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2 次 更新时间:2007-05-24 02: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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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宝  

  该 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之一。

  (签署)胡适(此处并无亲笔签名--译者按)

  其实,在上述各方为牛津聘请陈寅恪事多次电函往来时,陈本人对于到牛津大学任教并不见 得有多大兴趣,他次年赴香港前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便表明了这一点[注解:陈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贻琦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3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201页。]。他对去牛津任职事一度犹豫的态度,在颜慈1938年12月26日写给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 Veale的信中也得到证实:

  中国大使发出一封信函,谓陈教授已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大学之聘任,我为能将此信之摘录 送交与你而松一口气。如此一来,亦必省却了遴选委员不少忧虑。我估计,遴选委员毋需再 次开会。四日前我在雪中摔伤了腿,因此有数周不能参加会议。

  你会从大使的信函得悉,他将愿意代你与陈教授联络。[注解:颜慈致Veale信,1938年12月26日,CP/1, File 1。]

  在陈寅恪致梅贻琦信中提到的郭复初,即颜慈信中提到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陈寅恪之应 聘牛津,很大程度上是郭泰祺劝说的结果。至1939年中,陈寅恪本人和牛津方面都为陈赴英 做好准备,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亦同意拨款100镑作为陈寅恪旅费之用[注解: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秘书致注册长信,1939年5月2日,CP/1, File 1。],陈 寅恪则于1939年6月动身离开昆明。

  

  两度赴英受阻

  

  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任之后,先后两次赴香 港,准备动身前往英国。第一次是1939年夏由昆明到达香港,正准备转乘轮船赴英就任的时 候,却适逢欧战爆发不能成行,只好于9月返回昆明。次年夏天,陈再次赴港,"待赴英时 机。既难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注解: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8-119、126-127页。]人们一 般把陈寅恪不能成行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欧洲战争的爆发造成交通中断。不过,尽管陈寅恪第一次不能成行的直接原因确实是欧战爆发,然而,从事隔一年,欧洲战火未息,陈仍再次决意起行这一事实看,欧战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第二次滞留香港的原因,更似乎另有蹊跷。

  牛津大学的档案显示,陈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战争受阻不能按时上任,曾于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原函未见,但这封信的原文在档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内容如下:

  我原来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 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决定推延19 39年至1940年学年度赴英之事。我将返回云南,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注解: N ote on Negotiations with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1932-41, CP/1, File 2.]。

  牛津大学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1939年9月,在陈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时,大学的监察委 员会已向大学当局提出建议,允许陈寅恪延迟至1940年度第一个学期初就任[注解:eport from the Visitatorial Board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CP/1, File 1.]。此建议随即为大学当局通过。陈寅恪在1940年再次动身赴港,显然是根据牛津大学这一决定,准备在1940年度第一学期到牛津上任。在牛津大学有关的档案里,有一封相信是陈寅恪在1940年5月从昆明发给牛津大学的亲笔信件,内容如下:

  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 院事宜。

  可见陈寅恪此行并非如今人一般所说,是到港探亲,等待机会赴英,而是已有很明确的赴英 行程安排。但是陈寅恪抵达香港后,却没有按照原计划成行。他在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 函中很清楚地讲到了改变行程的原由,信云:

  月涵吾兄先生左右:别来不觉月余,想起居佳胜。弟到港即接郭大使自英来电,因时局关系 欲弟再缓一年赴英,当即托英庚款会代复照办[注解:陈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函,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3页。]。

  据此,陈寅恪1940年滞留香港乃根据郭泰祺的意思"照办",但牛津大学的档案却显示,当时牛津方面从郭泰祺那里所得到的信息,是陈寅恪本人希望再推迟一年上任。郭泰祺在1940年7月8日亲笔签名致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 Veale的信函中写道:

  有关我6月17日的信函,我今天接获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电报如下:

  "请告知牛津大学陈寅恪推迟到明年上任之意愿--杭立武"

  请就上述之请求发信往昆明答复陈教授。

  郭泰祺提到的"6月17日"的信函,在档案中未见,但档案里有一份材料,乃摘录自牛津大 学周议事会6月17日发出的定期通告,其中有云:

  注册长接到指示,答复中国大使刚提出的查询,假若陈教授希望再次推延其上任的日期(见V ol.174,p.23),周议事会将提出一个议案,予他再度休假一年[注解:Acts?, 17 June 1940, Vol. 176, p. xxx, CP/1, File 1.]。

  这个议案后来在1940年10月获得通过,据此,陈寅恪应在1941年第一学期到任[注解:?Acts?, 14 Oct. 1940, Vol. 177, p. ix, CP/1, File 1.]。

  根据以上几段资料,可以做以下的判断:从1940年5月陈寅恪致牛津大学函,知道陈此次去 香港,是决定前往牛津上任,而不是去香港等候时机。就在陈寅恪动身赴港的时候,1940年 6月17日,郭泰祺致函牛津大学,虽然原函未见,但同日牛津大学周议事会发出的通告中提 到,郭泰祺刚刚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再次延迟上任日期事,由此可以知道郭泰祺在陈寅恪 已经动身的时候,曾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是否可以推延上任。牛津大学当局接到郭信之后 ,指示注册长答复郭泰祺,如果陈寅恪希望再次推延上任日期,牛津大学可以准予再延迟一 年,可见陈寅恪1940年再次推迟到牛津上任是郭泰祺提出来的。在1940年,从牛津大学的角 度去看,关于陈寅恪何时上任,战争似乎不是一个直接被考虑的因素。同年7月8日,郭泰祺 又致信牛津大学注册长,转达杭立武的电报,并请牛津直接答复陈,杭的电文原文是"Plea se inform Oxford Tschenyinkoh?s wish postponement another year-Hanlihwu",由 于 这是一份电报,用了省略的句子,不同的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些微妙的差别,但 杭立武用上"Tschenyinkoh?s wish"的说法,则很显然让牛津大学觉得他们正在转达陈寅 恪的意愿。而当时郭提出要牛津大学直接致函到昆明答复陈寅恪,表明郭当时还不知道陈寅 恪动身的安排。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陈动身的准确日期,但从陈一到香港就收到郭电报看,陈 动身日期很有可能是在7月8日以后,即使在7月8日之前,也不会早多少天。从陈寅恪8月24 日致梅贻琦信看,正当郭、杭向牛津大学转达陈寅恪欲再缓一年的"意愿"的同时,或者甚 至是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陈却离开昆明到香港,准备去英国。而陈到达香港的时候,郭泰祺 致电表示希望他"再缓一年赴英"。可见,郭在7月8日还希望牛津大学直接复信陈,以便在 陈未离开昆明时搁置赴英行程,但随后得悉陈已到香港,便直接致电陈提出要他推迟行程。

  从这些片断的资料看来,陈寅恪1940年未能赴英上任,牛津大学所得到的消息,是陈寅恪本 人的意愿[注解:在159页注⑤所引的文件中提到:"1940年夏天,陈寅恪教授再次 要求允许他再推迟一年就任他的教授职位",CP/1, File 2。],但陈寅恪得到的信息,则是郭泰祺的指示。从日程来看,在陈寅恪得到这样的信息甚至还没有离开昆明之前,郭、杭二人已经为陈寅恪推迟上任同牛津大学交涉,而这个时候,陈本人显然毫不知情,还按原计划离开昆明到了香港。可见,陈寅恪1940年再度赴英未果,很可能是郭、杭二人的刻意安排。

  这一历史的真相和具体的细节如何,郭、杭二人当时有何特别考虑,在没有掌握更多资 料的时候,难以做进一步的揣测。不过,了解一些郭、杭二人相关的资料,也许对进一步考 虑这一看似偶然事件的意义有一定帮助。

  身为驻英大使的郭泰祺,在此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他的大使身份外,似乎还由于他 和牛津有着一些特殊的关系。正如陈寅恪在致梅贻琦函中已经点破的,郭泰祺以中英合作为 理由力劝他接受牛津聘请,但所谓中英合作,实际上"即大使馆与牛津之关系"[注解:陈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贻琦函,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1页。 ]。据《郭泰祺先生行述》载:

  当公(郭泰祺--引者)在使英任内时,与英国朝野均能深相结纳,博得对方之尊重,如保 守党之丘吉尔、艾登及巴特勒,工党之阿特里、贝文及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及各著名之大 学校长教授,新闻界之有力人物,无论左派右派,均有相当之友谊,英国牛津大学曾赠以荣 誉法学博士学位......[注解:《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8册,台北,199 3年,333页。]

  郭泰祺是在1938年夏获得牛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注解:?Who?s Who in Ch ina,? Supplement to 5th edition,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40, p. 26.],就在郭获得这一荣誉不久,牛津大学决定聘任陈寅恪,郭显然在中 间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正是郭泰祺积极与英国朝野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郭为陈事所做 的努力,从郭泰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他在英国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 至于杭立武,则 曾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也是中英文化协会的创办人,抗战期间,又被蒋介石 委派为蒋与英国驻华大使及丘吉尔驻华私人代表的联络员。1940年7月,英国曾应日本要求 ,将滇缅公路封闭,禁止军事资源运达中国,中英外交正处于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郭代表 中国政府向英提出书面抗议,并做外交交涉[注解: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 料汇编》10册,台北,1996年,4505-4509页。];杭立武则代表 蒋介石和丘吉尔交涉,争得滇缅公路重开[注解:《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 王萍访 问,官曼莉记录),19页。]。可见,郭 、杭二人均与英国政界、学界和文化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在陈寅恪和牛津大学之间所 扮演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一个转信人和传话人的角色,在陈寅恪滞留香港不能赴英的事情上, 也显然是最知情者。他们这种角色,也许令杭立武觉得有责任施以援手,于是出面与香港大 学商洽,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并为此事于1940年8月24日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注解: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2页。]。

  从杭立武一函可见,陈寅恪之受聘于香港大学,实际上是杭一手促成的,连陈在香港大学的 薪金,似乎都是由杭立武的中英文化协会支付。上文曾引录的陈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 琦函中,也提到"近因滇越交通又阻,而飞机票价太高,内子复以病不能即旅行赴沪"," 几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注解:陈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函,清华大学校史 研究室前引书,203页。]由此可见, 就陈寅恪的主观意愿而言,1940年 中赴英之意本已甚决[注解:陈流求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一文中也回忆陈寅恪先 生在滞留香港期间,"仍在做些赴英的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穿的西服"。也可作为陈本 人没有放弃赴英打算的旁证。见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 育出版社,1994年,73页。],既接郭泰祺电告再缓一年,不得已搁置行程, 并欲尽快回国,滞港亦非所愿,寄籍香港大学实属不得已之举。就客观条件来说,此时距离 欧战爆发已经一年,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凡是涉及陈寅恪推迟上任的文件,都没有提及战 争期间交通中断的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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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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