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清:过罚相当原则的司法适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6: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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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清  
(79)“未实际获利”或“未获取非法利益”被法院作为判定过罚相当与否的裁罚因素。

  

   5.悔错态度。违法行为实施完毕后,以行为人是否配合执罚机关调查查处、采取补救措施、赔偿受害人损失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悔错态度,也是法院评价行为人主观恶性及再犯可能性的重要依据。在“邹拥军诉襄阳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处行政处罚案”中,法院以存在“被告在查处原告的违法行为时,原告主动配合”因素而处罚未区别对待为由,认定处罚过罚失当。在“潍坊新航塑业有限公司诉该市坊子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以行为人存在事后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赔偿受害人损失、配合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查处的情节,而无充分证据证明处罚决定对上述情况一并结合在内予以全面考量为由,认定处罚明显不当。(80)

  

   6.经济能力。经济能力因素,对于财产罚,尤其是罚款的科处具有影响力。在行为人经济承受能力限度内,罚款威慑效应与行为人资力呈负相关关系:资力越强,同等数量的罚款威慑效应愈弱。在承受限度之外,要么危及基本人权,要么导致罚款处罚落空。因此,经济能力应当纳入裁罚因素范围内。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域,明确将经济能力作为裁罚因素。(81)我国民事赔偿领域,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通常将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作为考量因素。(82)行政处罚领域,目前仅有因应行为人经济困难的处罚执行变通措施,而无将其作为裁罚因素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件将行为人资力作为裁罚是否相当的考量因素,如“半山里案”中的“企业规模小且亏损大”考量、“崔秀喜诉被临颍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的“处罚对象为下岗失业人员”考量、(83)“双峰县精制大米厂诉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中的“受处罚人的实际情况”考量,等等。笔者认为,缴纳方法的变通虽可在一定程度上纾解罚款执行与行为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但仍属治标不治本之策,应将行为人经济能力纳入裁罚范围以对罚款数额作出预先调整。

  

   除目标与手段上的特色外,仅基于司法适用频度,过罚相当原则亦足以逸脱处罚公正公开原则的羁绊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处罚实定法原则。行政处罚立法宜顺应时势,在未来修法时将过罚相当条款单列出来,以强化过罚相当原则的独立性与显示度。承载该原则的过罚相当条款仍系一个抽象的法规范,其具体化实践不仅有赖于行政机关之遵行,更须借助“一个实质而有效且具体的司法审查”;否则,该原则“恐将沦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具文”。(84)在这方面,法院对于过罚相当条款所确立的一般裁罚因素具体形态的推演,显得尤其关键。同时,理论界从法教义学视角对司法实践总结出来的酌定裁罚因素及时予以提炼,以便形成一般裁罚审查基准,责无旁贷。

  

   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以处罚裁量为固有对象,不可避免地触及规范维度的分权理想与现实维度的权利保护需要之间紧张关系。(85)分权主义相对化,为司法干预行政裁量打开了突破口。此时,需要防止裁量权无意之间由一个机关转移到另一个机关,而这种裁量权的重新分配甚至这不如初次分配来得好。(86)基于人民主权及权力效能的原则,法院适用过罚相当原则审查处罚裁量时应当保持适度克制,尊重行政机关作为“初始决策者”的裁量余地,避免以司法裁量取代行政裁量。可喜的是,我国一些适用过罚相当原则的判决已表达“尊重行政机关初始判断权”的立场。(87)但这更应当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①在2021年修改《行政处罚法》之前,该款序号为第4条第2款,修改前后内容无变化。为表述便宜,下文将该条款简称为“过罚相当条款”。考虑到新法2021年7月份才实施,故在案例梳理中仍以原条款序号作为检索依据。

  

   ②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三版),李家馨等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336、338页。

  

   ③参见邱基峻、邱铭堂:《论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2页。

  

   ④参见广东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71行终1700号行政判决书。

  

   ⑤参见《苏州鼎盛食品公司不服苏州市工商局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0期,以下简称“苏州鼎盛案”。

  

   ⑥《陈超诉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客运管理行政处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2期,第45-48页,以下简称“陈超案”。

  

   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行终511号行政判决书。

  

   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再72号行政判决书。

  

   ⑨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⑩参见[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9页。

  

   (11)譬如,余凌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在行政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中迄今“遥无踪影”;刘权教授则认为,我国宪法并没有直接明确规定比例原则,但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内部行政规则等法律文本,开始规定比例原则的相关内容;蒋红珍教授对比例原则的规范基础从超实证规范与实证法规范、隐含规范与明示规范、诫命性规范与适用性规范等层面逐一作了分析。参见余凌云:《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28页;刘权:《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第85页;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规范基础及其路径:行政法视角的观察》,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第54-58页。

  

   (12)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1-74页。

  

   (13)参见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14)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15)关于过罚相当原则的功能有限性分析中,许传玺教授认为该原则的适用须以损害实际发生为前提,通常不适用于行政罚款这种以遏制损害发生为目的的手段;而杨登锋教授等认为该原则无法提供相当性判断。参见许传玺:《行政罚款的确定标准:寻求一种新的思路》,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4页;杨登峰、李晴:《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的关系之辨》,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4期,第9页。

  

   (16)参见章剑生等:《行政法判例百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61页。

  

   (17)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239页。

  

   (18)参见汪燕:《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失当行政行为》,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第60页。

  

   (19)参见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之合理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74页。

  

   (20)[英]威廉·韦德、克里斯托弗·福赛:《行政法》(第十版),骆梅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8页。

  

   (21)See Peter L.Strauss,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3rd ed,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16,p.455.

  

   (22)See 401 U.S.402(1971).

  

   (23)See 467 U.S.837(1984).

  

   (24)See Peter L.Strauss,supra note 23,at 496.

  

   (25)参见叶必丰:《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比较与实证研究》,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123页。

  

   (26)如《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1条、《甘肃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4条、《山西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办法》第4条之规定。在前二者中,相关条款虽名为合理性原则,但其内容却实为过罚相当原则及比例原则的要求。

  

   (27)同前注(25),叶必丰文,第123页。

  

   (28)同前注③,邱基峻等文,第120页。

  

   (29)参见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法学家》2002年第2期,第34页。

  

   (30)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

  

   (31)参见[日]田村悦一:《自由裁量及其界限》,李哲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32)余凌云:《行政诉讼上的显失公正与变更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的批判性思考》,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第48页。

  

   (33)譬如《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6条、《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1条。

  

   (34)参见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湖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

  

   (35)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1行审49号行政裁定书。

  

(36)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5)舟定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为“邬学勋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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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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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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