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历史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1: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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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  
而葡方误以为其成功“迫使”中方让步,便进一步设想和谋求在2000年后交还澳门。

  

   二、坚持“本世纪内”: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正面交锋

  

   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较量,在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正式启动后进一步升级。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正式将这一焦点问题提到谈判会议上展开直接的交涉和博弈。经过反复磋商,中葡双方相继就澳门回归的年、月、日达成一致。

  

   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第一轮谈判。在第一天会议上,中方首先确认了1979年中葡双方达成的有关澳门地位问题的“谅解”,阐明了中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在明确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原则后,中葡双方理应开始商量解决包括澳门回归时间在内的一些具体问题。在第二天会议上,中方进一步向葡方提交了提前准备好的中葡“联合声明”主体文件之中方草案文本。其中,“草案”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称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根据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日期待定)收回澳门并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草案”第二条规定:“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主权,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于……(日期待定)将之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14]262与此同时,为加速谈判进程,中方根据谈判开始前试探到的葡方底线,进一步向葡方提出了“中国于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4]239的参考方案。然而,对于这一方案,葡方强调:“澳门与香港不同,中方应给葡方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香港的12年过渡期,倘若香港有12年过渡期,而澳门少于12年,则葡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会对执政党和谈判代表团群起而攻之,将造成谈判的极大困难。”[21]显然,即便中方已特意错开收回澳门与香港的时间,葡方仍不满意。双方的这一分歧,直至第三轮谈判结束时仍然悬而未决。在1986年10月21至22日举行的第三轮谈判中,沉默已久的葡方集中对中方在前两轮谈判中提交的全部文件草案作了分门别类的总评论。这些评论涉及相关条款的表述、相关概念的界定等多方面内容,唯独避开了交还澳门的时间这一最为实质性的议题,这显然是故意为之。在中方就此专门提醒葡方之后,葡方也只是再次重申了在第一轮谈判中的回应[14]263,唯恐避之不及。当然,这其实是葡方的谈判策略,意在将这一敏感问题拖延至1985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访问葡萄牙期间讨论,以利用其主场优势和逼近中方期望在1987年3月前后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提交全国人大批准的限期,迫使中方进一步推迟收回澳门的时间。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历时两年多,其间从未有中方官员远赴英国与英方开展磋商的问题,北京是唯一的谈判地点。原因在于,香港历来是中国领土,谈判只能在中国举行,这是原则问题。那么同样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澳门问题,为什么在谈判期间出现中方官员访葡并讨论澳门问题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在中葡谈判前协商谈判地点时,一向认为澳门问题不同于香港问题的葡方虽原则上同意在北京举行谈判,但特意提出在里斯本举行部分会谈的期望。考虑到中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方同意中方代表团团长在谈判期间可以应邀访问一次葡萄牙,但不作为一轮谈判,只为方便与葡方更高层级领导人就某些重要问题交换意见[22]。其实类似的“宽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葡外交史上并不鲜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2年中葡两国之间的“关闸事件”。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萄牙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23]此事最终以葡方道歉而结束。在中方看来,葡萄牙是小国,应将其作为团结对象,而非主要敌人。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回访北京的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时表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24]1986年6月27日,周南在谈判前夕迎接葡方代表团时直言:“我们之间就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将形成为伙伴之间,而不是对手之间的关系。”[25]当然由于可从这种互动模式中渔利,葡方在两国建交后一直是高调宣传中葡友谊。面对中方提出的1998年澳门回归的参考方案,葡方在第三轮谈判中更是拉出了“不歧视原则”和中葡友好合作关系的“大旗”。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期间,葡方期望故技重施。

  

   1986年11月17日,周南一行抵达里斯本,开始对葡萄牙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和2天的私人访问。11月18日,周南首先与葡萄牙外交部部长米兰达分别就两国政府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包括澳门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果显示,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26],这是正常现象。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米兰达重申:“我们在澳门和香港之间看到了巨大的差异,因为1898年的中英条约已经规定1997年将香港部分归还”,澳门的“过渡期必须足够长,以便能够为政权移交作切实有效的准备”[14]276。11月18日中午,葡萄牙总理席尔瓦在宴请周南时也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表达了同样观点。这些表态并不新鲜,葡方在前三轮谈判中就已经有类似表述。其实尽管双方至此在1998年澳门回归方案上仍未达成一致,但正如对待葡方坚持错开港澳回归时间的诉求一样,中方对葡方要求澳门的过渡期不少于香港的诉求也并非不理解。即便按照葡方明确要求澳门过渡期不少于12年的公开立场,澳门仍然有望在2000年以前回归。在中葡伙伴式的友好合作关系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原则性根本冲突,只需继续在1998年至2000年之间寻求共识性方案即可。基于此,11月18日下午,在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会见周南时,周南对此前的谈判和磋商作出乐观的评估:“我们很高兴双方谈得很好,基本问题都达成协议了,最后就只剩下文件了。”[27]然而,苏亚雷斯不仅否认了周南对前期会谈的评价[14]279,甚至突然提出“本世纪内交还澳门,不合适,时间太早,应该考虑在下一个世纪,就是21世纪的适当时间,来解决澳门问题”[27]。当然,苏亚雷斯抛出的这一方案虽令中方始料未及,却一直在葡方谋划之内。因为从谈判开始前直至周南的里斯本之行,葡萄牙政客口头和澳门葡文报刊上诸如2003年、2007年、2017年、2047年等各种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言论就从未消停过[28],但由于其不属于葡方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正式表态,中方未加以理会。到了这个时候,葡萄牙总统亲自与中方代表团团长交涉这一问题,可谓是葡方首次正式明确地提出其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对此,周南当即予以反驳:“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是必须在本世纪内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绝不能同意将澳门问题这个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去解决,中国政府不会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作任何让步”[27]。于是,这场仅限于二人和一名翻译之间的会谈不欢而散。离开总统府时,周南“神色凝重,行色匆匆,一改过往笑脸从容态度”[29]。原定于会谈后召开的记者会和在葡国游览的行程均被取消。此举一反中方一向竭力顾全中葡友好合作关系大局的常态,让葡方措手不及,对其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压力。11月19日上午,米兰达主动致电周南要求继续会谈,意识到转机的周南接受了葡方的提议,重申了中方将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的立场。11月22日,周南一行结束对葡萄牙为期5天的访问,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再次重申了中方立场:“在本世纪末,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十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30]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澄清有关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传言时严正声明:“任何关于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31]至此,无论是对于谈判对手,还是对于中外记者,中方都已经明确并正式亮明了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不可逾越的底线。

  

   眼见中方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的底线立场如此强硬,葡方自知已无任何回旋余地,便不得不放弃其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政府召开国务委员会议,讨论澳门前途问题。该会议认为:“维持澳门的稳定及繁荣,维护葡国的利益,保持及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葡萄牙不应在归还日期上与中国意见相左。”[32]“葡国决定在公元两千年前一天还澳门予中国。”[33]1987年1月20日,葡萄牙外交与合作国务秘书阿泽维多·苏亚雷斯奉命赴北京通报国务会议的决定。1月21日上午,周南与阿泽维多进一步就澳门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阿泽维多表示:“葡萄牙总理和政府以极大的努力和勇气考虑了中方对移交澳门日期的立场,同意接受在2000年以前将澳门交还中国的要求,即1999年12月31日移交澳门。”[14]294-295对此,周南既表示高兴又觉得其“小气”,指出:“葡方提出的时间离2000年太近,许多事情不好处理,还是提前一点好。”[22]541月21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泽维多时提议:“将移交澳门的时间定为12月20日。”[21]3521月21日晚,周南设宴款待阿泽维多一行,席间进一步指出:“澳门也好,香港也好,葡萄牙也好,你们不是12月25日要过圣诞节吗?接着就新年放长假嘛!在放长假期间搞回归庆典,合适吗?是不是稍微提前一点?”[34]对于中方要求,阿泽维多表示此行没有肩负谈判的使命,需要请示后才能决定。1987年3月7日,葡萄牙政府再次召开国务委员会议,讨论澳门前途问题。该会议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提议,同意1999年12月20日零时,将澳门的管治权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2]551987年3月18至23日,时隔5个月后,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第四轮谈判。在本轮谈判中,双方“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35],澳门的回归时间正式得到确认。至此,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谈判过程中最核心的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三、认知冲突与利益分歧:中葡就澳门回归时间进行博弈的原因分析

  

   从解决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1999年12月20日”这一具体日期是中葡双方自澳门问题被提上两国外交谈判议事日程至最终予以解决的过程中,通过试探和谈判等形式反复较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那么一向被认为“没有吵架的问题”的中葡两国为何在这一议题上长期拉锯甚至不惜公开“吵架”?这个抽象的时间具体有何深层意蕴?中葡之所以就澳门回归时间进行博弈,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中葡双方对澳门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中方之所以最初设想1997年同时收回香港和澳门,原因之一在于对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性质的统一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认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36]在中方看来,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都属于中华民族在近代积贫积弱时期蒙受的殖民主义耻辱,1997年同时收回香港和澳门,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雪前耻”的共同愿望和情感偏向。对中方有关澳门问题的由来和澳门历史的理解,葡方则不以为然。在葡方看来,澳门现状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是得益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建立的有益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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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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