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48 次 更新时间:2007-07-26 0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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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  

  更不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所以,他不仅没有叛国的主观动机,也没有叛国的实际行动。他的飞机上没有带走任何‘国家机密’,他有的只是‘亡命天涯’的无奈。”[37]显而易见,为了逃避无可避免的政治迫害,谁都有权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

  

  十、叶群有无指使林立果“杀毛”?

  

  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共官方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已经认定林彪是林立果“阴谋政变杀毛”的主使人,叶群身为林彪的夫人自然也就是主使人之一。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38]于南也说:“1971年9月5日、6日,林彪、叶群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惊恐不安,决心采取行动谋杀毛泽东。”[39]

  海内外一些独立研究者在否定林彪指使林立果杀毛一事的同时,认为叶群是林立果杀毛行为的背后主使人。笔者对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官方指证叶群涉案的根据,仅仅是李伟信一个人的口供,而且这一口供依然含混不清,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叶曾指使林立果杀毛;相反,不少北戴河林家别墅的工作人员都证实,叶群在事件前大事张罗女儿的婚事,9月12日晚还向邱会作夫人胡敏去电祝贺邱家添了孙女。叶群当时所焦虑的是,如果被毛泽东打成“特务”“反革命分子”,发配到农村将怎么生活。当年在延安“审干”时叶群就有过类似经历,“文革”中刘少奇惨死在开封的情况,林彪一家是仅有的几位高层知情者之一,叶群怎么不害怕毛泽东的整人手段呢?这也完全是一个妇道人家的普通见识。

  叶群有可能同意林立果的逃跑计划,诸如安排飞机、了解中蒙边境的军事部署情况等,但说她指使儿子杀毛,则叶群既无此胆量和魄力,也无实力与能力。连林彪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都毫无可能搞政变杀毛,区区一个叶群怎么可能主使自己的儿子干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呢?因此笔者指出:“叶群是否主使林立果去杀毛,全凭李伟信一个人的口供。单凭这么一个孤证能够坐实这个罪名吗?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只凭某个人的口供即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研究者对此不能不察。”[40]

  

  十一、《“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彪的政变计划吗?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为了坐实林彪阴谋政变的事实,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声称这份纪要是林彪集团武装政变的计划。因此,国内党史学界一致认定,该纪要确实就是林彪的政变计划。例如,于南写道:“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密谋。从3月21日到24日,由于新野执笔草拟了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41]

  中共官方编纂的《周恩来年谱》有这么一段记载:“(1971年)三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42]然而《周恩来年谱》的这个记载没有任何资料来源,什么人听到了林氏父子之间的谈话,它又是怎么记录下来的?此情节犹如小说家言。

  “史学”对《“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了质疑:有何证据证明该纪要是林彪授意所拟?那唯一的证据又是李伟信一个人的口供,而且李伟信承认他并未见过这份“计划”,所以李伟信最多只能算作半个证人。“历经30多年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成员,竟也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571工程纪要’。”“史学”进一步质问:“据那个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571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571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因此,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43]

  “史学”认为:第一,《“571工程”纪要》的“原件”至今来历不明;第二,该《纪要》的“原件”没有一个“目击证人”;第三,李伟信只是唯一的“571工程”的局部“知情人”,但不是《“571工程”纪要》的直接目击者;第四,法庭对于《“571工程”纪要》的“原件”没有依法进行必要的当庭查证;第五,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和证人可以证明,该《纪要》的制定是“主犯”林彪亲自“授意”和批准的。[44]“史学”这一分析极为独到,抓住了研究“九一三事件”真相的关键点。

  

  十二、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有无反劫机?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林彪专机的副驾驶员康庭梓。康庭梓在“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之二:起飞后极不正常的转变航迹”一文中认为,林彪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经历了一段令人费解的转弯。他写道:“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康庭梓认为,那是因为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一开始是准备飞往广州的,但由于林彪一伙叛逃的目的地是前苏联,飞机起飞后才逼迫潘景寅向另一个方向飞,故此在飞机起飞的一段时间内有如此奇怪的转弯情况发生。康庭梓写道:“‘九一三’与一般空中劫机事件不同的是,它发生在共和国最重要的专机上;劫机犯不是一般人,而是林彪及其家人,这与一般的民航劫机又有不同。但是,劫机者不管使用什么花招,最终必须把叛逃的飞行航向通过飞行员的操纵动作,反映在飞机罗盘的指针上;飞行员在被迫的情况下,必然与劫机者进行周旋。更何况256飞机是在深夜,在油不够、没联系、缺资料的情况下,要飞往异国他乡的茫茫荒原,在飞行员看来,无疑于去送死。所以,‘九一三’事件的256号飞机上应该也有反劫持斗争的迹象。这种迹象反映在起飞后一转弯的航迹上,就是出现与正常规律极不相称的反常现象。”[45]

  时任空军专机师师长的时念堂则根据该飞机飞行轨迹提出了他的疑点:“一、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仅剩下了12.5吨的油料。既然这些油料,仅是飞到苏联实际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么,林彪叛逃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起了大圈,浪费了油料。这是为什么?二、邓小平生前曾经结论说: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是“正常死亡”。那么,机组人员在空中是否与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三、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首先稳定在去广州的航向上。那么,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如果是,那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四、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还曾经稳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飞机上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五、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46]

  笔者认为,康庭梓的说法陷入了一个悖论:康在文章的前半部分论证了潘景寅是林彪一伙的死党,如潘景寅将飞机的燃油加到17吨却对其他机组人员隐瞒此事,他隐瞒了飞机第二天的真实航线,还故意造成机组人员4人走5人留的局面等等;然而康随后又企图说明,潘景寅是反劫机的英雄,康说,“他(指潘景寅)肯定对空中叛逃的行为深恶痛绝”。事实上,康庭梓对飞行航迹的分析仅仅是根据自己的飞行常识,他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潘景寅曾有反劫机行动。

  笔者曾这样分析过:“潘景寅应是专机师内林彪一家信得过的人物,否则空军专管专机的副参谋长胡萍也不会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潘景寅来执行。从潘景寅在9月12日一天的言行来看,潘坚决地执行了上级指挥员胡萍的命令,包括飞机要飞广州,要给飞机加足够的油料,且行前特别保密,潘甚至自己不去睡觉也要在北戴河候机室内掌控一切,甚至与胡萍统一口径对付来自周恩来、吴法宪等更高层的查询等等。作为潘这一级的负责人已无可避免地卷进上层斗争的漩涡,这恐怕是谁都无法逃避的。设想在空军难道可以不紧跟林立果和林彪吗?每天为这些大人物服务,潘景寅实际上被划进这个圈子了,难道为副统帅卖命还卖错了?但潘景寅毕竟有别于周宇驰和于新野,潘只是个开飞机的驾驶员罢了,首长上哪儿你就去哪,没什么好商量的。康庭梓若想证明潘景寅最后关头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反劫机’,就要拿出实证,而不是凭空想像和臆测。[47]

  笔者认为,要彻底搞清林彪专机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还有待飞机黑匣子的解密。中国方面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俄国交还本属于中方的物证。

  

  十三、林彪专机坠毁之原因

  

  林彪专机为何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其原因为何?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中共高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根据中国驻蒙古外交人员报回来的信息和若干张照片认定,林彪座机是因为燃油不足而迫降,在迫降过程中因飞行员操作不当而导致机毁人亡。此后,虽然官方也成立了调查组,但最后的结论还是为周恩来早先的结论作注脚,30多年来这一结论一直维持不变。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目前有几种说法值得关注。陈晓宁认为,林彪飞机是遭遇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所致。根据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的采访,陈晓宁认为,林彪座机飞到苏蒙边界后南返,飞机在南返途中极有可能被苏蒙方面的导弹击中,从而爆炸起火,飞行员不得不在温都尔汗地区紧急迫降。[48]王年一和陈昭的“256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一文也持这一观点。该文指出,林彪座机在天上起火后才迫降。陈晓宁与王年一等人都是根据蒙古当地牧民的亲眼所见,指出飞机起火在先,迫降时爆炸在后。[49]原256号专机副驾驶员康庭梓则认为,蒙古牧民看到的飞机上的火光其实是三叉戟飞机上着陆灯的灯光,他否定了飞机先起火之说。[50]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飞机本身就遭到人为的破坏,256号专机被人做了手脚,如在飞机的机翼内放置了爆炸装置,或飞机上的某个仪器被破坏等,最终导致飞机失事。但这种观点尚未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予以支持,权当一种猜测.笔者认为,无论是导弹击落说,还是人为破坏说,都需要严谨的证据予以支持,但由于中国官方30多年来不愿做这些工作,任凭相关证据因年代久远而流失,甚至故意不索还256号飞机的黑匣子,研究者只能通过有限的资料探讨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据说前些年某中国商人曾将256号飞机的部分残骸自费运回中国,自家收藏,而该机的黑匣子相信也还在俄国人的手中。要彻底揭开林彪飞机坠毁的原因,可以继续努力、探寻真相,关键就看是否还有类似于澳洲记者彼得·汉纳姆这样的有识之士愿意再下功夫追寻之。

  

  十四、舒云新书《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突破

  

  2006年8月,舒云新作《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出版。该书出版前,笔者就看过完整的书稿,对舒云的工作深表钦佩。该书出版时,笔者曾撰文“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读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予以介绍。

  舒云新作有几个特点:历史的考据与记实相结合;采访众多的知情人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林案的细节上下功夫,不放过一个疑点。正是有了这番辛勤挖掘 ,舒云新作在林案的研究上有了相当大的突破,比如毛的南巡与林立果的行为之关系,林立果身边是否有毛泽东的“卧底”,是谁将毛回京的消息及时透露给了林立果,为何会有两个“林彪手令”,8341部队为何未能拦阻林彪的出走,为何在林立衡的一再要求下8341部队不仅不履行保卫林彪的职责、反而应“中央”的指示要求林立衡与林彪一行也一起上飞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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