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从“视民如伤”到“为人民服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0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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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海军  
类似“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荀子·议兵》),“天子舟车殡何?为避水火灾也”(《白虎通·崩薨》)的叙述更是常见。还有“推而内之水火,入也弗之顾矣”(《大戴礼记·千乘》),既与前文“推而内之沟中”相照应,亦是水火并举而称灾患的例证。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多灾多难的民族必定最为熟悉水深火热的悲惨遭遇,对水火之患避之犹恐不及。基于这种生活经验,古人常将百姓处于暴虐统治之下的恐怖比作水深火热,将百姓渴望逃离这种恐怖统治称为“避水火”,并将讨伐暴君而解救百姓称作“救民于水火”。如齐宣王伐燕时,孟子谓燕国百姓“避水火也”,他们期望齐国的征讨“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孟子·梁惠王下》)。当时燕国百姓正处在子之之乱期间,所谓“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史记·燕召公世家》),百姓可谓苦不堪言,故有此论。孟子论汤征葛时有云:“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葛伯不义,成汤起师伐之,“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复仇也”(《孟子·滕文公下》),是有“救民于水火”之说。齐宣王伐燕,亦是“燕虐其民”,只有解救百姓才具有正当性,若仅取代燕国的暴虐,则“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没有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没有正当性可言。

  

   以水火之患刻画百姓的灾难生活,并不在于对境况描述得多么贴切,而在于对救助表达得多么迫切。如同“由己溺之”传达出救助的刻不容缓,百姓作为伤者、溺者、饥者或转于沟壑,置于水火,所有这些都指向迫切的救助,水深火热即意味着“救民于水火”。“救民”的表达在传统政治话语中十分常见,《周礼》中甚至有专门“司救”一职,其职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14郑玄注“救”曰“犹禁也”,其与《说文》解“救,止也”相当,结合以“以礼防禁”来看,“救”的教化之义很重。贾公彦亦注意到《周礼》中的“司救”与“师氏”“保氏”等职一起出现,其疏云:“是其以礼防禁人之过者。亦是教之类,故在此。”15“救”与“教”皆从“攴”,亦可旁证有类似的教化之义。故贾公彦疏曰:“皆使困苦而令改恶从善,是救之也。”16但对《周礼》另一处大司徒之职中的“五族为党,使之相救”,郑玄注曰:“救,救凶灾也。”17可见同时就有救灾之意,而族人之间相救,也包含今天更多作为“搭救”的意思。孟子云:“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孟子·离娄下》)其中所言“救”正与此同。在传统政治话语中,“救民”的教化意味与救灾之意相结合,更多体现政治上自上而下的体恤精神。孔子在齐国的时候,适逢齐国大旱引发饥荒,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孔子对曰:“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祈以币玉,祭事不悬,祀以下牲。此则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凶年救灾是一回事,国君必须在凶年“自贬”以示与百姓共患难,两者相结合才是“救民”之义。作为一国之君,凶年多有忌讳,《春秋》中就常有讥国君凶年修旧、造邑之类的书法,这都表明“救民”的体恤精神。

  

   与“救民”相比,“救民于水火”除了突出援救刻不容缓,主要还在于推己之心于民,视民之危急为己之危急。推己及人是儒家的基本工夫,孟子声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足见“推”之意义重大。其著名论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亦自“推”而言。所谓“推”,即“举斯心加诸彼”(《孟子·梁惠王上》)。水火之患乃共同的生活经验,推己之心于民,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己受之,援救须得全力以赴。不过,作为传统政治的制度叙事,“救民于水火”并非指向个人的“私恩小利”18。孟子就讥讽过子产用自己的车载渡河之人,其云:“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孟子·离娄下》)“救民于水火”所代表自上而下的体恤精神,不同于身边人的怜悯,这是一种政治文明,是本己之善的承担,而非外在的救赎之路。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离娄上》)不要小看“救民于水火”所代表的体恤精神,孟子所言“援之以道”,足以形成一条与救赎精神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其间所论甚大,须另行撰文。朱子注云“直己守道,所以济时;枉道殉人,徒为失己”19,其中所谓“失己”,即孟子所言“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孟子·离娄上》)。“救民于水火”要在推己之心于民,孟子论“推”有云“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不是人人皆能“权”,能“度”,故“救”有“直己”与“失己”之别。齐宣王不忍见牛之“觳觫”而救之,然“百姓之不见保”,所谓“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孟子·梁惠王上》),便是典型的“失己”。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如水深火热之中自不待言,“救民于水火”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系统工程,从战略性的布局到全民的动员,从医疗体系的建设到医疗资源的集中,都依赖于强大的国家意志整体推进。任何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按部就班,谁也不能依靠一己之热情冒失地救助身边的患者。不过,自上而下的体恤精神依然离不开每个人全心全意去落实,不然国家力量再强大,战略布局再合理,也容易打折扣。这种“全心全意”在“视民如伤”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中,叫做“匍匐救之”。

  

   三、“匍匐救之”与“全心全意”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出自《诗经·邶风·谷风》,根据毛诗的疏解,在原诗中男子有了新欢,旧室怨恨遭到抛弃,声称一直以来勤勉于家事,未曾懈怠:“所以君子家事己皆勉力者,以其凡民于有丧祸之事,其邻里尚尽力以救之。邻里之疏犹能如是,况我于君子家事难易,何得避之?故己所以尽力也。”郑玄笺云:“匍匐,言尽力也。凡于民有凶祸之事,邻里尚尽力往救之,况我于君子之家事难易乎,固当黾勉。以疏喻亲也。”20原诗之意是邻里之间凡有灾祸皆尽力救之,“匍匐”用来形容尽力的程度。《释名·释姿容》解云:“匍匐,小儿时也,匍犹捕也。藉索可执取之言也,匐伏也。伏地行也。人虽长大及其求事尽力之勤,犹亦称之。”孟子有云“赤子匍匐将入井”(《孟子·滕文公上》),亦与此同。匍匐即婴儿还不能行走时伏地爬行,以喻大人连行走的力气都没了,却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哪怕爬着也要救人于患难之中。以此形容尽力的程度,可谓贴切。

  

   《诗经》中“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一语,有几层意思,被其他典籍引用时都有体现。在《孔子家语》中,孔子的旧友原壤的母亲去世,孔子打算去帮忙,子路表示不满。原壤的形象比较差,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论语·宪问》),说的就是他。孔子怎么还能把这种人当朋友呢?故子路想以孔子的名言“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劝说孔子,孔子就说:“‘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况故旧乎?非友也,吾其往。”(《孔子家语·屈节解》)这里的引用就是“以疏喻亲”的意思,毕竟是旧相识,比陌生人的关系还是要近一些。《孔子家语》中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宋国一个守门人去世之后,身为公卿的司城子罕为他哭得很伤心。这事被晋国一个刺探情报的人知道了,以此劝说晋侯不要攻打宋国,理由是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有百姓的拥戴,宋国可不好欺负。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既赞扬情报人员善于见微知著,亦充分肯定司城子罕的行为:“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子罕有焉。”(《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此事本于《礼记·檀弓》,引用《诗经》的话,意为贵不傲贱,不计卑微而痛惜之。任何一个时代最底层的百姓都是最需要援救的。

  

   晋灵公时期,宋国国君昭公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杀,晋国重臣赵盾力谏灵公出师讨伐宋人,曰:“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顺也。今杀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灾焉。晋为盟主而不救,天罚惧及矣。《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而况国君乎!”(《韩诗外传》卷一)与前文所言“以疏喻亲”相比,此处引《诗》可谓以贱喻贵,即贱者可救,贵者更无理由不救。至此,无论亲疏、贵贱,皆在“匍匐救之”的范围内。不止如此,“匍匐救之”有更深刻而全面的运用:

  

   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城,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势利,以持养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韩诗外传》卷五)

  

   最根本的“救”其实是“教”,可与前文相照应,所谓“礼仪废坏,人伦不理”,“救之”即“教之”,制礼作乐,教以人伦,重塑文明方是根本之道。这正是“天下溺,援之以道”的意思,“百姓靡安,莫之纪纲”,只有一个文明体系才能纲纪天下,安顿百姓。“自东自西,自南自北”,这一全方位的“匍匐救之”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文明,“匍匐”在这种文明的背景下才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匍匐”相当于今天广为人知的话语“全心全意”,而“全心全意”又与“为人民服务”连在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由毛泽东于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正式确立。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有过太多的研究,而作为修饰语的“全心全意”并未得到专门的关注。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1很明显,“为人民服务”即“为人民利益服务”,这正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的原话。22与“为人民服务”讲利益相比,“全心全意”分明在表“心意”,后者固然重在修饰前者,却也未必没有可以与前者相提并论的涵义。

  

   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思想脉络看,正如“为人民服务”有一个从“为人民利益服务”提升的过程,“全心全意”的提法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开头就说,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3。仅就修饰而言,“完全”“彻底”才真是完全、彻底的修饰词,转变为“全心全意”,绝不只是换一个修饰的表达,而是在修饰的同时多了一层“心意”的涵义。这一转变与从“为人民利益服务”到“为人民服务”的提升过程完全同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若表达为“完完全全地为人民利益服务”,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别相当明显。在一穷二白、极度贫困的斗争年代,物质利益的功利诉求占据中心地位不是没有缘由的,但终究没有填满整个思想空间,确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表明既有利益的收敛,又有心意的流露,为此后向伦理、道义的转化留下空间。

  

“全心全意”固然显得直白、通俗,却离不开一个深厚的文明传统。这就好比“理所当然”,这一常见的用语实是宋明理学塑造生活的结果,口头语中动辄“理所当然”,对于熟悉理学传统的人,不难察觉其后艰深的“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的相关意蕴。“全心全意”同样是宋明理学中《大学》传统塑造生活的结果,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正心”“诚意”流传甚广,“心意”成为百姓的寻常话语,可能也与明代心学的民间盛行有关。《大学》有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朱子注曰“心者,身之所主也”,“意者,心之所发也”24,“心”与“意”在理学的修身工夫中至关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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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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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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