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军 朱立元 王宁 刘康: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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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   朱立元   王宁 (进入专栏)   刘康  

  

   王宁:现在中国美学在世界主流学界尚处于缺席状态,但是,西方美学本身其实也处在缺席的状态。西方美学在整个欧美人文学界基本上声音是非常小的,而且也是很边缘化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中美学家并不多,很多美学家要么是完全进入哲学领域,要么是进入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领域,纯粹做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很少了。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在国际学界树立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美学?然后相关的成果用世界通用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世界顶尖的出版社出版,也许这将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独特的亮点。我现在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而且也和德国的德古意特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我们准备办一个学术刊物,题为《作为文本的文化》(Culture as Text),其中也包括中国美学问题讨论。我们还计划出一套丛书,想涵盖整个大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文化和美学等领域。我们将来也可以专门组织出版一些美学方面的著作,除了探讨美的本质问题,或许对国际学界最感兴趣的当下中国的审美情况、文化现状、消费社会美的合法性等问题也可以展开讨论。我觉得如果这些内容推出去的话,至少表明中国确实能够在整个世界美学缺席的情况下一枝独秀。

  

   刘康: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想。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当重新向世界推出中国当下的美学研究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沿用17、18世纪德国的或者说更早的古希腊的Aesthetik概念吗?还是自创一个概念?

  

   王宁:我想既套用又自创。

  

   刘康:怎么套用?怎么自创呢?

  

   王宁:我们在引用黑格尔、康德的同时,也要把中国古典美学理论融进去,再结合当代中国现象加以分析,这对国际学界来说一定是具有原创性的。我现在就准备组织这样一个讨论的专辑,与《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合作推出。

  

   刘康:我有一个建议。我近来在思考一个话题,关于“文化生活习俗的理论化”。具体的例子就是“酒与文明”问题。我很惊奇地发现,今天世界上普遍流行的五大烈酒,加上不太流行的中国白酒,形成“烈酒系列”,英文叫spirits,即“精神”spirit加一个表示复数的s,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叫hard liquor。世界流行的五大烈酒一般指原产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威士忌、原产法国的白兰地、原产荷兰的杜松子酒(或金酒)、原产南美(古巴)的朗姆酒、原产俄国的伏特加,或者加上原产墨西哥的龙舌兰酒。这都是世界通用和流行的分类。但中国烈酒在世界上很特殊,名声很大,但基本只在中国流行。如何称呼中国烈酒?我发现中国烈酒现在世界通用的名称就叫Chinese Baijiu(中国白酒)。“白酒—Baijiu”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范畴。它的确非常特别,饮用的方式和流行的方式都不同于世界五大烈酒。比如在饮用方式上,世界五大烈酒基本上都不是佐餐的,世界各国在餐宴时一般都饮用低度的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或啤酒,只有中国白酒是佐餐的(与此相似的是俄罗斯的伏特加,但俄国正式的宴会场合一般也不用伏特加)。因此,Chinese Baijiu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概念的创新。所以我们以后能不能直接提出“Chinese Meixue”,即“中国美学”这个概念?因为它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我觉得感性或美这个话题,是当下世界知识界、思想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有了新的概念,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新概念框架下,重新思考感性、美、欲望、情绪等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感性、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维度,如果我们能在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全球视野和开放而有层次、条理的框架中,将之理论化和历史化,尤其是将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对话、呼应,并采用中国流行的说法来表达,将是一个“问题意识”极强的学术课题。

  

   王宁:我们确实需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话题,让西方人也参与讨论。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够做到的、超越我们前辈的地方。前辈接受西学东渐,我们现在则要实践“中学西传”,我们将重新书写学术史。

  

   刘康:当代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做前沿领域问题的学者,其实对中国充满了兴趣,而且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国内学界没有很好把握这个情况。比如阿尔都塞接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就充满兴趣,尽管他们的研究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读,但是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是有启发性的。问题的关键是,当这些研究内容进入中国的时候,关于中国的部分往往被刻意地过滤掉了。这是为什么?因此,不能说“西方不了解我们”,而应该说“我们不了解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或者说“我们对西方对我们强烈的兴趣不感兴趣”。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职责应该是把各方面的内容梳理清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情况。

  

   现在世界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除了史学领域,还有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现在是国外各大学国际关系学科的必读书,其中也包括许多中国学者写的书。比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2011)。以前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欧洲、美国、中东等国家地区问题。现在这些话题很多都被中国问题所取代。坦率地讲,其实我们中国文艺理论界相比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还是相对落后和自闭的。虽然我们在大量译介西方理论,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但跟世界对话很少,常常自说自话。西方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界现在越来越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特别是当下中国。

  

   那么我们怎么向西方解释中国古典的概念和思想?中国学者有时候很不理解,在中国美学中王国维、朱光潜这么重要的学者,为什么西方学界对他们知之甚少、甚至不感兴趣?我们不妨反问一下: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对斯宾诺莎感兴趣,什么时候对阿奎那感兴趣?这些西方思想史上有名的大家,中国很多学者也都不感兴趣。他们进入我们的视野,是通过黑格尔、德勒兹,经过近现代西方理论的中介和解读,我们才开始对他们感兴趣。所以,让西方人了解王国维、朱光潜,也需要一个更大的视野、语境,需要通过阐发一些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样才能激发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兴趣。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什么东西能够激发西方学者的兴趣,能够引发对话与讨论,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曾军: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是大家还是意犹未尽。我准备了厚厚一摞问题,可惜只提了两三个,许多问题都没有充分展开。但是今天的讨论质量我认为很高,这种看似漫谈式的自由发挥的对谈,如果大家有意识地去注意的话,有时候一句话就可能开启一片新天地。也希望借此机会向学界传达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话题。再次感谢各位教授、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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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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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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