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丽:杜博妮英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副文本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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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丽  
作家不再有优越性,而是为读者服务,毛泽东要求他们向群众学习、吸收民间初级文学形式和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读者则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具有更多的能动性。即便是文盲、半文盲的读者,也有自己的文学期待和审美标准,通过自己熟悉的文学形式(如大众演讲、秧歌)参与创作,影响作者。

  

   在阐发毛泽东的读者能动性时,译者在文字的选择上还颇费苦心,只选取读者称谓链条的前后两端即“大众=读者”,并频繁地在上下文语境中更替,而对于作家的称谓链条只保留一端即作家/艺术家。译者巧妙绕开原文中更能表达“读者”的实体内涵而又富于阶级意识的“工作对象”和“工农兵”,也避免使用毛泽东对作家的特别称谓——文艺工作者。而且,译者把《讲话》的核心思想——文艺服务大众的人民性内涵,再次抽象化为西方文论中的读者意识,把毛泽东笔下鲜活具体的大众群体以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词——“读者”概之。如此,译者把毛泽东从现实阶级关系出发界定的四类群体构成的大众,置换成译语语境中抽象、隐含、滑动的所指“读者”。虽然译文“audience”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原文“对象”“大众”等概念的能指,但真正表达思想内涵的所指却被模糊化、去意识形态化。《讲话》的其他英译本,如中国官方版也采用此译法,而杜博妮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紧扣其翻译目的——旨在彰显《讲话》的文艺美学价值,以称谓链条“大众=读者”为纽带,充分利用“大众”和“读者”分别是《讲话》和西方接受美学的关键词优势,借助“导读”将《讲话》置于更广阔的西方文论场域中,成功构建《讲话》和西方接受美学之间,译本的正、副文本之间的互文互释关系,使译语读者在熟悉的西方文论体系中理解《讲话》的文艺思想。这是其他译者、译本所没有做到的。诚然,杜博妮借助其所构筑的正、副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使“大众”等同于西方文论的“读者”,保留了抽象层面上的语义能指,却过滤了各自在现实语境中千差万别的具体所指,稀释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鲜明的针对性和批判性。

  

   《讲话》是集中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党政文献,其翻译标准与普通文学文本不同,总是以思想内涵的忠实传达和语言表述的晓畅流利为基本前提。因此,相对于正文本,副文本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读者大众和历史时代,更具适应性,为译者提供直接解释原作内容的平台。作为专家型译者,杜氏正是充分发挥副文本的适应和解释功能,在译语世界中巧妙重构《讲话》的文艺美学思想。一方面杜译借助密集丰厚的副文本还原《讲话》的历史语境和原初面貌,通过纵向的理论溯源和横向的旁征博引,展现了《讲话》对西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话语的借鉴价值,提升两者的通约性,架起了中西文论沟通交流的桥梁,助推《讲话》在西方世界的又一次研究高潮,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此前对《讲话》的庸俗化解读倾向。另一方面,杜译的副文本通过割裂历史语境、抽离关键词和核心概念的所指,与西方文论的某些术语、范畴进行浅表层面甚至是略显生硬的比附对接,构建《讲话》与西方文论、《讲话》正副文本之间的互联互释关系。而导读、注释等副文本是译者现身、直接介入译本阐释的重要场域。读者在阅读译作之前,首先接触的是副文本信息,“不管副文本用何种方式显现,都可能对符号文本的接收产生重大作用”(36)。因此,杜译的副文本在实现《讲话》文艺美学思想在译语世界的重构、为译语读者提供重要思想指引和参考资料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强制阐释,使译语读者的误读误解成为可能,遮蔽了《讲话》深刻的人民性、辩证性和针对性,或多或少减损了《讲话》神圣权威的原著精神。这样的副文本阐释和翻译策略可谓瑕瑜互见,但是作为《讲话》在西方理论界第二次传播高潮的重要评说标准和参考文献,杜译的副文本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走向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源和思想动力。在当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面临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伟大历史使命,结合《讲话》的当代价值,回顾70多年来《讲话》的译介和接受,以全球化视域重新审视杜译的副文本,会有更多的启迪。

  

   注释:

  

   ①④傅其林、张宇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②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9.

  

   ⑤⑥⑦⑨(18)(19)(22)(23)(25)(30)(31)(32)(34)(35)Bonnie S.McDougall,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n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p.ix,pp.7-8,pp.87-104,p.90,p.3,p.17,pp.27-28,p.27,pp.36-37,p.47,pp.15-17,p.15,pp.59-60,pp.15-16.

  

   ⑧Kang Liu,Aesthetics and Marxism: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202.

  

   ⑩(11)(13)解放社编:《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96页,第296页,第289-290页,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6月。

  

   (12)(13)(26)(27)(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册,第856页,第856页,第873页,第868页,第86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关于《讲话》的版本,杜博妮忽略了一点,1943版之前,还有个速记稿,是毛泽东当时讲话现场的记录稿和笔记,两个版本差异较大,参见孙国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图书馆》2002年第3期)。速记稿才是《讲话》的真正原初版,能够最直接反映毛泽东本人的文艺观点,但本文主要是对杜博妮个人观点的阐释,故姑且视同1943版为原初版。

  

   (15)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译,第1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1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第3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21)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90,p.396.

  

   (24)周宪:《修订版序》,见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6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29)维姆萨特、比尔兹利:《意图谬误》,罗少丹译,见《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第208-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6)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14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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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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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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