2025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名单，该杂志称其为“特朗普第二任期震慑议程的设计师”以及“颠覆华盛顿革命的思想领袖”。作为华盛顿政策议程的总设计师，沃特深刻理解重新担任白宫预算主任职位的重要性。他将该角色描述为“最完美、最全面体现总统思想”的职位，宣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是“总统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应当“参与白宫政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变得“足够强大，可以凌驾于执行机构的官僚体系之上”。在意识形态上，沃特以其鲜明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立场而闻名。他曾公开撰文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辩护，认为这一概念“对于那些既坚持维护我们国家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又支持制定最有利于国家的公共政策的人群来说，是一个相当温和且实用的标签”。实际上，基督教民族主义对于沃特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标签。作为一位坚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支持者，沃特一直致力于推动“另类右翼”2.0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政策议程。该政策议程明显带有排他性质，坚决抵制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政策，强调以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为原则来划定国家边界。
在特朗普1.0政府任期内，沃特通过审查和批准预算，优先资助那些与基督教民族主义理念相符的项目和计划，确保政府的资金和资源被引导至与他信仰一致的领域。在特朗普1.0政府任期的尾声，沃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联邦政府终止对联邦雇员进行种族敏感性培训和批判性种族理论宣传。沃特在备忘录中指出：“总统已指示我确保联邦机构立即停止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来资助这些分裂国家、非美国式的宣传培训课程。”该备忘录构成了特朗普旨在打击批判性种族理论并终止种族多元化培训的行政命令——《打击种族与性别刻板印象》——的基础。然而，拜登在2021年1月甫一就职，便迅速撤销了特朗普的这一行政命令，并颁布新的联邦政府行政命令——《通过联邦政府促进种族平等和支援服务不足社区》，以推动种族平等与多元化。尽管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未能成功实施，但沃特作为该行政命令的始作俑者，并未放弃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批评，以及停止对多元主义的抵制。2021年，沃特创建了一个名为“复兴美国中心”的智库。沃特宣称，智库的主要目标是抵制批判性种族理论。相较智库本身，真正推动沃特在特朗普时代倡导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赢得多元文化之战的，是他作为核心设计者之一的“2025项目”。
“2025项目”的全称为“2025年总统过渡项目”（The 2025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roject），该项目由历史悠久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导，并得到了多个保守主义团体的共同参与。根据官方网站的权威介绍，该项目旨在为构建一个高效的保守派政府奠定基础，其核心架构由四大支柱构成：政策议程、总统人事数据库、总统行政学院以及为新政府上任的前180天量身打造的行动指南。此外，该项目还为下一届行政部门的各个领域制定了详尽的计划和政策议程——长达920页的“领导力授权”，并明确阐述了其核心目标，即“团结保守运动和美国民众，共同对抗精英统治和所谓的‘觉醒文化战士’”。沃特领导的“复兴美国中心”，不仅担任“2025项目”顾问委员会成员，沃特本人亦是领导力授权政策议程文件的主要撰稿人，同时被主流媒体广泛认为是“2025项目”的主要建筑师之一，美联社甚至称其为“2025项目的首席建筑师”。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截至2025年3月24日，特朗普共签署了99份行政命令，其中约四分之三与“2025项目”存在某种联系。分析还揭示，特朗普约70%的行政命令与“2025项目”在文本上有所关联。其中，废除政府“多元化、公平与包容”（以下简称DEI）项目的第14151号行政命令，与“2025项目”中关于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建议高度一致。“2025项目”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详细阐述者正是沃特。而负责具体执行第14151号行政命令的则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华盛顿邮报》获取的文件显示，政府效率部已经拟定了一份分阶段执行的计划，旨在落实第14151号行政命令。该计划正逐步撤销拜登政府颁布的与DEI有关的行政命令，清除联邦机构中与DEI相关的员工和办公室。然而，囿于政府效率部并非一个正式的联邦行政机构，其最终计划的实施必须依赖总统的行政命令。总统的行政命令可以采取实质性措施，如冻结相关DEI项目的资金拨款、削减其预算、终止合同等，最终实现清除目的。因此，负责管理白宫预算、起草和发布总统行政命令的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实际上成为特朗普在联邦机构中推行DEI政策变革的关键人物。在一次采访中，《经济学人》的美国经济编辑西蒙·拉宾诺维奇（Simon Rabinovitch）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马斯克以及所谓的政府效率部，不过是沃特的“突击队”，而沃特本人才是这场行动的“将军”。
实际上，沃特“将军”所领导的针对联邦政府的DEI清除运动，不仅揭示了他如何利用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职位，迅速推进反多元文化主义，延续特朗普1.0政府的政策议程，更大程度上展现了其作为“2025项目”的主要策划者对特朗普2.0政府政策的深刻影响。“2025项目”的影子在特朗普2.0政府政策议程和人事任命上清晰可见。福布斯新闻网（Forbes）5月发布的两篇报道分别追踪了“2025项目”与特朗普行政命令及特朗普人事安排的契合程度，报道披露，在关键政策领域，如外交、气候和能源等方面，两者间出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表明“2025项目”的政策议程对特朗普的国内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声称对该项目“一无所知”。与此同时，“2025项目”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色彩也昭示，基督教民族主义在美国政治中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五、结 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旨在夺取文化主导权的意识形态运动，“另类右翼”运动的高强隐蔽性、不定型特质以及独特的发展路径，赋予了它迅速适应社会变化的极大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找到生存和扩张的空间，并与拥有共同潜在目标的利益集团或政党组织联手，推进自己的政治影响。
第一，“另类右翼”独特的意识形态特质及诉求为其政治影响力的持续不衰奠定了坚实且必要的基础。首先，“另类右翼”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运动，其目标是夺取文化主导权并构建右翼的替代方案，而非“投票集团、利益团体、人口选区或政党组织”。其次，在“另类右翼”广阔的意识形态大旗下，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另类意识形态。鉴于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开展广泛的社会或政治运动并非易事。最后，“另类右翼”运动以白人民族主义为基础，本质上属于极端主义。上述因素使得“另类右翼”在选举政治中取得成功面临重重挑战。而“另类右翼”并不以选举胜利为追求目标，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转变美国的政治文化。因此，利用其固有的特性，采取灵活多变的发展策略，不仅是“另类右翼”影响美国政治文化的手段，也是其影响力得以长期维系的关键。
第二，“另类右翼”灵活多变的发展形态使其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以及特朗普1.0和2.0政府之间产生了深度契合。作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运动而非政党政治，“另类右翼”没有自己的政党政治代言人，只有意识形态专家，其影响美国政治文化的唯一途径就是为接近自己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借此逐渐接近目标。特朗普不属于“另类右翼”，但是，他的民粹主义政策议程与“另类右翼”追求建立白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梦想不谋而合。“另类右翼”看到了实现其“胜利”愿景的希望，故将这一梦想寄托于特朗普。对于“另类右翼”群体而言，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是他们实现其理想的一个机会窗口。而对特朗普本人来说，与“另类右翼”的联盟，无疑能为他提供一个获胜的选举机遇。尽管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但他所面对的意识形态对手却十分清晰。自由主义和建制派保守主义均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从“另类右翼”的视角出发，建制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被视为对立的力量。特朗普若想在选举中胜出，必须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力量。面对左右两翼的共同压力，特朗普能够联合的力量，实际上仅限于那些与他的反对者立场相反的群体。最终，为了确保选举的胜利，特朗普有选择地利用了“另类右翼”的支持，以对抗他的竞争者。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选择了立场介于主流保守主义与“另类右翼”之间，且擅长迷因操纵技术的班农，后者深度参与了前者社交媒体竞选战略。“另类右翼”与班农所提倡的经济民族主义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实现了初次契合。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另类右翼”运动的崭露头角。
第三，鉴于在2017年“团结右翼”集会遭遇的挫折，“另类右翼”1.0开始蛰伏并寻求转型。“另类右翼”的余晖，迅速演变为比“另类右翼”1.0更狡猾的新生形态。由富恩特斯领导的格罗珀尔运动成功地将“另类右翼”1.0升级为“另类右翼”2.0。相较1.0版本，2.0版本的“另类右翼”新兴发展形态更为隐秘和狡诈。它根植于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架构，借助宗教道德的合法伪装，刻意降低暴力色彩，使非主流的白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模糊，谋求渗入主流保守主义，以期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常态化。尽管特朗普在2020年的竞选中并未与“另类右翼”正面合作，但升级后的“另类右翼”2.0持续为他的竞选活动提供支持。格罗珀尔大军不断通过渗透策略隐秘影响总统选举，直至2024年大选，“另类右翼”2.0将基督教民族主义注入特朗普的竞选中，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契合。特朗普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进一步巩固了“另类右翼”运动的持续影响力。借助逐步渗透的策略，“另类右翼”2.0不仅深度融入了2024年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还通过沃特和“2025项目”，使得基督教民族主义观念更深入地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在沃特的引领下，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制定国家预算和政策时，更加重视维护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试图通过财政手段促进这一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深化。
“另类右翼”长期政治影响的存续固然得益于其灵活多变的发展策略，而其勃兴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对自由主义“激进化”的一种反动。未来，作为“中道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如果保守主义政治运动无法遏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左倾”趋势，而任由自由主义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无限制地发展，那么作为保守主义的一种畸变反应，“另类右翼”运动可能会继续引领基于种族和民族的各种新形态意识运动，持续与左翼进行斗争。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势必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在种族、民族和文化认同上的分裂，乃至最终侵蚀国家认同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