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利阳: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法治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2-10-07 14: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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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利阳  
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向劳动者和消费者实施权利倾斜,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法律体系。从这种意义来说,现代经济法这种基于主体的市场身份而实施的国家干预行为甚至可以称为“从契约向身份”的转变,这与近代社会所实现的“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恰好呼应。同时,由于现代社会不再强调近代社会中的形式正义,法官可以造法的理论开始逐渐被接受。由于缺乏明确法条的指引,法官甚至不得不援用非法学理论来造法。

  

   四、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法展望

  

   任何社会制度只会继续演进而绝不会停滞,经济法亦是如此。现代社会是近代社会的延续,接受并认可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并对之进行变通性的处理。但这些变通性处理的背后也蕴含着现代社会的危机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变化。

  

   (一)现代社会的危机

  

   农业社会中的国家由于技术问题无法直接管理社会个体,因此必须和中介性力量(家庭和行会)进行社会共治。古代农业社会构建的是一个国家、家庭、个体的三元社会机制。近代社会否定了家族和行业的中介性社会地位,通过市场机制构建了国家与个体的二元社会机制。如果市场机制自我运行良好,这种二元机制的社会格局确实能够保证国家以最小的资源来管理社会,但企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二元格局。现代社会不得不对社会机制进行重组,但这种重组并非是对近代社会的革命,而是在后者基础之上的社会改革。现代社会依然以市场机制为经济组织的主要制度,并通过对企业的管控来重新实现近代社会的各种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构建的是国家、企业、个体的三元社会机制(见图1)。但企业作为中介性社会力量的作用与农业社会中的家庭迥异。农业社会中的家庭以血缘为纽带,具有天生自带的道德准则,国家对于家庭总体上是信任的、依赖的。现代社会中的企业是个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终极产物,具有剥削的天性,缺乏家庭自生的道德准则,因此国家总体上无法给予企业充分的信任。国家在农业社会主要管理家庭的外部关系,将家庭与个体的关系留于家庭自治。在现代社会,国家不但管理企业的外部关系,而且也管理企业与个体的内部关系;同时,现代社会的国家还承载着近代社会直接管理人民的职能。国家全方位管理职能的背后蕴含着现代社会的危机。

  

   农业社会的国家有家庭作为中介性社会力量,近代社会的国家有理想化的市场机制以资信赖,因此这两个社会中的政府总体上呈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而到了现代社会,一来市场机制被发现无法承载自我纠正功能,二来原本可能作为中介性社会力量的企业又存在剥削社会个体的自然属性,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只能独自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存在建立“大政府”的客观需求;同时,现代经济法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国家成为“强国家”,通过干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来保证个人自由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吁,但这个呼吁是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完全控制企业的那个时代而言的。最近四十余年来我国总体上呈现“放权于民”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规模会降低。实际上,放权比收权对政府管理水平的要求更高,而在放权的过程中政府也存在一个学习调整的过程,这也是我国长久以来所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症结所在。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后,西方国家所提议的也只是放松管制,而不是不管制。因此,现代社会总体而言总是处于“大政府、小社会”的趋势之中。但这个趋势客观上要求现代国家具备极为高效的管理能力;否则,一旦出现监管问题,殃及的不仅是国家信用,更会导致行业信任危机。此外,当“大政府”成为成功国家的典范之后,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国家的强干预来发展经济,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泡沫、财政危机等系统性社会风险。这预示着经济法治在未来继续演进的契机。

  

   (二)互联网所带来的时代机遇

  

   我国探讨经济法治未来发展的成果不多,笔者也只能结合自己的浅见进行简单分析。既往社会制度的变迁总是和技术革命密切相关,那么经济法治的未来也必然要在技术革命中寻找答案。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的洗礼。互联网经济自出现以来就在深刻改变并替代着传统经济。时至今日,互联网经济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5%,占据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四成。互联网经济所展示出来的两大特征为我们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提供了思路。

  

   第一,互联网经济改变了现代社会中个体通过企业进行间接交易的事实状态,重现了近代社会中关于个体直接交易的社会假设。现代社会中的企业是社会个体联合协作的结果。这种协作的建立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可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经过这个转变之后,个人型企业的成本也被大大提升,从而使个人成为企业的附庸,只能被迫转变为劳动者和消费者,并通过企业进行间接的交易。互联网经济则以用户(个体)之间的直接沟通作为基本交易模式。这种交易模式不但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互联网为社会个体提供了利用闲置资源(过去因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参与交易)和闲暇时间(过去因附属于企业而无法自己生产)成为生产者的可能性。在互联网经济中,社会个体重新获得已经丧失一个多世纪的生产者地位,再次建立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抽象契约关系。

  

   第二,以抽象的交易关系为基础构建的陌生人社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状态,而互联网经济在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单一维度之上,又增加了相互协作的维度,这主要表现在互联网信用评价机制的建立上。在前互联网时代,交易主要发生在具体的交易主体之间,不同交易的主体之间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而在互联网经济中,个体在交易时会通过浏览已经发生的交易的评价来作出交易决策,此即“社交商务”(social commerce)。互联网经济中的个体可以在交易行为发生之前咨询其他个体的意见,也可以在交易行为发生之后分享自己的经验,从而建立了“一种虽然不是面对面、却彼此熟悉、信任、相互依赖的‘虚拟社区’或‘半熟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信任机制与其他社会中的信任机制存在重大区别:传统的熟人社会所构建的是人际信任,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建立的是有制度保障的契约信任,而互联网熟人社会则是通过信息的分享所实现的无外力约束的契约信任。

  

   现代社会的间接交易模式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互关系,而互联网经济的出现则重新扭转了这个局面。互联网经济使得社会生产呈现了从企业向个体转移的趋势,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社会个体的独立性。人的尊严、幸福和自我实现在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得到了表现和确证。互联网的这种直接交易模式不但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且也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对自我呈现与社会表达的渴望。这种经济上自主性的建立,也开始反映在社会治理层面。在前互联网时代,个体更多的是企业和国家的附庸,是信息的消费者和决策的接受者;而在互联网时代,个体可以直接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并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构建者。

  

   现代社会是作为生产者的企业主导的年代。由于生产者与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企业无法成为可资信赖的中介性社会力量,现代社会不得不建立庞大的经济法体系来降低企业对劳动者、消费者以及社会的损害。而互联网时代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导的年代。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企业与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在理论上,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约束,互联网平台不能任意偏袒任何一方,必须随时调整自己的商业策略来平衡企业用户与个人用户的利益。互联网平台的这些特质一方面使其具备了部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另一方面使其可以被打造为可以信赖的中介性社会力量,从而协助国家摆脱现代社会中的“大政府”危机。

  

   但我们在将互联网平台打造成为可资信赖的中介性社会力量时,也不能忽视其负面效应。互联网平台毕竟是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营利性主体,其在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滥用社会管理职能以提升营利职能的倾向。时至今日,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而种种“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开始逐步暴露在市场之中。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对其他市场主体所造成的排挤效应(如算法共谋、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扼杀型并购、自我优待等)开始引发社会上下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我国从2020年底开始明确放弃此前所坚持的“包容审慎”的规制态度,转而采用“强化反垄断”的规制方案。究其原因,还是我国政府对互联网平台科学规制的重新认知。不过,“强化反垄断”并非是对互联网平台的直接规制,更不是对其进一步发展的限制,而是寻求限制“资本无序扩张”与激发平台创新潜能和社会治理职能的微妙平衡。一方面,虽然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支柱型经济产业,但互联网经济的终极形态尚未完全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形势中互联网平台不仅承担着深化互联网业务发展的责任,还肩负着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提升对外贸易的重任。因此,在完全理解并掌握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规律之前,对互联网平台贸然施以直接规制存在极大的风险,而反垄断法所提供的间接规制能够较好地防范这些风险的实际发生。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经济法治必将是把互联网平台打造成中介性社会力量的法治建设,并最终形成国家监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管理企业和社会个体的四元社会治理机制(见图2)。

  

   五、余 论

  

   在古代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中,近代社会摒弃了古代社会的熟人法则。但由于执法技术所限,近代社会只能将社会个体拟制为资格平等的民事主体,从而创制了传统民商法的种种基本原则。随着企业法人力量的逐步强大,平等主体的假设被逐步击破。企业由于逐利的天然属性无法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中介性社会机制,同时企业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极致的必然选择,因此现代社会不得不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现代经济法治正是在直面企业双重属性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形成并完善的,但这也导致了现代社会中“大政府”的运行危机。互联网经济的勃兴为现代经济法的进一步演进提供了契机,互联网平台的中立属性为构造中介性社会机制提供了基础。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法发展,必将有赖于国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和社会个体四元机制的有机结合。

  

   【作者简介】侯利阳,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出处:《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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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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