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红:董仲舒与汉武帝:儒政关系中的君臣离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2-10-07 22: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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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红  
为何得到的结果不一?(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换言之,帝王之道背后有没有共通的原理和规律?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对策三)【9】

   认为天是万物之祖,通过各种天象来显示仁爱无私之大德。这样的大德是各种各样的帝王之道背后的根本原则,不能违反改变。顺便说一句,这个问题是武帝第二次策问提出来的,董仲舒在“对策二”中回答得不好,所以在“对策三”中对自己的思绪进行了整理后再加以了回答。

   7.在治理乱世时,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使用有贤能的人。(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董仲舒的回答是应该广开贤路,让“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在此之上: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对策二)【9】

   认为设太学养士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因为广开贤路举贤良方正毕竟只是在现有的人材中进行选择,选出来的人“以富訾未必贤”,其知识结构道德品质并不一定优秀,所以应该“养士”,采用优秀的教师加以定向培养,就可以得到“英俊”之才。

   8.为什么治理天下之“道”恒久而不易?(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的回答是: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策三)【9】

   再次强调王道出自于天道,认为春秋是天意的显现,王者秉承天意统治人间,就必须奉行天道天意,遵循《春秋》的原则和理念。

   以上八个问题都是事关如何执政、怎样才能执好政的根本性提问,不单单是“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哲学问题,设问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从古到今,上天及地,总之是关于如何才能获得上天的爱戴、阴阳造化的秘密是什么、鬼神庇护的前提是什么等等包含神学性、宗教性的命题。因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在古代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神学和宗教问题毕竟比哲学更加重要,事关皇权的神秘性、合理性、正统性、恒久性。其要点在于“天”和“道”的自由转化,也即“天”和儒家伦理道德一体化构造,分而言之则是“天神的儒家道德伦理化”和“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10】。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是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和道德之天的集合体,是群物之祖、万物之本、百神之大君。王者禀受天命,奉行天道天意,才能获得在人间的合法统治权。所以他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1】天的至高无上性,具有君权神授的权威,能够赋予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这样的天命论,又来源于《尚书》中一脉相承的天命论和圣王受命传承体系,赋予了历史传承之合法性。这就是“天神的儒家道德伦理化”。

   另一方面,董仲舒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12】。也就是天通过天地阴阳显现天道,而天道不是别的,就现实政治而言是“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就历史规律而言是《春秋》的原则和理念,就“天”的自然显露而言是“布德施仁,设谊立礼”。所以君王一旦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权后,不能胡作非为,而要使自己的言行和施政符合儒家的五常之道。就这样,五常之道也就等同于天道了,意味着儒家获得了天命的判断权和解释权。这就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

   总而言之,董仲舒认为天道即“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向汉武帝提议以儒家的五常之道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以作为统治天下的思想武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尊崇儒家取代黄老之学成为正统之学。另一方面,儒家道德伦理的天道化则标志着儒家完成了自家的政治化改造;太学制度的建立和察举制度的完善,则从体制上保证了“学而优则仕”得以实施。儒家从此和皇权专制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和神秘外衣。

   (三)关于“以儒求为利禄之途”

   “以儒求为利禄之途”开始于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武帝建言的:“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2】董仲舒认为独尊孔子之术的好处在于可以统一制度法度伦理道德,使民众更好地服从于政治制度。独尊儒术的第一个措施是前面提到的武帝建元元年采取的废除黄老之道措施,认为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全部加以罢黜。

   随着董仲舒的建言,各种尊儒的动向不断活跃起来。首先是设立五经博士,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博士之职为儒家所专有。其次是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3】,又诏贤良对策,任命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臣。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董仲舒建议设太学以养士。元朔五年,汉武帝设太学,又同意了公孙弘的请求,为博士置弟子员。

   五经博士属于学官。再就是儒生开始进入官僚系统。元光元年开始举孝廉,儒生当官的渐渐变多起来。“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2】。根据黄留珠先生【14】的统计,两汉的孝廉234人,其中儒生和儒官分别占32.1%和13.2%,加起来是45.3%,快占官僚比例的一半了。

   “学而优则仕”是原始儒家思想的“出仕”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学子们的学习动力,是儒生们的存在意义和社会责任。但是到董仲舒之前,还只是停留在理想和号召的层面,没有实现的机制和渠道。董仲舒建议设太学和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开启了儒生进入官僚体系之路。“以儒求为利禄之途”一方面使儒生们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和途径,另一方面也为汉武帝的皇权专制制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优秀官僚人才,使得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了可靠的人才资源。

   (四)关于“造历”和改制

   《汉书·郊祀志上》有:“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15】说的是秦始皇得天下后,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超越前代,一切都要重新制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6】

   号始皇帝、自称朕、命曰“制”、令为“诏”,并接受五德终始说,认为自己克周之火德而为水德,着手改正朔(建亥正,十月为岁首),定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等),易服色(尚黑),建立了刚毅戾深、毋仁恩和义的绝对皇权专制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给自己寻找代秦建国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宗教神灵性,从高祖伊始延续五行终始说的逻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地位,但到武帝初年为止,汉初的皇帝们都没有完成这个系统工程,留下了许多遗憾,乃至成为一种夙愿传说。如《汉书·律历志上》有:“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15】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规律,毋宁说汉代开朝以来的目标。

   作为一代“儒宗”、又是阴阳五行大师的董仲舒,在这方面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的《楚庄王》《符瑞》等篇章中,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理论,更有专文《三代改制质文》全面论述这个问题,其曰: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17】

   系统地阐述了王者必须秉承天命才能取得正统的王权。王者以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来一统天下以明确向天下昭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并提出了“质文”“三统”“四法”之类的具体方案。

   同样在《对策》中,董仲舒也两次提到了改制问题:“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18】“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19】前一段将改制和《春秋》联系起来,企图为改制寻找历史合法性。但事实上《春秋》经传都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因为刚才我们说过,改制是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制度时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历史无关,而是在创造历史。董仲舒是在虚晃一枪,将改制和“应天”、“顺天命”联系在了一起。

   三、董仲舒和汉武帝的不相容之处

   综上所述、在汉武帝的开创性历史事业中,董仲舒直接参与或间接有关的有四件大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谓不少。董仲舒提出的方策,大都得到了汉武帝的嘉纳,其参与的事业和贡献,也受到了汉武帝高度评价。

   但是也必须看到,董仲舒的贡献和功绩,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教育和社会道德领域,和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为巩固“大一统”体制而创建的制度和强权措施,仅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有部分重合。也就是和董仲舒有关的都是务虚的部分,在务实也即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疆事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而且,董仲舒的思想有一些方面和汉武帝以及皇权专制制度有着不能相容之处。

   首先是董仲舒的知识结构有偏颇。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从知识结构而言偏重于历史领域,擅长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汉武帝却主要是在创造新的历史。我们知道,春秋公羊学的特点在于发挥《春秋》微言大义,动辄以解说《春秋》笔法对君王们诛心,以灾异来攻击时政,这些都不可能得到当道者的欢心。董仲舒谈论灾异受到惩罚,便是明证。苏舆认为:

   武帝崇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实与之殊趣。生于帝又有以言灾异下吏之嫌,虽其后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吕步舒以《春秋》义治淮南狱,且辑用生《公羊》议,时复遣大臣就问政典,抑貌敬以为尊经隆儒之饰耳。【20】

   苏舆酷评了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者的短板,和汉武帝、公孙弘他们“殊趣”,也就是从根本上说不是同路人。所以只能受到表面上的尊重,却始终被当作外人。

   其次,是董仲舒的性格不太受待见。从性格而言,董仲舒年轻时就是个书呆子,读书“三年不窥园”,这种性格不太适合从政,有人甚至说他像个“狷者”【21】。与后来受到汉武帝重用的公孙弘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22】

说的是公孙弘虽然也是学习的《春秋》,但不是做学问的公羊传而是《春秋》杂说,其为人处世“希世用事”,迎合世俗,阿谀奉承,世所罕有,所以做到天子三公,受到天下学子们的拥戴和效法。而董仲舒身上的学者习气被人敬而远之,表面上受人尊敬,却只是一种“貌敬”。虽然廉直,却不和朝野风尚接轨。这样的人受到别人的暗算也是自然的了。公孙弘明明知道胶西王刘端“为人贼戾”、专横跋扈,却别有用心地推荐董仲舒相胶西王,幸好董仲舒为人谨慎,在职期间没有犯什么错误,四年后因病告辞还家,全身而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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