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

——2005年5月24日华东师大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3 次 更新时间:2007-09-13 0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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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桦  

  也使韩国人振振有词地要求现在的日本人,为那些不是由他们本身犯下的错误而道歉或赔偿。如果不是承认了类似血缘因素的作用,我们如何要求一个国家必须承担他们上一代未了的责任,就像我们要求别人“父债子还”一样?[ 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被要求的历史承担甚至可能重于私人间的债务关系,因为民法犹且规定子女可以声明放弃继承,而民族的恩怨是非却世代积累,不易解决。] 不过就规范面来讲,我们是否要依此“国以族为本”的逻辑来论断所有涉及国家行为或国家人格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争议。我们尤其要小心避免的是轻易切换于集体人格与个体人格之间的论述 —— 日本这个国家(或国族)曾经侵略中国,并不表示现在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辱骂或杀害任何一个日本旅客以为报复。民族主义要证成国家认同中的“民族”因素不是难事,困难的是这个因素该如何落实,以及它有什么限制。

  第三,如果每一种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有吸引人的力量,我们就得正视民族主义所反映的价值,检讨这些价值之中是否有某些言之成理的项目,而为其它意识形态所欠缺。大体上,人们都同意“民族”概念蕴含了“团结”、“互助”、“忠诚”、“奉献”等比较属于集体主义性格价值。其它意识形态通常比较不强调这些价值,因为它们另有关切的项目。因此,“国家认同”概念可以从民族主义这边吸收一些有意义的基本价值,以肆应各种国家可能面临的挑战。具体地讲,民族主义所蕴涵的价值比较适合在外敌入侵时被提倡,因为危机时刻常常需要集体主义式的动员,而集体主义式的价值不是自由主义所能提供。虽然许多思想家认为集体主义容易滋生非理性因素,但政治的内涵包罗万象,非理性因素并不必然永远是负面有害的力量。在危机时刻,感性动员通常要比中规中矩的理性思惟更能因应得体。

  以上所述乃民族主义国家认同观可能的贡献,接下来我们还要讨论它的流弊与限制。

  以“民族”为国家认同的构成原则,其最大问题就是“民族”无法清楚界定。传统民族主义者认为共同血缘、历史神话、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习惯等约略可以划出民族与民族的区隔,但是这些划分标准无一禁得起检验。诚如 Renan 所说:种族学并不是十分客观的学科,而且即使种族血缘的分辨技术没问题,“种族之于人类并不像科属分类之于啮齿动物和猫科动物那样重要”。语言使人易于沟通结合,但它没有强迫人们非如此不可的力量。美国与英国使用相同的语言,并没有统一成为单一国家;瑞士人民使用三、四种不同语言,却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语言社群与政治社群未必合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譬如英德两国的天主教徒并未合组一个国家,而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两种以上的宗教人口(Renan, 1995:9-15)。想要以民族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却无法确定民族根据什么客观标准来划分,这是传统民族主义理论上的致命伤。至于晚近的民族主义者转而强调共同意志或建构出来的共同意志,这等于承认国家先于民族产生,因此所谓“以民族为国家认同之根本”不如说是“国家建构下的民族认同”。既然“民族”是虚构的,它就丧失了支撑国家认同的正当性,我们根本可以考虑代之以任何其它虚构的东西,或者根本放弃国家认同。

  进一步讲,在“民族”定义不明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者不管提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蕴含着绝大的任意性与暴力性。这种“国族合一”的认同观设立了单一民族的假象,想尽办法使原本并非单一的族群结构趋于单一。于是轻则同化、重则灭族,完全以主要族群的利益去决定少数民族的存亡。在国际上,由于目前全世界的国家疆界与各种主观认定的“民族”疆界完全不一致,各个强大的政治势力乃动辄以“民族统一”为名,不断号召政治疆域外的同族群体伺机起义回归母族,或甚至强行兼并邻国之本族聚落,造成国际间之紧张情势。而在国内政治方面,则为了维持“国族合一”之假象,统治者乃以强凌弱、众暴寡的政策对待少数民族,使之永无翻身壮大、威胁既有统治族群之机会。因此民族主义式的国家认同最多只是满足了主体民族的统一欲望,却往往是少数民族的噩梦。

  第三,就民族主义所采用的社群主义思考或“脉络下的自我”理论言,我们固然同意每个个体都应当认知自己归属于各种大小不同的社群脉络,但是社群脉络的种类繁多,“民族”并不必然具有相对的道德优越性,因此“民族认同”也不必然比“家庭认同”、“村里认同”、“学校认同”、“性别认同”、“职业认同”等更有资格成为一个人思考是否认同于一个国家的根据。事实上,对不同的人而言,他(她)之所以认同一个国家,其主要原因必然千差万别。有的人是因为热爱自己生长的小村子,而连带愿意认同于包含小村子在内的国家。这时他的乡土认同重要性远甚于抽象而空泛的国家认同。依同样理由,我们可以想象许多人的“性别认同”、“宗姓认同”、“社团认同”……等才是他们认同一个国家的关键。现在民族主义者要求他们相信“民族认同”才应该是他们的最爱,这只是强人所难。因为一个人由于眷恋乡土而承认国家之权威,还有种种解释过去的理由(譬如说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及修桥铺路的服务)。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一个抽象而模糊的“民族”概念,并且强迫自己相信民族认同至上呢?“脉络理论”只能说服我们“民族”也是一个对个体存在有意义的脉络,却无法证明“民族”应该成为国家认同的主要基础。[ 关于“脉络论”或“着根论”能否推论出“民族”的伦理优越性,Andrew Vincent 写了一篇极为精辟的分析,他批评的对象包括了 Neil MacCormick、David Miller 及 Yael Tamir,详见 Vincent, 1997:285-89。]

  最后,如果民族主义者放弃上述第二、第三点,不再坚持“民族与国家合一”,也不再坚持“民族认同比其它认同更重要” —— 换句话说,如果民族主义转化为上文所讲的自由民族主义,那么新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观是否就没有问题呢?笔者承认自由民族主义理论家用心良苦,而且在若干理论上切合实际。只是笔者不认为两种意识形态的结合毫无扞格痕迹。基本上,自由主义所谓的“自主、选择、反思批判”并不会完全排斥民族主义所重视的“团结、忠诚、奉献牺牲”。不过在具体案例中,两种价值系统可能还是有冲突,必须彼此折衷、各有退让,而非顺利平安地联结在一起。譬如,David Miller 为了强调民族的历史延续性,坚持民族文化不是任何个人可以随便宣布放弃、不予继承。另方面他为了尊重自由主义的个体意志,又改口说每个人都可以反省、批判其所属脉络之历史文化,甚至理性地选择别的文化作为自己的资源。然则在“自由选择”与“着根继承”之中必须有一个价值优先于另一个价值,否则这个论述充满矛盾。Yael Tamir 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个体选择人生目的之能力,另方面又认为此选择必然要行使于既定文化脉络所提供的资源。这样一来就无法合理面对个人文化资源转换的问题,更不用说会轻易赞同移民的权利了。自由民族主义试着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基本上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两种价值体系实存的冲突。在特定的论点上,一个人可以决定采用自由主义,或决定采用民族主义,但不可能处处都以自由民族主义一词含糊地交待过去。我们必须承认冲突与妥协,而不是假装天下太平。

  

  原载: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集》第2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

  转自思与文。

  

  (江宜桦,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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