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磊明 李健民: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54:31

进入专题: 制度实践   生活逻辑   多维关系  

董磊明   李健民  
于是村书记找到了股长和他父亲,最后把泵站的项目“跑”下来。村支书说,本村还有一个人在县里某局当局长,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村庄,且为人傲慢孤僻、薄情寡恩,即使和住村里的叔伯兄弟也很少来往,“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一般都不会去找他的”。(SL,江苏T村村支书,2018年8月1日)

  

   案例2:山东省德州市S村内有一片土地将被养牛场征用,租金较为合理,大部分村民都积极响应配合。村民张某却一直表示种地是自己的“本分”,拒绝流转自己的19亩地。村支书知道张某并不是真正不愿意被征,而是想额外多要钱。村支书ZHH便私下跟他说用自己的20亩地与之交换,村支书拿征地补偿,张某继续种地。最后张某被逼无奈,与牧场签订了合同。(ZHH,山东S村村支书,2017年7月30日)

  

   案例1中,村支书能准确找到合适的对象并顺利争取到泵站项目,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水利局股长和另外那位局长虽然已经不住在村里,但村支书知道他们的脾气和性格。在案例2中,村支书对钉子户知根知底,明晰他们“后台”的真实想法,避免了被其在正式场合的“表演”牵制注意力而做出错误的预判。这种熟悉乃至知根知底是“长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力陶冶出来的结果”28。正式运作依靠正式制度的强制力和法理型权威,具有一系列实施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而非正式运作则更依赖信息的对称,是在每一次互动中积累和增进彼此的熟悉,对非正式运作能否运用,什么时候运用,怎样运用有一套通盘的认识和预判。

  

   当非正式运作中的行动者切换到另一个关系维度,原来普遍主义的工作关系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将被取代,经常换之以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如老乡、亲戚和朋友等。运作者从而凭此拉近双方的情感,增加彼此的认同,甚至借助特殊关系间依存的交往逻辑,迫使对方要在一定程度上徇私情。如案例1中,村支书就通过与水利局股长的私人关系,劝他“回报家乡”,“为家乡多做贡献”,将泵站放到本村;后者同时也是一个重感情、重乡土的人,双方随即一拍即合。因此,日常生活上经常可以看到的拟亲属称谓也会发生在非正式运作中,如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亲装亲”,称呼“老兄”“大哥”“大姐”等,实际是期待对方用熟人的情感和伦理对待他。因此,在正式制度以外的私人关系维度越亲密或对方越重视,非正式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即使与对方没有正式制度以外的共享维度,非正式运作的运作者也会努力去建构这些维度。

  

   非正式运作中运作者以另外一重或多重身份出现,其在这些关系维度中的人格特征也将对非正式运作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中国依托大量的非正式行政完成基层治理,蕴含了儒家对社会事务较少干预的理念29,实质还是一种依托运作者的道德维度实施治理的治理方法。家产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差异不仅在于传统型支配与法理型支配30,还在于前者要求官僚拥有“父母官”“替天行道”这些人格特征。可以想象,这样的官员如果在正式制度之外的其他关系维度具有更非凡的感召力,将促进运作对象产生更多的认同并进而在正式制度的维度服从正式权力的安排。所以中国古代,力推圣贤教育,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四书五经,便是主要围绕如何修齐治平,如何成为君子而著。《中庸》形容百姓对待圣人“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正是因为这样,理性化要求无论运作双方都要“对事不对人”,但在非正式运作的场域中,则往往“对事又对人”甚至“对人不对事”。一个通情达理、忠诚厚道的人与一个刻薄寡恩、唯利是图的人在正式的组织制度中可能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差别,也对其所在的差序结构的紧密程度有着重要影响31。因此,有德性和号召力的人的非正式运作将更为有效,换言之,在正式制度以外的关系维度中更有影响,非正式运作更有可能成功。

  

   (二)权宜性

  

   正式制度镶嵌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具体的权力运作必须顾及在正式制度以外其他维度中的后果。例如,农村社会里村干部同时也是与其他村民一体的社区成员,如果过去在执行征收农业税、计划生育等上级任务时过分使用权力,比如抓人、扒房子等,将严重破坏他们与村民的关系网络,影响他们日后在村中的生活。在城市社会,即使依法拆迁,面对低保户抗拆,执行者也要顾及民生问题,“不能让他们睡马路”,否则将影响政府的“庇护主义合法性”32。正式制度具有统一和刚硬的标准,现实社会又是复杂的、具体的和非均衡的,制度的执行者往往会“见机行事”,采取非正式运作,从而使得正式制度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弹性。这种非正式运作实质是一种滞后性的整合。因此,正式制度的执行对正式制度以外的其他关系维度伤害越大,采取非正式运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一旦采取非正式运作,仍然需要权宜,这时候的权宜就转移到如何切入更合适的关系维度,而这些切入实质上又依赖于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的判断。在非正式运作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抽象的标准,类似于差序格局中“一切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33在非正式运作中,还需要区分是什么事,并针对具体的事作权宜性地选择。非正式运作针对不同的人制定不同的标准,并不断切换关系维度,越切入到对方认可的维度,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时针对不同的事切入不同的角度,并不断切换关系维度,越切入到最有道德的维度,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理性化的规则和科层制对所有人都是均一的;而非正式运作则将人最细微地区分开,如同培训和营销要先了解对象的需求从而制定一套专属的培训和行销模式,非正式运作的对象可能有的认道理,有的欺软怕硬,这便需要了解他们的家庭、经历、网络,以及喜欢什么,认同什么和怕什么等。因此,针对同样的事情,运作者根据不同的人会切入不同的关系维度,如对好面子的老人就用当地舆论,对心肠软的人就示弱。这里切入的标准往往是与运作对象的亲疏远近、力量对比和脾气性格等。

  

   反过来,针对同样一群人,运作者遇到不同的事情采取的策略也会不一样。在2017年山东德州S村的调研中,笔者就发现在收水费和推广清洁煤两件事上,村干部采取了不一样的行动策略。

  

   案例3:国家规定粮食直补到户,基层干部不能截留挪用。在收缴灌溉水费的时候,遇到少数拖欠赖账的村民,村干部会理直气壮地采取扣直补这一非正式的方式(下一年少报这户的粮食种植面积)来对付,且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将“钉子户”说得极其渺小、人格低下,甚至发动村庄舆论群起攻之。村支书ZHH不仅不担心自己被告,还会很得意地向外人讲述,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村庄场域中,此举是为了“公”,具有十足的正当性和道德性。这招使得全村的水费如数上缴。(ZHH,山东S村村支书,2017年7月30日)

  

   案例4:在推广清洁煤时,上级指定购买的清洁煤质量不好且价格偏高,作为村庄一员,村支书觉得老百姓利益受损,自己也比较反感,因此在推行时就不会采取强硬的举措,也不会用扣直补等非常规手段,而只能动用出席红白事上积累的人情,尤其是之前帮过他们忙的村民,“请父老乡亲理解他,配合他工作”。(ZHH,山东S村村支书,2017年7月30日)

  

   面对同一群村民,德州S村村支书在案例3和案例4中采取的手段却截然相反,收水费上始终倚仗其在正式制度中的道德优势,即便用扣直补的非法方式也不在意;推广清洁煤时则绕过了这一关系维度,动用一些私人网络,特别是有欠人情的,让他们在这件事上还人情。反之,如果仍然在正式制度的维度运作,由于清洁煤既损害村民利益也不具有较强的正当性,很可能完全推广不开。与针对不同对象的权宜运作相似,不同事情上的不同切换也是依据一些具有特殊性的东西,如与运作对象的利害关系,以及本身的正当性、道德性等(关于后者的内涵和作用,下文还会详细阐释)。运作者往往占理的时候就讲理,不占理的时候就用情,不断切换到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维度,切入到越有正当性的维度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

  

   (三)道德性

  

   非正式运作根据对象和事件进行权宜性的运作,决定了实现的过程和手段可以变通,甚至有时是有违正式规则的,“不正当”的。但非正式运作要有效实现,要求这种“不正当”必须仅限于正式制度的维度,而在其他关系维度上有正当性,不能不讲这些关系维度的规则。运作双方至少要在一个关系维度上存在共识,如果双方没有共同的价值基础,互动势必无法持续。以正式制度的标准理解这种非正式运作,会认为它有违规则,是特殊主义的和不正常的;但如果从非正式关系的维度观之,他们则是普遍主义的和自成体系的,建立在一些共同认可的地方性知识之上,符合这个关系维度和场域中的规则。因此,非正式运作可能不符合正式制度的规则,但至少在其他关系维度中符合“游戏规则”。

  

   在正式制度以外的关系维度中,如果具有较强的正当性,行动者因之会具有博弈的道德性理由,非正式运作能较为顺利地开展;反之,运作空间将被大大压缩,例如案例4的清洁煤推广就由于正当性不足,最后没有完成上级要求的指标。在正式制度以外的其他关系维度中正当性越充分,非正式运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以下案例5和案例6就反映出非正式运作的有效性与在其他关系维度的道德性保持一致。

  

   案例5:国家规定土地二轮延包、确权以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不能调整。但此举造成土地分配固化,由此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分配不均,二是给修路修渠等公共品建设带来麻烦。在湖南C村,由于传统保持得较完整、地方性规范较强,当地一些干部仍能组织农民调整土地。面对人均占地较多农户的质疑(认为此举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村干部及其他要求调地的农民依旧正义凛然地说“地是国家的、集体的,你们家占这么多地,而人家那么少,太不公平了,你让别人吃什么,让人饿死不成”。最后,土地依然得到调整,且没有人向上级告发。(DMZ,湖南C村村委会主任,2019年1月12日)

  

   案例6:山东W村传统上生育观念很强,不能让人断子绝孙是当地的“大道理”。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村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总是变通地执行,偷偷放超生的孕妇跑去其他地方生孩子,回来的时候再收罚款;否则,过于严苛地执行将被斥责为“没有人性”。(LIX,山东W村妇女主任,2018年1月24日)

  

   案例5中,调地的道德性来自于当地的公平正义和生存伦理,在村庄共同体维度具备强大道德性的情况下,非正式运作甚至可以以此来压制正式规则。同样,在案例6中,由于当地传统的生育伦理过于强大,严格执行正式制度将会引起巨大的反弹,变通地执行计划生育反而契合当地的伦理道德,得到村庄的认可和支持,甚至上级也默许这一做法。

  

当非正式运作具有较强的道德性和社会认同的基础,就在调整不合宜的正式规则方面具备一定底气,甚至可能得到这个场域乃至村庄成员的保护。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告状,便是对主流道德的违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制度实践   生活逻辑   多维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786.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