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肖自强: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9 次 更新时间:2007-04-25 01: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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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肖自强  
这些材料一定要超越在琐碎考据的经验实证基础上所进行的判断和思维定式。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选择不同的材料,某学者谈到乡村自治问题,研究这种功能的运转,分析它所运转到的程度。实际上他在选择材料时,已经对原有的材料作了选择和梳理。如果仅仅按照政治史观或一般考据型做法,把材料聚集起来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这些所谓的材料并不能作为乡村自治的一个验证。但是如果经过这位学者对材料进行筛选,这些材料马上就变得能说明自治问题。这又涉及到国内历史学家如何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定之外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的诠释框架和问题意识。比如我们仍面临摆脱“运动史观”束缚的问题。我们原来的历史研究有一个总体性假设,即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作用的阐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主题。记得美国学者施坚雅八十年代跑到中国来就发现与中国学者无法对话,因为他带来的“市场模型”理论强调的是区域之间的联动性,而不习惯大而无当地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造成的大趋势和大结果,或者运用的材料都与某个被定性的政治运动相关联。有趣的是,施坚雅的市场网络解释框架与人类学强调对一个村庄或一个庙宇群落的考察范围相比仍被评价为过于宏大,可是如果与中国学者的大框架相比,却已是相当中层的解释了。所以对于我们而言,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避免处于你所说的“空洞宏观”和“琐碎微观”这两个极端的位置。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美国人常常通过反思自觉地疏离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比如五十年代费正清倡导“冲击-回应”说时有相当强烈的冷战背景,虽然流行一时,但不久就被“地区史”的研究风气所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框架站在西方的角度为西方进入中国寻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因此被后来学者认为太具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当然中间经过法国68学生运动和越战,美国中国学者已明确提出要摆脱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谋士角色。相反,国内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学界一直充当着“谋士”的角色,而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问题视域。“谋士”并不是不可以当,可是如果你当谋士还超不过现有政策的论证水平,而没有独立和超前的预知和洞见,那还要历史学干什么?

   肖:你举的“地方自治”的研究例子至少包含以下几个东西。第一是它找到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具有可以分析的“自治”涵义的。第二,根据这个标准重新整理这里边的材料,把材料运用到中层理论的建构中,就有必要把外在的、无关联的东西,要么抽象掉,要么限制起来,或者是在一定空间里,把它放在悬置的位置上。这里面自我标准很明显。

   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层理论为什么既要依靠下层对材料的选择,又要依靠上层宏观理论的反思?为什么是这样选择材料?结论是现代社会宏观制度拼命向基层渗透,但又受到传统的抵抗,不可能完全渗透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历史有意关注上层对下层的改造过程,依据宏观的抽象规定来选择材料,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它由此激活了原来的经验研究、实证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盲目认同其历史过程的合理性,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把两者混淆起来。经常把对客观性对象的认知直接变成了主观认同的对象。

   肖:它肯定牵涉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的关系,还有渗透和不完全渗透的问题。当然一定会渗透,但不可能完全渗透也是肯定的。

   杨:如果有人不认为现代性的逻辑是理所当然的,现代化对乡村的渗透是理所当然的、合理性的过程。它认为这个渗透可能会破坏既有的乡村自治的一种基本的自然的状态。总之是在作出这样一种判断之后,再利用这一判断去对原有的材料进行再选择,原有材料所证明的东西就可能就进入到“中层”这个视域里。而不会处于一种盲目认同的状态。

   肖:两个问题。一个是价值判断,一个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包含两个可能性:它具有的一定的自治,或者是这种自治已经完全被破坏。价值判断就是提问:保持自治和自治完全被破坏,哪一个好?前面的问题好一些,因为渗透有很多,有行政权力的渗透,有司法权力的渗透,有思想道德的渗透。

   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选择历史作为材料进入中层的视角?我再举我自己的医疗史研究课题。如果从传统的角度切入,我们基本上是认同一个已经灌输到我们脑子里,已经经过多少年的从小训练过的判断,那就是说中国的医疗改革,引进西方医疗体制,是一个科学的,规范的体系,以至于其规范的程度,可以决定那些医疗方式,包括中医的、民间治疗的方式是迷信的。那么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只要材料不符合这种标准,我们必然把它剔除。因为价值判断自然会对之选择、归类。在选择、归类的过程中,我们已经预设了选择的实证性和求真性。但如果我们质疑这种宏观框架的解释能力,我们的选择就完全不一样;在选择基层史料时,我们可能发现其它可资利用的材料,而且对原来材料的选择可能做出异于原有的判断。比如说我研究在产妇和产婆之间存在的控告和辩护之间的关联。如果用原来的框架来选择材料,我们往往只选择那些对产婆进行谴责、控诉的材料,而产妇为产婆辩护的材料无法纳入我们的视野,即便进入我们的视野,也会被忽略。

   肖:这还是一个相关性的问题。比如说研究产婆,不运用与产妇的各种看法有关的材料,肯定不符合学术的基本要求。像研究传教士,不看传教士对自己的一些活动的看法,也是不可能的。传教士对自己的看法是为他的所作所为做的辩护,而革命史观容易把这些看作虚伪和狡辩,也就是说起码的相关性都没有。有成就的历史学者都能做到对包含有关联的经验的呈现,但有些末流的历史研究者就做不到这一步。我们不要在末流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问题上起步。

   杨:站在宏观、中观和微观这三个层次上来看,我们的出发点恐怕是先对宏观的基本理论提出质疑,回到微观,对一些材料重新进行选择,然后再反馈到中层,建构我们自身的理论。这是目前非常急迫,而且也非常必要的工作。

   肖:换句话说,在中层理论的问题意识没有产生的时候,目前这是唯一的途径。但是假如没有中层理论意识介入,仅仅在中层范围研究,“空洞宏观”却直接介入,而研究者又发现现有宏观理论不行,这时,研究者是直接批判宏观,还是确立中层意识研究中层呢?我比较强调对现成宏观理论进行悬置。悬置不是否定。如果过分强调批判,这个批判就可能会(杨:绕过去)把很多必要的东西丢掉,而且无法返回视野,永远也进不了这个“中层”,而宏观理论的某些东西又是中层必须有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那个无意识受到宏观理论影响的问题更大。悬置是一种预防机制。(杨: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真正悬置起来。)不可能真正悬置,所以才强调技术行为。

   杨:必须在对某些宏观问题作出回应之后,然后再把它降到微观层面作出选择,再打回来,形成一个中层的研究。现成宏观理论其实已经建构起很多学科都无法回避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典范性问题。要是回避这些带典范性的问题,就要重新建立问题。如果不从宏观入手,在中层就无法建立起相关问题的意识。我觉得现在中国学者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里面就牵涉到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在“中西”之间较劲。我们现在笼罩在一个西方对我们的有效性的压制之下。就像孙悟空怎么能跳出如来佛的掌心?我们必须在这个掌心里说话,不可能说孙悟空跳出来,不要这个掌心了,然后自己再兜个圈子,用金箍棒划个圈子,或自己再弄出个掌心,比如“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的幻觉。

   肖:批判可能产生问题意识,但是不可能发现新的东西。现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应该学会“遗忘”。对中层对象已经有一个基本概念、基本感觉,现在是把现成宏观理论遗忘掉,直接面对中层对象本身,把它看成是一个个事实要素以及这些事实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纠缠于对宏观的批判上。

  

   规范论证与范式迁升

  

   肖:最近我重新解读康德的先验逻辑。这很有趣。比如说经验,我们需要从经验出发,但是我们总是从经验中提炼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我不去讨论,因为我觉得从经验角度去论证某个规范在哲学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规范总是从一个原始假设出发,这个假设往往来自经验,也就是我认定的那个经验;通过对假设的展开,建构整个体系。如果你也认可这个假设了,后面的推论就好办,否则就对话不起来。谁也逃不掉这个宿命,因此我们无需违抗,而是考虑如何进行创造性适应。这牵涉到很根本的问题。比如汪晖,在他那里,历史分析常常直接过渡到规范批判,这当然不行,尽管他的历史分析往往具有惊心动魄的揭示性。康德的先验逻辑就是在从经验角度对理论论证进行初步规范,然后马上把两者的关系切断,不让规范分析的合法性来自经验。因此我对辨证理论非常重视,但是我们的辩证法全变成了没有辨证的辩证法:“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成为一个公式,其实质是把千差万别的对立形式和千差万别的统一形式完全抹煞,以便根据需要任意强调斗争或同一。权力一旦成为辩证法思维和言说中的一个环节或者笼罩在整个过程中,辩证法就由真理的揭示方法转变成全能意识形态的遮羞布。我觉得中层理论必须注意这些问题。

   杨:中层理论还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某一个局部地区的概念化,这是中层理论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对它的有效性的验证能不能成为在中层理论背后给予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如果再具体化,解析每一个概念本身,看它自身是否具有一种自足性,一个是界定它的范围,比如在多大的范围之内,或者在多深的层次上,它的应用是有效的。还有就是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它是一个与中国本土相关的概念。比如“公共领域”概念的使用肯定是争议最大的,因为它直接把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引入到城市史研究中来。但是其它的概念是不是就越来越近于合理化?比如“过密化”对华北乡村的这种自治体制描述的分析,是不是都可以算是在一个所谓的宏观和琐碎之学之间的一种过渡?

   在现有的初步成型的中层研究中,可以划分出很多层次,比如有的是从地区性着眼;有的是从机构本身运作的特质上入手;有的是从空间概念上,像在城市与非城市之间,或者上下层之间的这种不同的边界划分进行观察;有的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从事分析,像有学者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研究常州学派何以在常州这个地方产生。将“文化资本”运用在对这个具体场景的分析上,是否也是呈现出一种中层的形态?中层分析所应用的概念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中层理论的一个表现,一个组成部分。把一个个的分析聚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形成中层理论所能凸现出的一种基本的解释维度,而且是一个多项架构的一种框架性的分析方法。

肖:我认为这一系列都属于中层范围的分析。中层理论成功的绝对性就是对对象的划分。比如说把一个对象划分边界以后,我们就要首先来看这个对象自身是否具备自足性。打个比方,湖南省挨着湖北省,它们可能就构成一个自足体系,这时仅仅在湖南省这个范围内研究,就属于残缺不全。有时湖南、湖北各取一半才可能构成一个对象。中层对象一旦划错了,就会出现问题。我们过去搞典型研究,保证它自身相互之间的典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其最大的危险性在于所谓的“典型”对其他现象或领域具有直接的强制性。而中层理论到宏观理论,我觉得需要范式的迁升。怎么理解?大家都知道,在黑格尔《逻辑学》里,对概念演变的描述,第一个阶段所使用的概念和第二个阶段所使用的概念就很不同。《资本论》也是这样的。第一章由两个要素构成,加入一个要素以后,原有的概念就不够用,就得重新设计概念。也就是说整个范式变了。中层理论最后走向抽象层面是没法逃避的,是注定的。这时,学会如何认识自己的抽象层次,建构自己的抽象层次,是最恰当的路子。这里面涉及到两个路子。一个路子是历史学的,一个路子是哲学的。对我来说,两个路子都存在一个抽象问题。后者思维的抽象和表述的抽象是一致的。而前者的抽象是选择材料的思维形式,而表述上不抽象。中层理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自己去抽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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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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