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 刘朝晖: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8 次 更新时间:2007-09-28 06: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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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刘朝晖  

  8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关人类学的外文译著之滥觞,俨然有20世纪初“西学东渐”时的风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30余家出版社出有人类学方面的译著,在出版的二十余个系列丛书中,人类学译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著中信手拈来的就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列维—斯特劳斯的《广阔的视野》,基辛的《文化与社会》,F•普洛格的《文化的演进与行为》,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莫里斯•布洛克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提供了一个“异域文化”的参照物。也为当时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讨论立起了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

  到9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开始接上老一辈传递过来的“接力棒“。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大师般的恢宏气势,又有诲人不倦的谆谆教诲,后辈就是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学术氛围里成熟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庄孔韶的《银翅》,周大鸣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彭兆荣的《西南舅权论》,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等。90年代中期,一批在80年代出国学习的学子学成回国,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北京大学的王铭铭、麻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纳日碧力戈、翁乃群、黄平,厦门大学的彭兆荣等,他们大多在国外求学数载,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发展现状和话语有相当的了解,他们的研究能直接与现代西方人类学接轨和对话,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也提升了中国人类学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

  (2)科际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望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这些不仅是国内领先的研究,也是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科际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同时,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

  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不下70余次,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到目前为止,这个研讨班已举办了六届,在研讨班里融合国内外,汇集老中青学者,一方面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培训了人类学的学术骨干。这些高层次的研讨班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另外,以各大学为单位举办的各类国际研讨会也在积极地扮演着这个角色。

  (3)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化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格,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云南大学参与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评估计划,即PRA(参与式乡村评估),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对江西、新疆等地农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评估等,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可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从学科发展历史来说,人类学经历了从知识到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到20世纪后半期,它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一种超现实的结构和心理研究趋势,使人们以为人类学是一门少数学者自娱的学问而与现实无涉,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边缘化”,与主流社会话语不和谐(孟宪范:2001:213--222)。但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知识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会加大,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一门“显学”。

  

  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对一个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做回望,要虑及到的方面着实很多,但我们认为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有三个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审视,那就是:(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2)、本土化情结;(3)、历史的研究取向。下面我们逐一进行讨论。

  (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一直伴随着这种现象。20世纪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西方著作的翻译以外,还有一批西方的学者活跃在中国各地。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民族学知识的获取和中国民族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在中国从事人类学调查的外国人类学家主要包括三支(王铭铭:2000:390)。第一 支来自欧美,如荷兰人类学家德格鲁特(J.J.M.de Groot)等;第二支来自日本,如鸟居龙藏等;第三支来自俄国,譬如,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1912年就对中国东北诸民族展开调查和研究工作,以后又对华北、华南和西南的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工作,培养了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影响了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一批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的成长。另外,还有一批外国来华的官员、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汉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等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他们的中国研究提炼出来的研究模式,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使得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处于研读和模仿阶段。因而,可以说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同时也因此开始了西方人类学对中国研究的强势支配地位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欧美的人类学家不能到中国大陆进行调查,他们转而去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会作调查,港、台等地的人类学的发展和兴盛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从基本的理论思想到具体的调查方法,就连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概念,研究的主题,以及表述的方式都深深地打上西方汉学人类学的“烙印”。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国门,那些原来只能在港台等地做调查的西方人类学家,得以进入中国大陆进行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我们一些学子得以走出国门,到西方欧美社会学习它们的最新的人类学知识,这些又合成一股强势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支配话语,使得我们至今的人类学研究仍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支配之下。尽管如此,强势之下仍有喑哑之声,在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之中,一些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在这种重压之下激发出来的自强精神和学术自觉意识,让我们一直能听到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呐喊”。

  (2)、本土化情结。回顾过去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一直都在宣泄自己的本土化情结。可以言表的至少就有三次,第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和正着手重建社会科学的中国大陆,第三次是在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与台湾和新近归国的学子之间的思想碰撞的90年代。为什么我们一直萦绕在这种情结之中?单以民族感情是不足以解析清楚的,因为每一次的兴起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情景”。

  30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界在经过20、30年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不满足对于西方人类学的简单移植,试图从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人类学学科知识,开始了所谓的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它基本上沿袭这么一个轨迹:中体西用---晚清国粹派---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像吴文藻先生在传播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创立“中国学派”的口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30年代的“中国化”思潮代表着中国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发展时从对于“西学”的兴趣,转向利用“西学”的学理来倡导本土社会和境内少数族群的研究取向,而且这种思潮的涌动一直延及到80年代初。80年代,这个话题在台湾和香港再次被提出,他们发出“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声音,不但要求研究理论本土化,而且研究方法也要本土化。换言之,要发展出来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从原因上来分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台湾香港人类学界对30多年仰人鼻息的发展状况的反思,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台湾香港人类学研究的自主意识的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社会科学的全面重建阶段,在本土化的潮流中,以一种很隐喻的方法表达了这层意思。诚如邓正来所言,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话题,其实质就是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此前30年来的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邓正来:2000:1—2)。到了90年代中后期,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社会又发出了本土化的声音,它以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会议为亮点,回应了二个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学术争鸣现象,一个就是大陆学者在回应台湾人类学家乔健的文章《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时所反映出来的“情绪”,另一个“事件”就是历史学者评述人类学者王铭铭的著作《社区的历程》,从而引起所谓的学术批评规范化的讨论(曹树基等)。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政治隔离带来的误解和学科之间的歧见,但从深层来看,这里反映出了拥有所谓的本土知识的学者对秉承西方学术思想的学者的反弹,只不过它以一种极端的批判的形式,表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化”研究的紧迫性。

  可见,在整个本土化过程的呐喊中,一直萦绕着二条线索,一是学术思想的顽强的自主精神;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其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本土化情结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界都普遍存在,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与这些国家、民族的本土化(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社会科学本土化是西方文化体系与本土文化体系矛盾、冲突、斗争的缩影”(周大鸣:1998:71)。换言之,具体某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演变与其政治选择是密切相关的(王正毅:2000:38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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