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种异化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不但提出“对对象、现实、感性”要“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而且指出人的本质要从人的实践活动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来理解，这标志着马克思已经用实践来解释世界和理解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这一马克思哲学的枢纽性范畴，此后，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奠基于“现实的人”基础之上。“现实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范畴。马克思拒斥旧哲学对人的超验解释，从人的生存活动本身出发，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们首先必须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然后才能进行政治、文化、繁衍等其他活动。马克思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揭示中发现了人的需要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源始动力。正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才开始改造自己和自己生存环境的实践，这种实践活动必然结成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是世界历史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可以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界定中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现象学”对“现实的人”的考察，他深入到“现实的人”的生成中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需要自我确证的，人只有在其实践活动中才能确证其存在。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此时马克思认为，人这一类存在物是需要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证明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揭示出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无产阶级并不因为丧失财产天然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是“内在的无声的类”，它必须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才能确证自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并通过实践将无产阶级意识转化为现实，否则只是在“硫酸澡”中被消融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因此，革命的实践是无产阶级的本质性要求，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实践确证自己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而存在。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而确证自己作为社会的先进力量而存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本质属性贯彻于他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性当中。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取消了形而上学对世界二重化的理解。世界“是被纳入到人的认识、实践（否定）中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来自于人与给定存在结成的否定之否定关系”。人是世界的主宰，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世界。形而上学从主客二分与对立出发将世界二重化，但马克思根本取消了感性世界之外的任何本体，认为世界是人对感性自然改造的结果，是人与感性自然的统一，从而取消了形而上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感性世界上升为实践世界，实践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容与对象。实践世界把马克思同黑格尔根本区分开来，将哲学的两个世界转换为唯一的实践世界，从而彻底取消了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革命。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合理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正相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与马克思的世界相融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立足于人，是一种主体参与其中的存在论，故刘安讲，“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种因人而起的宇宙观与西方哲学的世界根本不同。此外，中国之“天”通过“天人感应”与人相通，这种从人出发对宇宙和天的解释成为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融汇的桥梁，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性的铺垫。

　　

　　 中国文化是一种生存合理性的智慧。西方早期启蒙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中国文化伦理治国的理性与秩序直接来源于人的感觉经验，而不需要感性世界背后的合法性根据，从而根本取消了形而上学。中国古代先哲也曾试图探索礼法体制背后的形而上学本体，但这一探索总体上来讲是失败的。老子提出“天”“地”“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而，老子既没有说清楚“道”，也没有真正揭示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逻辑，人的生活准则与天道之间只是一种比附关系，仅仅是当时的一种修辞方法，这种思路直接影响到了孔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与君子之间毫无关联，从“天行健”无论如何都无法推论出“君子以自强不息”，然而这种文学艺术手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乃至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思维却不自知，即我们行动的法则貌似效法天地，实则取决于现实。庄子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乃上下东西南北，指天下。“六合之外”意为天地之外的事物，圣人知道其存在但不说它。天地之内都处于人的生活世界中，正是马克思所谓的“感性的外部世界”——虽然还没有上升到“实践世界”的高度，而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圣人是不去讨论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去探索这个形而上学的冲动。

　　

　　 中国文化关注人之道，孔子之《春秋》正像英国的判例法一样，成为社会正义与社会批判的根据，故而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成为立法的根据，《春秋》之后，美与丑、善与恶、君子与小人，高下立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成为人与非人相区别之四端。人的行动不服从于超验的人性，而是本于人的自然禀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叫做“教”。无论是“性”“道”还是“教”，其根源都是人的现实生存中的需要和能力，而没有此外的抽象精神根据。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生存智慧根本取消了抽象的人的形而上学解释（“仁”也是一种实存的“不忍人”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实践人学——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正是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来揭示人的本质。

　　

　　 中国文化始终从社会生活本身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生活需要立法、确立伦理秩序，寻找答案。东方世界讲究生存智慧，其他的一切研究，包括心性、命理等探究，都服从于、服务于生活世界。人世间的问题都由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天的授权（替天行道），因此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实践文明新形态

　　

　　 哲学革命必然带来对人类文明形态的重新认知。实践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创生了新的实践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融通古今中外的大学问，而且是中国实践本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正确的真理标准，批判了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拉回到人的实践中来，从而开启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真理标准的确立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势，即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套实践逻辑，一切从实践出发，一切在实践中确立合理性，一切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正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进一步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标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论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实践合理性的。胡锦涛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同样是实践合理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成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展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动力。我们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寻求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我们党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入手，在矛盾分析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执政方略，所坚持的原则正是实践合理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实践文明新形态，已经以它的独特优势屹立于世界，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成为独立于、区别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新形态，也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丰富了新的内涵。

　　

　　

　　 作者王清涛，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