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肖自强: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9 次 更新时间:2007-04-25 01: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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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肖自强  
中国历史学里没有自足的原创性的方法论体系。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历史观,包括现代唯物史观理论的建立,其实都是在社会学方法论的框架上建立起来的。因为马克思在西方就和韦伯、涂尔干并列为三大社会学家。现代化叙事首先表现为一个社会理论的构想。近代中国历史学其实就是在模仿社会学做历史的描述工作,例如把中国社会分成几个阶段,再确定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这些阶段表现的又都是社会演进及因果关系链条的一个环节。(肖:长时段的社会学研究。)长时段的社会学研究可能会把历史给共时化,比如给某个社会形态确定性质之后,你的所有工作实际上都是在确认这种性质的合理性,为这种性质的存在找证据。干这种工作消耗掉一大批学者的青春,真可以说是皓首穷经,现在看来是很不值得的。当然现在已没有人再热心用社会形态划分历史阶段,但其遗留影响还在,比如总不自觉地运用“封建社会”这个大概念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而丝毫没有兴趣去厘清其中的历史涵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研究中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惯性仍在起作用,但在共时状态下寻找历史本质的社会学遗思也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需要把被共时化的历史空间和范围重新作出界定。这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社会学的方法,而是对以往一些热衷于给历史阶段进行定性的大概念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它们的意义和作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需要反思这些概念产生与当时意识形态导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性;二是这些概念的使用边界的设置是否合理。从第一点来说,我们在观察历史之前,不要一开始就把需要重新反思的命题,当作毋庸置疑的公理命题加以使用,比如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既包括旧的概念如“封建”、“资本主义萌芽”、“启蒙运动”等等,也包括新概念如“国家”与“社会”等等。从第二点来说,我们应该改变一些治学习惯,如给历史人物和现象仓促定性,急于把它纳入到一种设计好的宏大框架中去的做法。

   因此,我比较注意一些属于“中层”概念的使用,这些概念往往经过了严格的界定和验证,比如黄宗智提出的“过密化”概念,从经济史的角度描述江南地区劳动力和生产量之间的关系。把“过密化”这个概念上升到诠释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而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可反复验证的东西。它虽然是一个地区性概念,但是他的解释是趋势性的,这种解释作为对具体现象的一种描述具有导向性影响。又比如杜赞奇把“过密化”转释为“内卷化”,用来描述华北农村基层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过渡性现象,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我在史学界提出中层理论,就是为了呼唤在国内应不断出现一些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对某种集团性或者地区性事物的描述。而且这种可操作性概念具有一种“一般性”。在不同的现象、维度里面,其解释的范围既可能是经济史现象,也可能是社会史现象,或者是文化史现象。它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一个社团的,也可能是一个人群的。总之是某种集束类型的现象。很多这种概念积累集中起来,就形成一系列总体性的抽象的框架式概念。而且我觉得中层理论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就是它对现代性宏大叙事单一维度的颠覆,同时又避免滑向无目的的经验研究或实证主义式的琐碎。因此它首先是一个如何呈现某一具体历史场景的问题。“呈现”导致概念的丰富性,而且通过呈现,能自觉地制约概念使用的范围。

   当然,除了“呈现”之外,也要顾及与传统理论的衔接问题,我和一些治人类学的朋友交谈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都力求顺着某种传统往下说,比如你是顺着莫斯的“礼物”理论,还是顺着哈布瓦奇的“记忆”理论往下说?必须有个交待。有人可能会说,那都是西方人的理论,咱们能否只讲中国式的理论?可关键在于我们自身有没有能和西人对话的社会科学理论?(也许人文科学有?如“新儒家”体系)这听起来有些妄自菲薄,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许再顺着讲几十年,我们才有希望创造出自己的中层解释理论。现在学界的问题是“大师”头衔满天飞,却没有多少人去做基础的中层研究工作。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今西方处于金字塔尖顶端的几位思想家如哈贝马斯、福柯、布迪厄等人,不仅其理论创意建立在成千上万个学者用血汗做出的中层经验研究之上,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且他们自身也多是做经验研究出身的学者,如哈贝马斯身后法兰克福研究所的经验研究背景,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福柯对历史考证的钟爱和嗜好都是为人所称道的。记得陈平原当年在反思八十年代学风时说过,大意是说我们还是做个合格的具体研究者吧,不要总想当思想家。

   肖:经济学界比较强调“模式”。某一个地区的现象,或者是某一部分的经验能够成为一个模式,一个不算特殊的概念。如何把中层理论讲清楚,可能牵涉到很多西方的模式理论。还有就是像张光直先生,提出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在一种模式里,首先假设一些条件,然后分析这些条件的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和在不同环境中的反应。

   中层理论一旦被赋予独立性,就不再是社会分层理论的中层。社会分层理论中的中层没有独立性,它隶属于社会分层。但是如何使它建立起自身的独立性,使它能够相互解释,不求助于其他的层次,而且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研究对它加以支撑?

   杨:张光直先生的研究我认为仍是“中层”研究,这在《美术、祭祀和神话》一书中反映得很清楚,他突破了国内把青铜器的出现仅仅与生产力和奴隶制挂钩的单一视野,通过考察青铜器的分布与王权地点迁移之间的关系,来审视青铜器制作的象征意义与王室对权力的占有之间的关系,兼顾了经济分析与文化研究的视角。这种研究本身就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但那种重视权力关系的视角又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其对历史现象复杂性的阐释超越了阶级分析和社会分层的简单化倾向。当时我读这本书时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因为我原来在历史系所受的训练,总是促使我把青铜器往奴隶主身上联想,没有注意到它还是一种祭祀文化的表征。张先生的一篇短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学说的草稿》历来为学者所推崇,最近李零仍在《读书》上撰文说是革命性贡献,因为他指出中国文明可能具有普遍发展的意义,西方文明也许是个变例。这个结论很宏大,但我觉得仍属猜想,没有办法顾及后来的历史变化,我个人更推崇其具体的研究。我刚才谈到了费孝通跟吴晗的区别,有时间我将专门写篇文章讨论一下二三十年代中国史界做的很多工作,如何被五六十年代中国主流史学所遮蔽,结果这些工作都被带到美国,转了一圈后被赋予新的含义,再流回来,成为国内流行的一种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本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中层理论,结果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反而使已现端倪的研究资源变成了美国中国学的营养。这个转换过程,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有待揭示。

   肖:我建议把中层理论纳入到政治哲学里面讨论。比如政治哲学提出要把大的社会中层形成一个主权单位,而这需要一系列社会历史经验做支撑。比如说它成为中国大主权里的一个主权单位,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主权单位?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主权单位?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单位的运作是怎样的以及如何保障这种运作?等等,都需要完整的研究和分析。这本身就是社会史研究任务之一。主权单位内的相互联系构成一个选择主体。它能够自足,它有学习的功能,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的功能。它也能改善自己。享有主权的主体的变化,才可能构成历史事实的真正发展。这样,新社会史观的研究,中层理论的研究,就打通了。

   杨:我觉得中层理论在社会学里面基本有了界定。关键是它如何在历史学界也包括你说的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如何运用的问题,即运用的范围、边界和它本身的内涵及怎样操作的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必须要把它界定清楚。跟空间的关系,跟时间的关系,跟现有的社会理论的关系,跟现有的历史的宏观理论的关系,跟对基层历史材料选择的关系,我觉得可以先梳理出几大关系,然后再界定以前做了什么,目前要做什么,以及将来要做什么,以及它和其它学科之间怎样进行纵向横向的对话、沟通,怎样互相利用各自的共同资源,然后才能真正定位我们到底在什么样的层次上来谈。由此就超越了社会学对中层理论的定位,问题也就转换成一个操作过程。

  

   历史呈现与划分对象

  

   肖:福柯近几年在中国特热,但是很多人不太考虑福柯的研究过程,喜欢阅读和运用他的结论。

   杨:文学界中的福柯就是这样。他们把福柯的后现代理论变成一个解构一切东西的利器,但并没有兴趣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进行真实性的切入。其实你可以看《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里我那篇关于“医疗制度”的文章,它揭示了一个制度是怎样变成渗透到普通生活中的东西的。这是非常典型的福柯式的叙述方法。但观照的是一个历史的纬度。它通过研究西方医疗制度在民国初年对北京社区空间转换的影响,把福柯式的问题转化为一个中国本土的问题:西方医疗制度如何依靠“现代”和“科学”的观念性媒介,把传统的生死控制和空间仪式消解掉。所以使用福柯理论一定不要仅把它看作是一种处理现实问题的技术分析,而要把它当作一种长程的历史分析手段。

   肖:但是你过分纠缠于“中西之间”,使得它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框架。这样一来,所有的揭示只是在强化现代化史观——现代化在中国的有效性:它把传统的东西都打消了。

   杨:“新社会史”最初的一个任务,是要把这些东西区分开来: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本身做了些什么,又被政治史叙事赋予了什么。我们需要把这种东西呈现出来。我觉得应该先把这些东西——以往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赋予历史现象的一切痕迹,包括身份、尺度以及在历史链条中的位置等——解构掉。也就是说“中层理论”是在呈现或者重建一些属于地方秩序但已经被宏大叙事遮蔽的面临消失的东西。历史学的任务不能说“复原”,只能说是呈现和呈现到什么程度。(肖:“被遮蔽”是一种共时性,也就是说与“遮蔽者”共时。)我们现在还没有过渡到中层理论具体的讨论中去。但是持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跟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那就是呈现。它呈现的是某批人的基本生活样态。现代化史观跟革命史观有时有意去遮蔽一些东西。比如农民的生活仅仅被复原为或者说重建为农民起义的一个过程,通过反抗压迫的二元对立关系建构起农民生活的基本问题。其最大的弊病就是遮蔽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他个人跟周边事物的基本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先做一个基本的呈现,呈现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考虑到其它更复杂的生活场景和脉络,以及考虑其如何跟其他的人群和空间发生关系。

   肖:在《杨念群自选集》里,“自序”和前两编标题中都带有“边缘”二字,如“边缘话语”、“边缘史论”、“边缘史析”:方法是边缘的,研究对象是边缘的,言述是边缘的,得出的结论即便不是边缘的,也在向“边缘”靠近。

   杨:可能有点这个意思吧。实际上我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边缘化的“问题”。而是刻意被“边缘化”了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我觉得史学远远滞后于对现实的关注?我们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边缘”状态,可能恰恰是中国人,包括中国现在大多数人,特别是大众的基本的生活状态。这些状态不应是“边缘”,而应是“核心”关注的对象,现在很多情况也是这样,比如新闻报道,它们关注上层社会,如所谓的暴发户、白领阶层,然而这些人可能仅仅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生活冰山中很小的一角。我们的视线可能远远没有扩大到一个所谓广义上的行为主体中去。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很大的转换。还有就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边缘化问题和中心化问题。

   肖:换句话说,你要把很多处于死角的问题和史料拿来,把它揭示和呈现出来,同时拿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以此为基础,对“共同主题”进行反省、检验、补充。这样就不会停留在边缘境地,换言之以“边缘”审视“中心”,以“边缘问题”讨论“共同主题”。

   杨:这恰恰是目前历史学理论应该变得更加多元、更加丰满的一个原因。我想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取向吧。

肖:搞研究,对事实的描述能力太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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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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