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肖自强: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9 次 更新时间:2007-04-25 01: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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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肖自强  
只有线性历史观才可能有总体性的下一步。因此“规律”是在时间里否定空间。要把社会学运用到历史学领域里面来,因为社会学是研究空间“秩序”的。如果是在空间中把握时间,就很难线性地推测下一步,因为它是一个“合力”概念。空间概念绝对是合力概念。空间是由一系列边界构成。每个边界领域有自身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不是我们过去谈的“相对独立性”。它是一个“非常”的独立性。现有的辩证法把它的独立性全淹没掉了。

   我觉得把“空间”概念做足,“新社会史”叙事就成功了,隐含在里面的“价值”也就出来了。但是关键的是,用空间去把握时间有一定的难度。时间,我们都清楚,是单线条的。虽然我们假设很多可能,但是好像没有提出什么可靠性出来。明天就是明天,今天就是今天。按照规律,从今天推到明天,只能是线性的。按照规律,中国的发展只能归到一个模式上去。而“中层”本身包含很多东西:高层是最高点,中层是位于中间的一系列点,空间概念和中层概念使这些点都具备自身的终极性。在价值和主权上,这种终极性不受其它任何约束,是自足的。即使接受影响也是选择性或者契约性“接受”,而不是被迫性接受。它是一个选择主体,而不是纯粹接受主体。我最近在思考“主体”这个概念时,就发现八十年代少一个东西,就是权利概念。很多人研究到了认知的主体性、意识的主体性等,就少一个东西——权利的主体性、权利的优先性。这是八十年代最大的漏洞。假如把“权利”概念赋予“主体性”,在21世纪我们就可以把“主体性”概念重新捡起来。

   这样就进入到“分权”和“主权”中。电影《第一滴血》给我很大的启发。国民军到地方去抓嫌疑犯,必须由当地警长邀请并服从警长指挥。这就把权力分化了。后来我阅读《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概念》、《论美国民主》等书,就产生一系列分化和分权的概念。假如一个公民能在宗教上参加A团体,在文化上参加B团体,在政治上参加C团体,在娱乐上参加D团体……,而宗教团体、文化团体、政治团体和娱乐团体等又是一种多元格局,每个公民具有相当的选择空间和结社权利。这是一个理想国。但是美国社会有这个倾向。它不把它们混杂在一起。宗教机制、政治机制、文化机制等是不同的,不能混在一起。这是一种社会分化,也是社会个体化的彻底化,也就是个人作为个人存在。权力分化了,每一种社会团体和社会方面都有自己的权力终极。

   杨:这恰恰是历史学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原来中国社会可能会存在你所说的这种所谓的底层民间团体。它们在化解一系列基层矛盾、维持地方秩序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细胞终端的作用。摧毁——把空间的东西转化成一个线性单位——之后,所有的空间都在维护着线性单位所表达的终端的愿望,最后连作为线性单位的空间也全部被消解掉了,地方的各种不同愿望找不到一个表达场所。

   肖:我刚才说的很多东西都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现代政治哲学已经把法律、伦理放进去。法律里的权利观念、政治里的权力观念、伦理学的善恶观念都综合到政治哲学里去。假如政治哲学给新社会史叙事建构一个价值体系,社会学给打造中层和空间概念,再用历史学的基本功夫把材料做活的呈现,最后请哲学帮助做好范式塑造和迁升,那么这个历史研究就升华了,新社会史“叙事”也就圆满,也就转化为新社会史“观”了,“中层”本身也就成为一个自足的东西。这样,把中层理论作为操作层面的理论出台,就有苗头了。中层理论现在有了帽子,脚也找到了,就少个身子。

   杨:可能以后中层理论需要探讨的就是:一个是操作;一个是兼容,即怎么把当代的一些问题容纳到讨论之中。现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些思潮的东西,是不是要把它容纳到框架里面,作为一个背景来讨论?

   肖:历史学家如果缺乏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审视,就很难进入历史。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后来的新儒家,特别是在余英时提出游魂说以后,都关注到中层和下层。下层是通过中层来关心的。我曾经说,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很有意义,可以和新儒家合作,因为社会人类学能发现民间保留的儒家文化,这很值得呈现。中国现在的政治学和法学也在关注地方性资源。其实,仅有下层的和高层的、微观的和宏观的,其结果只能是双方都被架空。所以说综合起来看,中国很多理论和学科都发展到呼唤中层理论这一步。

   杨:这牵涉到资源共享、互用的问题。现在许多研究好像仅仅是立场的对立,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也需要一种整合,看能不能通过一种渠道来整合。一定要从历史学本身入手,因为历史学恐怕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资源,它最具有共同性。现在像法律、哲学等,都得跑到历史领域来。我觉得《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这本书已经出现这个趋向,就已经把各个学科邀请进来,分享历史资源。

  

   中层理论与自由的演进

  

   肖:中层理论,假如它真正从理论角度,从学科角度,将自足性呈现出来,它就隐含有政治价值诉求,隐含有“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和“个体自由”的问题。回到史学常识,回到历史真实,这能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建立某种关联。我认为实践哲学是在哈耶克那里完成的。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把它理解成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只要有一个主观因素能够控制或者计划整个社会,就不能说是社会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实践观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仅此而已,既没说必然由谁来认识,也没说认识的标准必然是什么。某一人或某一政党宣布自己认识了真理,这和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可以认识的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可以认识”不等于“必然认识”。认识的程度也有规定。我曾经发现在马克思那儿,经验主义传统很浓,但是在后来者那儿就变成了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和唯意志主义是一个概念,是理智的直接建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全能政权的合法性往往是这样确立起来的。马克思的著作都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就像历史本身。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读马克思的书,而且也不懂马克思一些定义的方式。比如说物质决定意识但受意识反映。一旦物质必须通过意识来反映,那么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物质怎样决定意识?物质本身是什么状态?我们所认识到的物质必须通过意识的建构,否则不可能对物质有认识。从这个定义我们完全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认识到的物质只有可能是由我们的意识建构起来的“物质”概念。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一样,可能成为一个积极性的概念,也可能成为消极性概念。它具有一种规范功能,规范你不断地去追求真实,时刻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主观建构。这个是必要的,没有这个意识不行。正因为如此没有人说这是我任意解释出来的,要有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不会说我所把握的事实虽然不是这样的,但我就要这么说。没有人这么去说。所以马克思的物质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中层理论就是把这些思想在具体的研究中全面反映出来。

   杨:这里涉及到,做历史要干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就历史学目前的功能来说,大致分几点。一种基本上是客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它追求真相,追求客观的对象。第二种,历史是一种教化,是政治的诠释工具,论证某种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第三种,历史是一种游戏,或者说一种审美的,一种个性化、个体化的存在方式,个人表达的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历史能不能使我们提高对现实的一些现象的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

   肖:批判的和教化的很难区分。批判是下层“教化”上层,教化是上层教化下层。

   杨:我比较赞同一种中庸的立场。当然审美的、游戏的、自由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这没得说。我自己也采取这种立场。但我比较赞赏的是让历史学具有反思现实、观照现实的一种能力。不论是个人也好,人群也好,通过观照、反思现实的能力的提高,能对现有秩序的转换改造和社会整个转型,包括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状态,形成有影响的一套规则、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新社会史最优先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如何摆脱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这两种模式。

   肖:从革命动员的角度看,革命史观是很有效的一个理论体系。如果要建立起新的描述框架,就应该把革命史观包含进来。这就像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从自由主义,从一个保守的自由角度来理解革命时期和文革时期?如果不考虑沟通,完全采用否定的方式,你这个自由主义肯定是激进的自由主义。一切激进主义都有一个根本特点:把可能诞生非激进的,变成仅仅诞生激进的相互替换。因此我就考虑如何把“中国革命”概念纳入到民主自由的演进描述中来。

   实际上具有“个人自由”和“个体主权”意识的知识分子,考察任何历史事物,首先发现的往往是个体事物本身的自足性和主权性,是从下至上的生成关系。如果将这命名为“自由化史观”,那么其显在的典型形态就是阿克顿的《自由史论》,它把历史看作自由积累和演进的过程。而对于崇尚威权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从历史事物中发现从上至下的威权关系。对于后者,没有全能威权的存在,秩序是无法想象的;对于前者,从下至上生成的社会关系,不仅能维持可持续秩序,而且能保障个人自由,而全能威权只能维持一时的秩序,并且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当然具备“自由化”史观的历史学家也容易遮蔽革命史观容易发现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使自由化史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且其对象是整个历史,而不仅仅是自由社会时期的历史。它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描述,把所有的历史呈现为自由积累和演进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就是“(个人)自由目的论史观”,当然名称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再描述”在不歪曲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性呈现和解释,将人类历史中发展个人自由的一切智慧和技术集中起来,其中包括对自由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使全部历史成为关于个人自由的论证全书和指导全书。假使如此,“自由化史观”该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观呢?

   杨:我认为需要对近代革命起源包括以往的“革命史观”作出全面的反思和解释,以往对革命的解释不是太过于意识形态化,就是基本采用过于感情用事的善恶对立的框架。要重建“革命史观”,至少要在三个层面重新作出解释:(1)中国革命与地方社会传统的关系需要认真加以梳理。以往我们总把“中国革命”过多理解为是一个受外来影响的过程,虽然有人从抽象意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并未与把它与中国地方传统和历史的考察有效地结合起来。我在一篇讨论“五四”的长文中曾指出,所谓“民粹主义”的出现,并非完全是精英知识分子主动向民众靠拢的结果,而是一批乡村知识分子主动调动地方资源与上层文化抗衡的努力,这在“五四”时期已现端倪,毛泽东当年写《体育之研究》,隐喻身体与革命动力之间的关系,就与“五四”精英抽象进行文化比较的论说已分道扬镳,其主旨与湘学等地方资源甚有关系。还有就是早期共产党与地方秘密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2)个体记忆与革命训诫之间的关系。《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中所收方慧容的文章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在乡村个体记忆和现有革命史叙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如何协调二者,更进一步说如何评价集体与个体记忆中的关系是建构新革命叙事的关键。(3)革命身份在不同空间中的定位:肖邦奇写的《血路》曾揭示出早期革命者沈定一在上海、杭州、衙前三个空间位置中不断变换其身份的图景,他提示我们,具有象征涵义的特定空间位置有助于解释革命的动力、过程和行动者对革命的理解,从而使其富于政治含义,这种方法有助于使我们摆脱对革命运动的笼统理解,而把革命动力的解释具体化。总之,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革命的手段,包括它怎么样成为一种合法性资源,如何转化为行为控制的手段,还有这个话语如何在被普遍的接受之后,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我觉得都是需要研究的。

肖:我们需要对两个传统进行再描述。一个是中国古代传统,它要解决的是近一百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妖魔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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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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