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宁:论传统文化之“不证自明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4: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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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宁  
下面一节将借助阈限理论和认知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四、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不证自明性”:基于阈限概念的认知社会学思考

   阈限是人类学家特纳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意指仪式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一阶段,仪式中的个体既不具有前一阶段仪式所蕴含的社会属性,也不具有后一仪式阶段所设立的新的社会属性。按照特纳在《仪式过程》一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处于阈限状态前后阶段的个体具备丰富的社会属性,因此体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相比而言,处于阈限状态的个体则不再有任何结构性的界定来进行人际区分,因此在社会特征方面处于一种开放的未定状态。虽然阈限概念的提出一开始是用来描述仪式过程的过渡,但是在社会学研究中,很多学者将阈限从具体仪式中抽离出来,转而描述一般意义上的开放且未定的状态。此外,特纳的阈限概念是单方向的,从前阈限状态过渡到新阈限状态,二者因为仪式过程而有所不同。但是社会学领域内对阈限概念的使用则并没有预设这种单向性。换句话说,阈限前后的状态可以是同一属性的。例如,有学者利用阈限的概念描述了个体宗教信仰状态的待定性和开放性,其在信与不信之间进行自由转换。可见,阈限概念可以采用一种广义的解读,泛指一种开放和待选状态。

   广义的阈限概念很好地描述了处于当代社会中的个体在面对多种意义系统时所处的未定而开放的状态。在其晚期著作中,彼得·伯格亦谈到,现代社会的个体在进行意义解读的时候,并不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二选一。相反,传统和现代可以在同样一个个体身上共存。例如,一个人在谈及其自身信仰的时候,可以援引传统的观念和价值观,从而体现出非常传统的一面;但是同时,他也可以完全接纳现代科学知识,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来理解飞机为什么会飞起来。因此,现代社会的个体在进行意义系统选取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种阈限的状态,随时在不同的意义系统之间进行转换。顺着这一分析思路,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是否采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惯习逻辑来理解和建构社会实在,则取决于其所面对的具体的生活事件。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能够发挥出其“不证自明性”,取决于个体的生活经历所积淀的各种意义系统与周围环境的互动特点。互动的结果决定了个体以哪一种意义系统来结束意义的阈限状态。

   为了更为具体地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出发,对个人所拥有的多种意义系统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大量认知科学的研究指出,个体有两种基本的认知模式:一种是自动化的认知模式。采用这种认识模式的个体不需要细想,而是快速做出反应和行动。另一种是深思熟虑的认知模式,强调的是个体的系统化思考,与此伴随的相对较慢的反应速度。从这两种认知模式的区分来看,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惯习逻辑如果具有“不证自明性”,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自动化的认知模式。此时,人们认为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意义系统为真,从而“自动地”、不假思索地使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认知“捷径”或者“启发”。与之对应的,则是那些“需证而明”的意义系统。例如,大到法庭辩诉小到乘车走路,都需要依赖具体的(甚至文本式的)规则——法律条文和交通规则。此时,我们不能够依赖习惯行事。因此,与“不证自明性”相反,这些意义系统恰恰是要通过“证”才能够体现出其意义和价值。

   从这两种认知模式的区别出发,阈限状态的结束,以及何时个体需要传统文化所提供的实践惯习来构建生活世界的真实性,取决于何时个体需要调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自动化的认知资源来应对生活实践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本文认为,无论是在信息缺失还是在信息过载的情境下,传统文化的实践惯习都有可能被激活和调用。

   所谓信息缺失,是指缺少具体的信息以帮助个体进行决策或者做出行动。这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信任问题。由于基层政府的行政过程与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个体在判断基层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时候,可以依靠一种“需证而明”的绩效原则,即以基层政府的行政服务质量作为判断其是否值得信任的标准。但是,基层政府之上的各级政府所从事的行政活动(如外交活动)则逐渐脱离了个体直接的生活经验。此时,个体在评判政府信任水平时,由于缺乏相关的信息,就有可能转而依靠传统文化观念所提供的惯习逻辑(如儒家传统权威观念所提倡的家国一体)进行评判。现有经验研究也表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会很大,个体甚至会修正自己对于政府机构的认知界定,如在认知中不断修正政府机构所涉及的范围,来维持传统的政治观念。这恰恰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不证自明性”。

   与上面谈到的信息缺失情况相反,如果个体在面对特定的情景时信息过多,则个人有可能不再对这些信息进行一一甄别,而是选择传统文化惯习的简化路径,用传统文化所预设的符号来“大而化之”地指导行动。例如,人们面对来自不同文化或者社会环境的个体(例如外地人或者外国人)时,如果对该个体的行为或者观念表示不理解,则经常用符号化的二元区分(国家差异或者地区差异)来“指代”并“解释”这种差异。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俗语。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来看,这一俗语有趣的一点在于,其本身虽然并没有对风俗差异做出任何科学意义上的“解释”,指出具体哪些风俗差异。相反,只是简单的“同义反复”,强调了存在风俗的差异而已。例如,梁斌在《红旗谱》中描写的人物形象就说道:“你们住城,俺住乡嘛,十里还不同俗呢!这会儿奶奶不怪罪你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差异可以有很多方面,但是这些信息过于庞杂,个体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采用一种“科学的”精神进行一一列举和阐释。对于眼下的生活环境,个体只需要引用“十里还不同俗”这样的俗语,对相异的习俗进行某种“承认”和“合理化”,从而使其变得可理解即可。这本质上便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和赋予。因此,在信息过载时,人们也可以将这些具体的信息置之不理,转而采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简单的文化区分进行一种“大而化之”的意义建设,从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不证自明性”。

   综合上述讨论,如果个体在具体情境中所能够采用的信息过少或者过多,都有可能不采取一种理性的决策分析过程,转而利用传统文化所提供的认知捷径来完成特定的行动,从而结束意义的阈限状态,以传统文化为导向来理解现实并安排个人的行动,从而凸显了传统文化的“不证自明性”。与之相反,当具体情境中所提供的线索或者信息“适量”,没有带来太多的认知负担时,个人则有可能采用一种理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明文的规范来进行意义建构。此时,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或难以展现其“不证自明性”。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现代化理论预设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日渐式微,但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这种传统—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分思路并不能够准确地描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在此背景下,大量的文化社会学经验研究分析和呈现了不同内容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接纳度,以及这种接纳度对个体行动和价值观念的显著影响。然而,传统文化除了具体的内容之外,还可以从其提供的意义所具有的属性角度来进行分析。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初步尝试。

   具体而言,本文强调,除了内容层面的分析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文化。这一分析思路可以帮助我们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近乎共识性的论断,转向讨论“传统文化提供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赋予社会成员以意义”这一更具理论信息量的问题。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对个体层面上传统文化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区分出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和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两种存在形态。前者经过长时间系统化的理论凝练和总结,往往以一种文本化“可明言”的形式存在。因此,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常常作为韦伯—帕森斯意义上的意义系统外在于个体。这种类型的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内化的方式实现“不证自明性”。与之相比,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是个体在长时间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和稳定下来的传统“做法”或者“道理”,其系统性不强,但是更为具体和情景化。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通过习惯化的方式呈现“不证自明性”。在现代社会,个体普遍接触到的是碎片化和多元化的意义系统,因此往往会处于一种意义选择的阈限状态。此时,当个体情景化信息出现缺失或过载时,传统文化的实践惯习均有可能被激活或调用,从而体现出“不证自明性”的特点。

   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在经验层面上判断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时候,除了那些被研究对象明确表达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及行动背后的传统文化动因之外,仍需要更加深入地考察个体在自动化的认知模式中,多大程度上援引传统文化所提供的认知图式。在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开发出一系列判断个体认知模式调用的研究策略。但是到目前为止,鲜有文化社会学研究将个体的认知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存续联系起来,这或许是未来文化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此外,按照布迪厄对于惯习的界定,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应当具有跨越场域的特性。换句话说,在某一场域中形成的传统文化惯习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场域中被激活,并规制个体的行动。考虑到现代社会个人场域跨越的频繁性,如何理解这种传统文化在场域间的跨越,也应当是未来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最后,传统文化“不证自明性”的发挥,也对当下的文化宣传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当前,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有形载体的保护更多偏向于传统文化叙事体系的一面。通过这些有形的物质载体,来“讲”好传统文化的叙事。但是,为了让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环境中“落地”,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还需要在“听”和“做”上下功夫。前者是指如何让个体更好地接触并且内化传统文化的叙事体系,从而对应于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后者则强调让个体通过习惯化的方式来践行传统文化,对应于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二者都是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以及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机制,缺一不可。

  

  

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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