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军 朱立元 王宁 刘康: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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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   朱立元   王宁 (进入专栏)   刘康  
认为中国影响不了世界的进程。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完全是两回事了。从19世纪中期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对世界、对现代化的态度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情绪化,其表现要么是忧心忡忡,要么是慷慨激昂,往往是情绪化的表态多于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欧美一些国家也充满了关于中国的焦虑,而且越来越强烈。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变得举足轻重,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种认为中国影响不了世界大局的看法正在逐渐消失,西方关于中国的困惑和焦虑也在不断上升。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我们情绪表达的方式与西方不一样,但这种差异并不能掩盖我们情绪上的焦虑,也不能掩盖知识上的困惑。我觉得这两个层面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包括刚才曾军教授讲的中西交流的不对等、不平衡问题,难道不也是一种焦虑的表达吗?难道不是困惑的另外一种说法吗?

  

   曾军:我觉得刚才三位教授都共同聚焦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具体的问题,其实我在提纲里没有去触及的就是语言作为媒介或者说翻译的问题。我想同时向三位教授再提一个小问题。比如,像朱立元教授带领的复旦大学文艺学近几年在国际化方面做得很好,欧美的一些大美学家长期与我们有非常密切的交往。舒斯特曼在复旦大学待了很长时间,他的身体美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问题有所关注。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一些相互的影响过程?我在谈叙事理论的那篇文章里也提到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就是把“修身”这个问题纳入对“文”的理解中,认为身体健康对于一个作家的创造性来说是很重要的。

  

   朱立元:这个问题我先补充。首先,我觉得你们讲的中西交流的不对等问题是一个事实。大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文史哲》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讲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像你们发挥得这么具体,但当时的确明确感受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我的那篇文章本身也表露出刘教授刚才谈到的焦虑和困惑的问题。

  

   但我感到这种不对等、不平衡现象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而是近百年来一直如此,并且是整体上的。尤其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可以说百年来中西方的交互关系大体上是处于一种不对等关系中。当然,我们当下的大变局与晚清的大变局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经过反复实践、比较后主动选择的过程,在思想文化学术上,我们当然也有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我曾提过,有一些学者有一段时间强调中国完全是被动的,即中西之间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我觉得这种概括不完整。

  

   如果中国近百年的历程都这样来概括,恐怕不是事实,因此,我强调中西之间的交流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冲击—反应”模式——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客观上带来了现代性、现代化的冲击,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被动反应。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逐渐有了选择性,不完全是被动地、消极地反应了。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变革很大,从王国维到蔡元培、梁启超,到朱光潜、宗白华,他们所呈现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冲击—反应”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性、主体性在加强,也即中国文化学术的自主性在加强。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近百年中国文论完全是西化的过程,认为其不过是西方文论微弱的回声。我觉得这个判断是不完整的。实际上我们接受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已经对它们做了很大的改造,而且有选择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所以,在这种不对等中,我们本身也在力求超越这种不对等——这其中除了“西化”,还有一个“化西”的方面。像朱光潜以及其他一些中国著名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影响不大,但是他们本身是接受过西方学术熏陶和训练的,他们是借用西方的东西来解释中国面对的一些问题。

  

   关于曾军教授提到的舒斯特曼,我补充一点。他的身体美学理论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他来中国以前,已经提出了身体美学的基本概念,后来我们中国学者也参与到这个命题的讨论中,也和他交换了意见,我和舒斯特曼有两次对话已经译成中文发表了。我第一次和舒斯特曼的对谈中就提到,他对中国的一些审美现象的理解还不是很准确。我估计他这几年中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特别是对中国的哲学和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应该说,现在他的理论有所改进了,不断和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对于一些中国问题也具有了可解释性。他近期有一篇文章《水墨画中的身体美学:修身与风格》,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身体美学与研究中国艺术以及修身养性等问题结合起来了,他说,“虽然西方哲学提供了我对身体美学的最初思考;但是东亚思想,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成为我研究身体美学的持续灵感来源”。他的这篇文章还引证了《论语》《庄子》等文献,认为“传统儒家思想坚信借助于自我觉知和修身,身体在艺术和生活的改善中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借助于异常多产的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活动,这些主题紧密地结合,成为自我检省和自我提升(self-refinement)的伦理实践的重要部分”。当然文章的主体部分是讲水墨画如何体现身体美学。这也是我所说的中西文论互相影响、对话交流的一个例子。

  

   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主体性

  

   王宁:我们现今是要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的东西,以便打破中西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我最近碰到这样一个情况,比如斯普林格出版社每十年就会组织出版一份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前沿报告,去年他们邀请一位美国学者编辑出版了一部长达一千多页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文集。这位主编也邀请我参与撰写,一开始是请我写一章,关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他在审读我的这一章时发现我讨论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儒学问题,他对此特别感兴趣,就邀请我再写一章。我原来以为儒学应该是一种普适的理论,西方人应该多少知道一点,但情况却不是这样,那位主编竟然问我新儒学与传统的儒学有什么差别?我只能从头开始介绍,包括儒家三纲五常等基本概念。以前的新儒学当然指的是宋明理学,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新儒学则是由海外的华裔学者建构出来的,这种新儒学与后现代是可以进行对话的。这说明我们只要有东西可写,并且能够表达流畅,西方学界是愿意倾听我们的,关键就是你说的东西能不能打动他,能不能使他感到有所启发。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范式,这种范式是中国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西方理论的被动接受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即使中国理论家在阐释某个西方理论时,也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中国立场,照样可以影响西方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得到的最大启示。如果把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那就是一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真正走向世界、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将要来临,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像中国的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欧美的任何一部美学著作都没有提到过他,过去西方学者有意识地把中国的东西遮蔽了,使我们被边缘化。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有现成的外文资料,我们的成果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理论界所作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超越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的重要方面。

  

   刘康:我们如果积极主动地展开和进入与西方的对话交流,是可以取得成果的。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为什么解释不了中国的焦虑?如果从人文社科尤其是文艺理论领域来看,近几十年中让人情绪激动的话题并不多。20世纪60到80年代理论界涌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后学”思想的高峰后,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领域到今天也没有发生革命性、颠覆性的重大突破。如果从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领域来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又涉及现实政治、国家利益、立场和态度等问题,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基本上还是有其自身的学术研究脉络和思路的,但很显然,现在这些学科也出现了由困惑到焦虑的转变,其中的一些情绪化的因素越来越多。

  

   近年来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全球蔓延。民族—民粹主义都是非常情绪化的存在,往往是民众的态度、立场的情绪化表态。我们作为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如何思考、分析这一现象?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我认为都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涉及情感、情绪、欲望等,抑或涉及感性或审美问题。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对其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的再现”,阐明了意识形态与想象、感性、再现等问题也即“感性学”(美学)的关联。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情绪、态度、立场等,如何在一个后真相的时代被操控,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真相的判断和理解?17、18世纪的德国启蒙思想家借鉴古希腊的概念,将感性、情感问题归纳为Aesthetik,中文则采用了日本的和制汉语翻译为“美学”或“审美”。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涉及感性和意识形态,是美学研究的一个十分迫切的当代课题。

  

   中国的美学研究受俄苏以及德国古典理论影响很深,关注美的本质、美感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这类比较抽象和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我们美学研究也有非常丰富的中国路径和方法,如李泽厚就讲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情感,提出“情本体”的命题。这显然不是一个纯粹来自中国古代传统的命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毛泽东思想中,情感便是一个重要元素。马克思主义经过俄苏和日本的中介,来到中国,扎根于中国的土壤,进行了中国化的发展。其中民族形式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归根结底,民族形式是一个意识形态再现和情感(美学)的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情感因素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看重的,阿尔都塞一脉的当代理论家如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和齐泽克等,都非常看重情感、感性、欲望等问题。这些理论是否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哪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要素?我在近三十年前写《马克思主义与美学》那本书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感性、情感或“美学”的因素跟中国马克思主义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到今天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值得我们思考。这不仅仅是个学术和思想的问题,也跟现实密切相关。目前国际学术界的核心关注也是聚焦在情感、感性、欲望、身体政治等问题,要以此超越单一的理性思维、经济决定论和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比如,“情绪”(affect),我不明白中文为什么将之译为“情动”,这个翻译跟把“再现”(representation)译成“表征”类似,反而造成语意含混,故作深奥。Affect是指前理性的、本能的、直觉的,更贴近人的生命(作为生物体)的肉体或身体欲望、感性欲望的情绪因素。相比而言,“感觉”(feeling)和“情感”(emotion)的概念可能比“情绪”(affect)多一些理性的成分。这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

  

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界有没有绕开苏联的“唯物/唯心”、反映论、本质论的逻辑与论述?似乎并未绕出去。当然这也是我们的遗产,我们没法绕开它、否定它。但是我们是否可以透过它的历史脉络,去回顾、分析这样一个理论与思想的历程?做这样的思想史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不断思考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与历史脉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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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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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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