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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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7军就来自桂军起义部队。广西山高林密、山匪遍布,这些条件如果善加利用,本来有利于红7军的壮大。然而,广西是桂系军队统治的核心区域,虽在军阀混战中有短时分裂,但很快就实现了重新整合。红7军既由中央亲授番号,也多受当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尤其是“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所牵连,战略重心没有放在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上,而是放在攻打柳州、桂林这样的大城市上,导致其成立不久就受到重创。广西不比湘鄂赣,也不比闽粤赣,它是桂系军阀的禁脔,不容主力红军藏身。红7军到1930年底1931年初即离桂北上,后来编入红一方面军。

   红8军是1930年6月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核心力量由三个部分组成:红5军第五纵队、1929年12月湖北大冶兵暴起义部队、1929年2月在鄂东南的阳新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红5军的情况已如前述。大冶、阳新的兵暴部队系国民军第2军旧部,1929年10月改成独立15旅,参与兵暴的有该旅的五个连。这种由国民革命军或国民军起义过来的部队因系正规军,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加上红5军第五纵队本身的力量,使红8军迅速成为湘鄂赣地区的主力红军,活动区域的地理情况同红5军。

   红9军是1930年6月襄阳和枣阳一带的鄂北武装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但只成立了红9军26师。红9军25师是在鄂西北均县、房县游击队基础上于1931年9月才成立的。当时虽然宣布成立了红9军,但并未建立军部。红25师和红26师分别与湘鄂西主力红军——红3军(由红二军团改建)有一些联系,构成了洪湖苏区的“卫星式根据地”。襄阳和枣阳东临桐柏山,均县和房县位于武当山。鄂西北处于军阀统治薄弱地带,鄂北处于军阀混战区域,两地多有山匪。应该说,鄂北和鄂西北本来存在着壮大红军的地理条件,但由于红3军(红二军团)既未能真正打通与这些“卫星式根据地”的联系,也未能将这些红军有力地团结在一起,甚至红25师和红26师之间也各自为战,始终没有成立统一的军部,因此红9军从未真正建立起来,两个师很快失败。

   红10军本来是中央军委为湘鄂西部队的扩展预留的番号。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都从原来的主力部队里不断发展出新的主力。但是,湘鄂西苏区的主力发展得十分迟缓,使中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红10军这个番号改授给赣东北红军。赣东北有一个其他地区不具有的优势条件:方志敏既是该地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共合作失败后在该地发起暴动的主要领导人,赣东北的革命领袖具有相当强的一贯性。在地理条件上,赣东北有较好的条件,后来又逐渐与闽北连接起来,在“赣东北—闽北山带”建立起根据地。这个地带属于蒋系军阀控制的薄弱地带。赣东北的山匪较少,红10军兴起时较少吸纳山匪的成分,在其发展后期则对闽北的大刀会、横丰的红枪会等山匪组织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敌对政策。总的来说,红10军在长期未与红一方面军打通的情况下能够一直坚持到南方游击战争时期,实属不易。毛泽东1930年初就把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军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与“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并列,表明他已认识到这里的红军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红11军是1930年5月在东江红军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的。中央曾经对在东江发展主力红军寄予厚望,没想到的是红11军到1931年6月即告失败,番号被取消。中央寄厚望于东江红军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一,广东既是大革命时期的大本营,也是全国最早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的地区。中共当时在东江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动员,在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同时,广东自晚清以来经历了高度的地方军事化进程,民间分布的武器占全国之最,农民自卫军手里的武器既众多又较先进,战士具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上述因素使得大革命失败后在东江发展红军有着较好的革命和武装基础。其二,东江多次得到过外来主力红军的支援。1927年至1928年间,之所以在海陆丰地区能建立起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由董朗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红2师起过重要作用,而由叶镛带领的广州起义余部——红4师在打通普宁与陆丰的红色区域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在1930年至1931年东江根据地建立时期,中央曾多次要求朱毛红军和闽西红12军南下支援东江。1930年7月,福建省委代表王海萍甚至将闽西党的任务确定为“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我们(在东江)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其三,东江地区既背山又靠海,客家势力极其强大,山匪势力一般,而沙匪(占据沙地的土匪)和会党非常发达且武器非常先进,这都是壮大红军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基础。但是,在东江地区发展红军也存在两个十分不利的条件。第一个不利条件是该地区位于粤系军阀的老巢,军事控制力十分强大。尽管蒋系与粤系、粤系与桂系乃至粤系内部的争斗使广东成为军阀的混战区域,但从总体上来说,粤系军阀对广东这样一个南临大海、北靠南岭、东近群山的区域控制力还是相当强的。第二个不利条件就是广东的宗族势力十分发达,民团组织完备,武器分布广泛又非常先进,军事化程度相当高,军事实力强悍。也就是说,会匪组织和防盗民团的武器都同样众多且先进,宗族之间、土客之间械斗成风。这犹如一把双刃剑。中共虽然可以利用这些条件动员部分宗族、民团和客家势力,但国民党同样能利用统治优势,动员更多的宗族、民团及土客势力。因此,东江地区的赤白对立常常是沿着血缘关系和土客关系而非阶级矛盾的轴线发展的,其革命斗争中往往夹带着宗族械斗、土客械斗的色彩。这样就使得红11军不仅面临粤系正规军的强大力量,而且面临着同样强悍且高度军事化的民间反革命力量。此外,也由于这种强烈的宗族意识,东江民众并不大愿意参加可能远离家乡作战的红11军。总的说来,在东江发展主力红军的条件是利弊参半的。在这种情况下,苏区革命能否成功更多取决于主要领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谋略。然而,红11军恰恰缺乏毛泽东、徐向前、贺龙这样杰出的军事领袖,且受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太深,犯了诸多战略错误,前述放弃八乡山根据地、将革命重心移向大南山根据地就是其中一例。

   红12军为红4军部分主力与闽西地方红军的合编,其地理条件与红4军同。

   红13军是1930年5月按照中央指示在浙南暴动武装基础上建立的,到1931年2月即已基本失败,1932年5月最后解体。浙江本来就较缺乏农运基础,又是蒋系军阀控制的核心区域,虽也有一些山地游击的条件,但实难敌蒋军重兵。此外,红13军的发展受挫还有一个与红11军相似的因素,亦即浙南宗族势力发达,而宗族势力在助力革命的同时也会制约革命,“宗族化”的红13军与中共组织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红13军的失败。

   红14军是1930年4月在江苏南通、海门暴动武装基础上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到10月即告失败。江苏尤其苏中和苏南是蒋系军阀的核心控制区,又处在平原地带,也不具有较深的农运基础,若要在这里能崛起一支主力红军,那反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红15军是1930年10月按照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由红8军第四、五纵队扩编而成,11月进入鄂豫皖苏区,1931年1月与红1军会合,组成鄂豫皖红4军,11月扩建为第四方面军,其地理条件同红1军。

   红16军是1930年6月按照中央指示由红5军第二纵队和湘鄂赣独立师合编而成,其地理条件同红5军。

  

   上文揭示了各支主力红军1927年至1930年在“五湖四海”(更准确的说法是“三山五岳”)崛起的地理因素。1930年后,相当大部分红军部队逐渐汇合成红军三大方面军,还有一部分失败或番号被取消,也有个别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南方山区一直坚持游击战直到抗战爆发。对各支主力红军(哪怕是那些很短时间就失败的主力红军)的研究,对理解中共军队的组织形态是有意义的。不过,笔者认为以下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历史研究上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

   首先是以红4军、红12军和红5军、红8军为骨干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这是最初以外来的正规国民革命军武装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部队,军事战斗力强,主要领袖毛泽东又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思想。无论是这些外来军队与赣闽粤地方的关系,还是毛泽东在主力军内部、主力军之间、主力军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上都极具复杂性。其中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以红4军和红12军为基础构成的朱毛红军,它奠定了中共军队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红一方面军又是八路军115师的基础,在抗战时期先后发展了晋察冀和山东根据地,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基础兵源之一。

   其次是以红1军为骨干(后来加入了红15军)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这是最初由鄂豫皖本地农民暴动武装为基础组建起来的部队,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在中央大量外派政治和军事干部的帮助下,发展成一支足可与红一方面军相比的雄狮,后期的主要领袖张国焘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后,红四方面军成为军事规模最大的主力红军,构成了八路军129师的基础,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太行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的基础兵源,也是高级军事将领云集的部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基本特性是相通的。不过,红四方面军无论在最初的崛起还是在后期的发展上,都与红一方面军有一些明显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对两支主力红军的对照研究中可以深化对中共军队组织形态复杂性的理解。

   此外,以红2军和红6军为骨干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是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后来又构成八路军120师和第一野战军的基础兵源。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在发展规模和根据地建设上不如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从其崛起的基础来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较为相似,都主要来自本地的农民武装,明显有别于红一方面军。

   除了在1930年建军的这些主力红军外,还有两支1930年后发展起来的红军也值得特别关注。一支是1932年才在陕甘边界成立的红26军。这支军队发展晚,规模小,军事影响力十分有限,后来融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然而,这是北方地区第一支主力红军,相当复杂的内部组织关系在其他部队中并不多见。

   另一支是南方八省游击队武装。所有的八路军部队都是成建制地源自各主力红军,因此理解八路军组织形态的关键脉络在主力红军。新四军是一个例外,它虽然源自南方八省游击队,却不是成建制组建的,而是从头组建起来的。如果说八路军是1930年即已大体成军的主力红军的改编,那么新四军就是红军在抗战形势下的二次诞生。因此,新四军的组织形态与八路军判然有别,尤其是其所处的地理和军事环境(以水网为主要根据地,夹在敌顽之间)又极其特殊。新四军的组织形态的源头不在红军那里,而是自我成型的。新四军发展了华中根据地,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构成了第三野战军的基础兵源。因此,从南方八省游击队到新四军的组织形态值得高度重视。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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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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