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极: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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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极  

  

   个案4:B市的李先生经营一家电脑公司,为让儿子进入重点初中,他找了在民政局当科长的姐夫,姐夫找了审计局的刘科长(姐夫与刘科长是大学同学,关系紧密),刘科长十分乐意牵线搭桥,带领李先生和姐夫一起去教育局何副局长家拜访。刘科长与何副局长以前来自同一个村,关系甚好,因此何副局长约了重点初中的校长吃饭,李先生、姐夫和刘科长一起参加饭局,向校长求帮忙。之后,李先生的儿子进了这所重点初中。(2012年在B市的参与式观察)

  

   上述的“介绍型”多了一重筹码:当几个人见面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人对最终施助者施加人情压力,而是几个人同时对其施加。施助者若是伸出援助之手,就会得到几个人情,收益翻倍,以后他向其中任何一人寻求帮助,这几个人一般都得还人情。尤其他们都属中产阶层,各有资源。例如,校长会觉得审计局的刘科长得罪不起,得给面子,因为他们学校的财务需要审计局审计。

  

   在这个个案中,校长给何副局长一个人情,何副局长给刘科长一个人情,刘科长给李先生的姐夫一个人情,姐夫给李先生一个人情。反过来就是,李先生欠姐夫一个人情,姐夫欠刘科长一个人情,刘科长欠何副局长一个人情, 何副局长欠校长一个人情。同时,因为这种介绍,李先生不但欠姐夫的人情,还欠刘科长、何副局长和校长三人的人情。同样,姐夫不但欠刘科长的人情,还欠何副局长和校长两人的人情;刘科长不但欠何副局长的人情,由于被介绍认识了校长,大家向校长求情,刘科长也同时欠了校长的人情。人情就这样在关系链中流动起来,五个人都成了人情流动的节点。在这种一个介绍一个,所有关系节点都见面的“介绍型”中,每一个关系节点都会欠下之前所有关系节点的人情。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可以追问:是何种动力促使了人情的流动?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人情的流动呢?如果说强关系之间都喜欢相互帮忙,那么理论上,你想找任何人帮忙都可能找到,比如,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朋友,一个接一个,最终甚至可以联系到国家元首或世界首富,但从常识来看,一般人极少能通过找关系联系到国家元首或世界首富。为何如此?下面继续分析。

  

   (二)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入学的不同模式

  

   在研究找关系入学的具体情景中,笔者发现,城市中产阶层利用“介绍型”多于“委托型”,而农民工运用“委托型”多于“介绍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例如,在城市中产阶层中,“介绍型”会比“委托型”更加迅速、准确且直接有效地进行沟通。B清楚A人情练达,从而允许A和C直接联系和互动,因此A可以通过送礼或宴请的方式和C发展人情。在这种“介绍型”的关系中,C有两个影响来源:B的人情和面子,以及A的人情和面子,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对C施加了双倍的压力,从而促使其给予帮助。此外,A可以通过向C展示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增加筹码,暗示自己通晓人情事理,将来会对C给予帮助,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C可能对A 产生了更多的信任。与此同时,B在介绍A和C认识之后,使双方建立起一种新的友谊,正如中国有句老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从上文可知,“介绍型”间接关系发生的前提是,A必须是懂人情,且得到B的充分信任。否则,A和C之间的互动中可能会出现糟糕的、不愉快的体验,这既会冒犯C,也会影响B和C的关系质量。而且,如果B把A介绍给C,C出于对B的信任和了解,对A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工使用“委托型”的频率更高。农民工通常被认为对当地人情世故知之甚少,且知识匮乏,社会地位低下。因此,城市中产阶层(作为农民工的强关系)不愿将农民工介绍给自己同阶层的朋友,担心他们有失体面和不懂礼数。如果这些作为强关系的城市中产阶层想帮忙,他们更倾向于自己请求朋友帮助,得到入学机会后再转告农民工,即“委托型”。下面的个案将呈现出这两类人群找关系入学时的具体过程。

   1. 城市中产阶层:“介绍型”找关系模式

  

   正如上文所说,“介绍型”的间接关系利用在城市中产阶层中更普遍,因其便于沟通,且加注了人情施压。

  

   个案5:自2012年以来,A市几所热门学校被明令禁止通过“关系”入学。谢是其中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2014年,他的学生熊先生(强关系,A市最好的一家医院的医生)的女儿想进这所学校,谢校长爱莫能助。因此,熊先生的女儿只能被分配到一所普通学校。后来,熊先生发现女儿就读的初中将按考试成绩进行分班,又向谢校长求助。谢校长便邀请熊先生女儿所在学校的李校长吃饭(谢与李是强关系),熊先生和妻子也参加了饭局,并给李校长赠送了一份昂贵的礼物。后来,熊先生的女儿进入了那所学校初一年级的“次重点”班,老师们私下称之为“关系班”。(2012年在A市的参与式观察)

  

   可见,个案2、4、5都是“介绍型”关系的成功运用,有的中间人给施助者打电话,有的引导求助者亲自拜访或宴请施助者。在2012年至2014年,笔者对城市中产阶层的相关个案研究中,这种引导求助者拜访施助者的模式最为普遍,一方面便于沟通,另一方面求助者和中间人可同时对施助者进行“人情施压”。在个案5中,求助者被介绍给施助者,由于求助者的职业是医生,自有其资源,加之中间人的面子,施助者才更有动力伸出援手。

   个案5与个案1相似,都是入学或分班规则不明确、有漏洞,为找关系创造了条件。这与边燕杰2018年论文的研究结果一致,即体制的不确定性对关系的利用产生影响(Bian, 2018)。

   2. 农民工:“委托型”找关系模式

  

   相比城市中产阶层,农民工在利用关系为子女获取入学资格上有所不同。在A市,学校要求外地学生入学“六证”③齐全,但也并非毫不通融。热门学校对“六证”要求较严,而差一些的非热门学校相对宽松,这为校长提供了灵活处理的空间,此时关系便可发挥作用。

  

   一般情况下,农民工与校长有直接关系较为罕见,他们能利用的多是间接关系。农民工为让子女上公立学校,往往会寻求城市中产阶层的朋友帮忙,比如他们的房东、雇主或社区干部等。这一部分农民工一般与这些中产阶层关系良好,互动频繁。逢年过节回乡返工时,农民工通常会带一些土特产作为礼物相送。此外,还愿意无偿地做一些体力活帮助这些朋友。因此,这些城市中产阶层通常愿意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农民工的子女入学。但正如前面所说,好心帮忙的朋友一般会认为农民工与校长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敢贸然将其带到校长家,或者让其参与宴请校长,而更倾向于自己出面,即“委托型”关系。

  

   个案6:A市的农民工何女士,43岁,有一个25岁的儿子及两个女儿(11岁和3岁)。这个大家庭住在城郊的一个村庄,靠近工业区。在提及子女入学的问题时,何女士说道:“我们来这城市二十多年了,我15岁跟我爸来这里打工,来这个村也有十多年了,村民们彼此都很熟悉。小孩入学,我们请村书记帮我们找校长的”。村支书邓书记在访谈中说:“老彭(何女士的丈夫)给陈老板打工,很能干,人很好,现在村里工厂招工难,能解决他们小孩读书问题也是在帮村里工业的发展。”尽管邓书记以乡村的发展为帮忙的理由,但从话语间可看出他和老彭的关系不错。(2017年12月2日,对何女士和邓书记的访谈)

   显然,该个案属于“委托型”找关系,而不是“介绍型”。根据笔者在A市工业区的长期参与式观察,像邓书记与老彭一家这样关系亲近的并不常见。通常,农民工与本地中产阶层的社会距离很大,少有来往,更少有人情方面的往来。

  

   个案7:48岁的王女士是一位家庭主妇,文盲,其丈夫是A市的一名搬运工。她的两个女儿都是二十岁出头,在不同的省份工作,最小的儿子刚上四年级。四年前,王女士为儿子上学向房东求助。房东是本地人且社交广泛,也认识校长。王女士的丈夫与房东关系很好,经常无偿地为其付出体力劳动。最后,通过房东的关系,王女士的儿子顺利进入一所公立小学。(2018年1月5日,对王女士的访谈)

  

   可见,王女士的丈夫利用的也是“委托型”的间接关系。在这种间接关系中,农民工只能委托“强关系”作为中间人,进一步联系到城市中产阶层来帮助到自己及其亲友。农民工的强关系中只有少数是城市中产阶层,而且农民工需人情练达才能影响到这些人,一般的弱关系则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帮他们。正如个案6中的老彭夫妻,较有人情味,每次回老家就带着土特产送人,包括送给邓书记。

   (三) 间接关系受阶层的限制

  

   农民工的强关系中一般只有极少数的城市中产阶层,而后者并不愿为了帮农民工动用太多资源,自己如果认识校长就帮,不认识就不愿到处找朋友做中间人来帮忙联系校长。

  

   个案8:江西人刘先生,40岁,建筑工人,有一个11岁的儿子。2011年,A市工业区公立学校表明可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但办理入学需要很多证件。当时,刘先生的房东帮他向校长求情,于是刘先生的儿子只需户口本和暂住证,就进入了学校。刘先生并不认识帮他的校长,这个个案就是典型的“委托型”。刘先生的房东在访谈中说:“帮老刘的小孩入学就是举手之劳,我们关系不错,他租我的房子,不拖欠租金,不损坏房子,保持得干净整洁,比以前的租户好多了,我也希望他长期租住。但他后来又来找我,让我帮他老乡的孩子入学,我就说帮不了(借口说找不到校长),因为这样就没完没了,难道找校长帮忙不用请他喝酒送礼吗?人情花费也是不少的,还欠人家一个人情。”(2017年11月3日,对刘先生及其房东的访谈)

  

   可见,城市中产阶层在帮农民工(强关系)时,往往带有理性算计,因此帮助有一定的限度。然而,他们帮助中产阶层的朋友时,认为对方会回报并有能力回报,就可能会选择不断地“人托人”,而农民工能力有限,中产阶层不愿再去“人托人”,在人情上不断投入来帮忙农民工,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因此,农民工这种跨阶层的“委托型”间接关系是无法延伸很远的。如个案8中,刘先生的老乡找刘先生,刘先生找房东,但房东不帮忙,人情链就断了。

  

   与城市中产阶层相比,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强关系”一般是工友、邻居或老乡(农民工),这些人同样处于较低的阶层,资源少,无法提供太大的帮助。虽然“强关系”包含着高度的信任和互助义务,但农民工的强关系仅限于对一些日常琐事的帮助,只是用于社会支持和安全的“内联社会资本”,他们无法从中得到对事业和学业有较大帮助的“外联社会资本”,普遍缺乏帮助亲朋好友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能力。只有少数农民工拥有城市中产阶层的朋友。

  

跨阶层找关系,一般直接关系较多,有时也会有间接关系,但这种间接关系的人情链都不长。如个案6、7、8,一般只有一个中间人。还有一种情况,农民工的强关系(城市中产阶层)是亲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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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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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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