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极: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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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极  
例如,“获得企业负责人帮助的农民工更可能比获得工友或主管帮助的农民工拿到更高的工资”(张春泥、刘林平,2008:138)。然而,国内外学界对跨阶层的“纵联社会资本”研究甚少。低阶层的人,如农民工,如何连接高阶层的资源,得到“纵联社会资本”?高阶层的人士帮助低阶层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人们是如何利用间接关系来获得资源的?人情在间接关系中是如何运作的?不同阶层的人的做法和取得的效果一样吗?跨阶层的间接关系如何进行?具体过程如何?求助者的地位如何影响其找关系的效果?学界至今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三、 研究背景与方法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时有媒体报道家长利用关系将子女送入某重点学校的新闻。当一些重点公立学校提供优越的教学条件,而子女又无法凭借成绩或随机分配进入这些学校时,某些家长就会寄托于关系,为子女求得“入场券”,这些家长多为城市中产阶层。一般来说,中产阶层指那些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中等以上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具有消费品味的群体(边燕杰,2016),包括医生、国企经理、民营企业主、教授、公务员等。中产阶层家庭十分重视子女就读的学校,在父母看来,子女进入重点学校学习,既可以接受优质教育,也可以在学校中认识其他来自富有之家的同学,无形中积累未来的社会资本。同时,家长与有荣焉,这不仅是因为子女能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也因其自身有关系、有后台,而在人前有面子。

  

   身为城市中产阶层的家长利用关系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能利用上关系的农民工家长则让孩子进入较差一些的公立学校,而没关系的农民工就只能将子女送入条件最差的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得交上一笔不菲的学费。②相较于城市中产阶层,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经济资本都较低,社会普遍对其存在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社会底层,通常从事肮脏、危险、不体面的工作,其子女则面临入学难、教育成本高、异地高考难、学习适应难等诸多问题。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障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但各地公立学校都会优先考虑本地学生入学,之后才会满足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虽然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在城镇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但不同学校对其入学提出了不同要求,诸如需要提供居住证、身份证、社会保险证明、出生证明、家长工作证明等,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亦有弹性,因此,部分农民工子女可以通过关系进入公立学校。

   本研究采用多个案研究法。多个案研究遵从理论复制法则,而不是抽样法则。即把第一个个案的研究方法和整个操作流程复制到第二个个案中,并对比两个案之间结果的异同。如果相同则其结果更有说服力,如有不同之处,研究者便会深入分析为何不同,以便进一步调研、分析、修正,使研究结果更加精准(Yin, 2009)。本研究利用不同阶层的个案互为对比,可以清楚地呈现不同阶层的人在找关系中的异同。这样的多个案研究能同时提高内部和外部效度(Yin, 2009)。

   (一)城市中产阶层子女入学个案

  

   笔者于2012年至2014年在中国的两个三四线城市进行了民族志个案研究。数据收集方式包括参与式观察、访谈和文献资料等,多来源的证据形成三角互证,以保证个案的内部效度。在本研究中的两个城市(A和B),当地政府都设立了一些“公立重点学校”,这些学校具有相对优越的教学条件(名师、先进设备、充足的资金等)。当子女无法在这些重点学校占据一席之地时,大多数中产阶层家庭就会四处寻找关系,以求得一张“入场券”。此项研究共采访了49人(27人来自A市,22人来自B市),观察了一些场所(学校、培训中心)和一些活动(入学考试、电脑随机分配学位、送礼和招待)。访谈对象包括政府官员、校长、教师、家长、学生、烟酒店的店主及其他知情人士。收集的资料包括教育政策、入学规定和当地新闻报道。

   (二)农民工子女入学个案

   2017年至2018年,笔者在A市进行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共访谈了32人,其中有26名农民工(包括工厂工人15人,环卫工人7人,搬运工4人),3位校长/教师,以及3名企业主。此外,笔者还通过参与式观察,重点考察了一些场所(农民工住所及其子女的学校),及一些活动(学校活动、送礼和宴请)。查找的文件包括当地的教育政策、农民工子女入学规定和新闻报道。农民工普遍认为,公立学校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学质量等各方面,都要比民办学校好,同时还免费,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公立学校。然而,A市工业区和老城区的公立学校(城市中产阶层视为条件较差的非重点学校)往往被要求无条件、优先录取本地生源,只有少数剩余的名额留给农民工子女。并且,农民工若是想要子女顺利入学,还需向学校提供各种证明材料。但若农民工与校长有关系,门槛则会放低,仅凭户口簿和暂住证就可入学,就这样,一些农民工通过关系成功地把孩子送到了公立学校。

  

   四、研究发现

  

   (一)间接关系的两种模式与“人情的流动”

  

   在找关系入学的过程中,城市中产阶层若正巧有朋友是校长,便很有可能通过请客、送礼等行为达到目的,利用人情和面子对校长施加影响。

  

   个案1:张先生(A市),商人,交际广,和某所重点学校的校长是高中校友,虽然私下往来不多,但偶尔也会一起和老同学聚会喝酒,算得上是强关系。2012年A市新任市长规范入学手续,禁止利用关系获取入学资格的相关行为,但由于入学改革中的某些政策有隙可乘,张先生仍能利用与该重点学校校长的关系,为女儿获得入学资格。(2012年在A市的参与式观察)

  

   当然,如上情况属少数,作为施助者的重点学校校长在一个城市中的数量极少,只有极小概率的人,能通过“直接关系”找到校长并为子女获得入学资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中产阶层能利用到的多为间接关系,即他们的某个亲友(中间人)认识理想学校的校长或教育局主管干部,然后,家长和中间人通过送礼、宴请等行为来影响校长或干部,以求得子女的入学资格。这与边燕杰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拥有社会资源的施助者更有可能是通过间接关系而不是直接关系被联系上(Bian, 1997),如下例。

  

   个案2:郑先生(A市),某电信公司经理,为儿子入学的问题发愁,他的同事(强关系)为他与某位校长牵线搭桥,此后,郑先生带着礼物拜访了该校长。拜访的过程中,郑先生的同事并未到场,只是作为中间人与校长提前沟通,说有个同事要去找他。在访谈中,当提及是如何与校长搭上关系时,郑先生说:“我向身边的亲朋好友打听,谁跟这位校长有关系,我儿子明年要去那里读书,后来有个同事跟我说某某同事与这校长有关系,我就去找这位同事,他很乐意为我和校长牵线搭桥。如今我仍然对这位同事心怀感激,过年过节都会上门送礼问候,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了,在工作中也会相互支持”。郑先生说他与校长也有往来,“自那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去校长家送礼问候,喝茶聊天,校长人很好,给了我很多教育小孩的建议,慢慢地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有事相互帮忙”。(2017年11月13日,对郑先生及其妻子的访谈)

   个案2就是典型的利用间接关系,A找B求助,B没能帮上,就向C求助,或介绍A去找C求助。如果C还是没这个资源,也会寻求D的关系,或介绍A去找D。下面就是ABCD型的“人托人”个案。

  

   个案3:43岁的蔡先生来自湖南,在A市工作了近二十年,其中近十年在一家陶瓷厂工作。他想把儿子从民办学校转到工业区的免费公立学校,就找了老板陆总,陆总打电话给他的老同学——A市市中心一所中学的校长,老同学说这很容易,工业区小学的校长是他以前的学生。因此,蔡先生在雇主的帮助下获得了子女入学的名额。这样,陆总和中心区中学校长都成了中间人,而最终施助者是工业区小学的校长。 (2018年3月9日,对蔡先生和陆总的访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间接关系的利用并不都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不都如个案3,A联系B,B再联系C,C最后联系身为校长或主管干部的D,而往往是A被B介绍给C,然后A与C发生互动,最后C帮助A(如个案2),或者C自己没有相应的资源,就把A介绍给身为校长或主管干部的D。

  

   这意味着利用间接关系的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模式,B得到A的委托,向C求助,如果C帮不上忙,C会求助于D,这可以称为“委托型”(见图1)。个案3中,蔡先生使用的就是“委托型”,他并不认识帮他的两个校长,但陆总作为他的强关系,充当了中间人,受其委托,联系了A市市中心一所学校的校长,校长受陆总委托,又联系工业区小学校长。第二种模式,A请B帮忙,B不直接向C求助,而是把A介绍给C,然后充当中间人,B和C之间的关系促使C帮助A,C若没这个资源,再把A介绍给D,这可以称为“介绍型”(见图2)。个案2就是“介绍型”,郑先生通过同事介绍认识了校长。不过,也存在两种模式的混合。

  

   在间接关系的“委托型”中,A可以利用其强关系B来联系其他人,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利用弱关系联系其他人,因为在弱关系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不高且责任感不强。因此,即便弱关系可能因为金钱或其他利益去帮助他人,低程度的信任仍会阻碍弱关系与其朋友建立联系来帮助求助者(Ruan, 2017)。由于人情等原因,A的强关系B,则会利用他与C的强关系来帮助A。

  

   当考虑“介绍型”所利用的间接关系时,我们该如何理解A和C之间的关系?A和B是强关系,B和C也是,假设A是一个人情练达的人,并且B创造了一个A和C直接互动的机会,那么,即使A和C第一次见面时还是弱关系,但在B为他们互相介绍之后,AC之间就可能发生一些互动,如送礼、请客等,A和C很大概率会发展成一种强关系,将彼此视作朋友。这一点在我们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充当A或C的受访者总是将对方视为朋友,特别是这位朋友愿意提供帮助时(或收到对方礼物、宴请时)。如个案2中郑先生认为校长是他的好朋友。

  

   由此可见,间接关系中的“介绍型”,往往是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同时利用,且常通过作为强关系的中间人,把弱关系变成强关系。如个案2中,郑先生的中间人是他的同事,是强关系,而郑先生与校长第一次见面时是弱关系,但后来他们有来有往,成了好朋友,即强关系。以往研究常忽略间接关系的动态性,而真实生活中“拉关系”常常是弱关系变强关系的过程,或通过中间人介绍,直接向一个弱关系求情得到帮忙(如个案2),而非总是强关系与强关系联合。

  

在ABCD的关系中,如果C没有资源提供给A,却拥有一个强关系D,恰巧D有A所需的资源,那么C则可以将A介绍给D。同样地,起初,A和D之间关系薄弱,但因为有C做中间人,以此为基础,经过几次互动(送礼或宴请),A和D很快就会发展成强关系。如果D没有A想要的资源,D可能会介绍E给A。下面就是一个涉及五个节点(ABCDE)的“介绍型”间接关系的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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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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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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