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动词存在论与创造者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23: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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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而存在论的证明必须是在场证明。在场的创造者只有人,所以只有人同时满足了存在论和创世论的证明条件。在哲学史上,神学家是最接近创造者问题的人,但所选择的对象,即上帝,却是一个无效假设,因此错过了真正的创造者问题。也许有万物的创造者,但这不是人类能够理解的事情,人类必须谦虚。

   创世论的问题都是同构的,都意味着创世性,只是创造的“世界”不同。假设上帝至高无上,那就不可能让人猜中它的心思,如果谁说猜中了上帝的心思,就是贬低了上帝。其实人对上帝之心一无所知,归属在上帝名下的全部伦理原则和价值观都是人的想法,只是借了上帝之名。如果真的相信上帝,就不能妄议上帝之心。在这个事情上,我倾向于唯名论。但无论唯实论或唯名论都无法证明上帝是实在世界的创造者。神学的创世论在思想语法上不完整:创造事件的主语不在场,谓语不可解密,只剩下宾语(万物)是可见的,所以,上帝的创世论是无法解码的“神迹”(据说物理学终将能够破解宇宙的终极秘密,但这个预期仍然有疑点)。与此不同,人作为创造者没有神迹,但有奇迹,最大的奇迹就是思想的自反性(reflexivity),即人能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思,能够自己来解释所创制事物之所是。思想的自反性是人作为创造者与上帝的本质差异。上帝全知全能,按照莱布尼兹的论证,上帝直接就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可能世界,因此上帝不需要哲学。人虽是创造者,却在能力上非常有限,思想和行为错误百出,所以人的创制需要不断反思,人必须在思想中建立自反性来解释自身。

   经验证明永远不够用,于是知识或思想都需要一些“自明的”基本观念。所谓“自明的”基本观念其实都是假设,而假设在实质上是创作。创作出来的观念不是知识,知识已经触底了,而且那些基本假设就是知识所以可能的基础,因此,自明性不可能在知识论上被证明。自明的观念看上去几乎必然为真,但并不绝对保险,只是意味着:x在理性直观上是真的,并且在经验可及的可能性里看上去都是真的,但无法证明x在所有可能性里都是真的。当然,重言式是永真的,但这不够,知识还需要超出形式关系的经验命题,在逻辑的传递性之外还需要事实的传递性(因果)。自明的命题“偶尔”可以是错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第五公理即平行公理看上去是自明的,但不能证明,相反,现代几何学证明了平行公理在真实世界里并非总是真的,因此有了非欧几何。有趣的是,一些反自明的观念却是真的。康托集合论就经常违背直观自明性,自然数的无穷集合可以完全映射为偶数的无穷集合,这是“荒谬的”,因为“明明”多了一倍。无穷集合可以完全映射为它内部的一个子集,等于说,全体与部分相等,这也是反自明的。更难以理解的是量子力学,几乎完全是反自明的,却是真的,而且量子力学很可能是最接近万物真相的理论。可见自明性不等于必然性,只是人在创作基本观念时最容易发现的最显眼路标。

   创制的对象或者“资源”是可能性,在理论上有无数可能性,相当于可能世界的无穷集合。与之相应,创制的意识条件是能够表达无数可能性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制。既然任何可能性都可以在语言中表达,语言就预存了无数虚构对象,这对于思想是挡不住的诱惑,人难免胡思乱想。仅凭语义足以产生形而上学的诱惑,比如把经验定义为不纯的、变化的、表面的、相对的或现象的,于是就在分类学上暗示着,在经验背后另有纯粹的、不变的、本体的、绝对的、本质的或终极的存在本身,但这纯属语言的虚构,除了在语言中,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绝对或终极的本体。那些“最高级别”的概念只存在于语言中,在语言之外找不到对应物,只是语言的虚构作品。语言的虚构对于思想极其重要,是一切创制的资源,没有虚构就没有思想,就像不说假话就没有太多的话。但并非任何虚构的对象都是思想问题。神作为文学故事是有趣的,无穷大在数学里是必要的,但终极或绝对的存在却是一个不可能的思想对象,因为不存在能够思考终极或绝对存在的方法,所以只是不太有趣的文学。经验论或分析哲学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形而上的对象不存在。它们作为符号有涵义(significance),但作为概念却无意义(meaningless),因为意义需要所指(referent),可形而上学概念的指涉(reference)是仅仅发生在语言内部的一个功能,并无实在落点,甚至其所指无法定义。

   这不是在怀疑功能性的词汇,相反,功能词汇是最重要的词汇,是使思想成为可能的词汇。逻辑联结词(非;或;并;如果—那么;等价于)就是语言和任何思想的根本词汇,我想不出比逻辑联结词更重要的词汇。其他功能性的词汇也同样重要,比如因果、时间概念(先后、时态和时段)、空间概念(各种方位)、无穷大、无穷小等等。所有的功能词汇都属于建构思想的方法,却不是知识对象。“无穷大”并不意味着那里存在着一个无穷大的数,只是表达极限的一个功能,不是一个知识对象,因为无穷大的数或事物不可能在有限步骤里被构造出来。凡是没有建构方法的概念都不是知识对象。哲学误把许多属于语言的功能概念当成了超验的对象,难免劳而无功。

   哲学家试图找到最基本的“范畴”作为建构全部知识的基础。按照康德的理解,范畴是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普遍有效的纯粹概念。最早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列表有些混乱,看不出范畴如何能够必然地构成知识,似乎更接近叙事所需的语言学要素。康德的范畴表则与知识构成明确相关,主要是对逻辑判断的基本概念略加改造,有4类12个范畴:(1)量:统一性、多样性、总体性;(2)质: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3)关系:实体—偶性、因—果、主动—受动的互动性;(4)样式:可能性—不可能性、存在—不存在、必然性—偶然性。

   康德的范畴表虽有条理,但有疑点。实体—偶性(substance-accidents)作为“关系”就有些可疑,并非普遍的思维方式,只是欧洲语言里的特殊现象,在有些别的语言里无效。当代科学也不会接受把事物理解为独立实体。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划分也有难点,事实上,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和数学里,并不存在于物理世界或生活世界里。真实世界里只有相同条件下的可重复性,没有必然性。因果是最重要的范畴,但也令人迷惑,直到今天人们还不能为因果给出无疑义的定义,仍然难以确定哪种条件、何种相关性或何等概率能够说明什么就是“决定性”的原因,因此,因果范畴其实是含义不清的概念。其严重性在于,如果经验知识不能定义因果,就等于逻辑不能定义蕴含,也就等于我们从来都不能确定什么是知识。因果关系的逻辑表达也有疑问,因果关系通常归入“蕴含”,即属于p→q的一种情况,但这个表达会搞乱逻辑关系和经验关系,尤其是不能表明因果关系与逻辑关系的差异,而此两者有着不兼容的性质,并非可以合并的同类项。因果并不是真值关系,而是存在论关系,因此——允许我猜想——具有“存在论性质”的模态逻辑恐怕更适合表达因果,比如表达为:存在x,当且仅当,存在x蕴含所有y。“存在x蕴含所有y”在逻辑上不能证明,但我们似乎不能忘记因果是一个存在论状态,并非逻辑状态,除非能够证明逻辑学与存在论是全等的,这恐怕不能。当然还有漏洞,全称量词下的y意味着无穷多的可能情况,而无穷性超出了证明能力,因此应该增加一个约束条件,即“所有y”是一个有穷集合。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尚无结论的开放问题。

   举出这些例子是想说明,除了逻辑和数学,并不存在能够严格定义的先验范畴,甚至连笛卡尔期望的“清楚明白的”观念都不多。另外,范畴也不是经验总结出来的,经验不可能经过积累而显示“隐藏着的”结构,除非人们故意将其中某种关系看成是结构,而要把某些关系“看成”结构,又需要预设先验范畴。经验论和先验论似乎在循环,这种循环是知识论思路导致的。其实,思想或知识的基本概念既不是经验生成的也不是先验的,而是人的创制,人为了把观念有效地协调组织在系统中而创制了一些具有秩序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有效性就在于其组织能力,或者说,概念即秩序。基本概念总是根据秩序的需要而变化和调整,这种不确定性说明,包括范畴在内的思想基本概念不是知识,而是形而上的发明,不是预先的真理,而是创造者发明的思想秩序——即使碰巧为真,也是发明出来的真理,而“碰巧为真”不是因为自明性,而是因为此种秩序碰巧在实践中递归(recursively)为真。

   在创造者视域里,创制是创世存在论的第一问题。唯有人才能反思作为存在论的创世论,即“存在如何成为存在”。这非常不同于经典存在论试图讨论的“存在之为存在”。《周易》的系辞(不知何方高人所作)最早意识到“作”开创历史之功,而“作”正是创造者视域里的第一问题。如前所论,假设有上帝,全知全能,那么上帝之“思”就同时等于“反思”,上帝总能够在无数可能性中直接找出最优答案,也就不需要额外的事后反思了。人作为创造者,不仅物理能力有限,认知能力更加有限,人从来难以确定什么是好的,不知好歹是人的本质。正因为人没有能力穷尽无数可能性,所以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无穷性是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绝对界限——于是形成了人类特有的创世存在论难题:如此创制了这般的存在秩序,却未知是否最优。

   假如人类不是作为创造者而存在,任何思想和知识都无意义,也难以有任何推进(这一点甚至可以有生物学的理由),因此,在存在论意义上,创造者身份优先于认识者身份,创造是思想和知识的潜在容量的前提。从认识者视域转换为创造者视域,意味着哲学的反思对象从“所是”转向“所为”,哲学的主题从“真理和必然性”转向“创制和可能性”。在创造者视域里,存在论与创世论是同一个问题,不再是两个问题。存在的意义在于创制,使存在成为存在,而创制的意义在于为存在建立秩序,使存在得以存在。创制就是存在的意义终端,凡是人类不能创制的事物,就是人类的存在论界限。

   人只是人类世界的创造者,不是万物的立法者。万物自身的运行法则比人的知识、意志和伦理强大得太多,只要违背万物的法则,人类马上就死。启蒙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就像地球中心论一样自以为是,其实人在宇宙中无比渺小。启蒙主义想象人是万物的知识论主体,想象每个人具有绝对价值或是目的终端而成为万物的价值主体,如此不谦虚的观点无论在物理学、生物学或任何科学上都没有依据。启蒙主义实质上是把上帝的神学复制粘贴为人的神学,因此启蒙主义是一种新宗教。单就生物学而言,假如每个人都是绝对目的而有绝对价值,人类种群必定在无解的互相矛盾和冲突中走向灭亡,或者,假如人人在每种事情上达到平等,人类种群以及文明必定走向失去动力和活力的“热寂”。理想主义对人的期望过高,以至于反而想象了人类的必死之路。与之相反,创造者视域是谦虚的,比日心说更谦虚,就像量子力学一样谦虚。人类虽然创造了人的世界,然而无法完全控制人类所创造的世界的量子式混乱,作为创造者的人甚至不是其创造物的主人。

   在人的创世存在论中,主题词不是存在(to be),而是行动(to do)。行动之外无存在,因此,存在即行动(to be is to do)。只有改变存在状态的行动才制造了存在论的问题,因此,存在就是去成为一个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的存在论意义在于创制,否则只是重复,因此,行动在于创制(to do is to make)。无创制的行动属于生物学过程,与存在的意义无关。创制性的行动必定包含思想,因此,“我作”包含了“我思”,“我作”是创世存在论的出发点,也是哲学的出发点。

在此需要一个注解:我作与我思的一致性并非传统的“知行合一”。我作是创造性的及物行动,以可能性为思想对象,以创制为结果。传统思想的“知即行”或“行即知”实质上把思想收敛为修身,其中有着反思想的倾向。修身修成最高正果也修不出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可见修身是私人经验境界,不是改变存在的创制。“我作”的问题与“知行合一”没有关系,而与维科的“成真即所成”(verum-factum)倒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不过,维科论证了所成即真理,仍然属于认识者视域。创造者视域却是一个超出知识论的存在论或创世论问题:如此这般地创制了如此这般的存在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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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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