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泽高兹·W.科勒德克:新实用主义经济学:属性、目的和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2-09-25 23: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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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泽高兹·W.科勒德克  
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抗议来针对令人无法接受的现状,但几年前被广泛报道的“占领华尔街”和“占领伦敦”运动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是否有足够多的开明领导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寻求真正的变革呢?他们有什么可以借力的吗?是否有足够吸引人的,更重要的是务实的政治理念和方案?是否有新的经济理论可以作为政策方案的基础?是否有可能打破特殊利益集团的保守阻力从而力推这些方案?我们是否有令人满意的关于最佳实践的知识,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借助管理科学的知识推广?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不要被某些商业和政治精英的虚伪所欺骗,也不要误入民粹主义的荒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就能生存下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具有全新的性质,以至于需要一个新术语来代表它。毕竟,这绝对不是历史的终结。然而,人们必须非常小心,没有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但可能两次陷入同一片沼泽。

  

   为了实现经济活动的新目标,必须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平衡发展的道路。这些领域是环环相扣的。只要存在一种不平衡,另两种平衡就无法长期维持。即使实现了传统的动态经济平衡——生产与销售、收入与支出、储蓄与投资、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平衡——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社会平衡,表现为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令人满意的社会资本支出以及稳定的收入分配水平,这个水平必须既不太高也不太低,这样既有利于资本积累,也不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我们还需要环境平衡,使人们能够在水清草绿的环境中生活,从长远的角度看,不会耗尽自然资源,不会剥夺子孙后代获得这些资源的机会。当代与未来世代的平衡甚至比传统的左右平衡更难实现。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经济是超越GDP的,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经济活动的目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繁荣是目的,它不仅由传统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水平决定,也由这种消费所处的自然、文化和政治环境的质量决定。“是什么”(to be)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拥有什么”(to have)。如果没有社会凝聚力和适当的道德空间,即使高消费水平(更不要说仅有少数人能享受)也不能保证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满足。

  

   有了目标才有方向。因此,应当改变衡量发展的标准,要使得这些标准能对实现繁荣起指导作用。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衡量标准,有些只是方向性的,如综合成功指数(Integrated Success Index,ISI),(18)有些是可操作性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经不平等水平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Adjus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AIHDI),或经合组织估算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BLI)。一些综合指数也考察民众对其物质条件以及文化和政治状况的主观感受,(19)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收入在上升,但整体情绪是悲观的,这样情况会越发糟糕。比如当官方说情况正在好转,而全国各地的工作和失业的人却相信情况在恶化,于是民众会怒气冲天,然后上街抗议。(20)

  

   富裕国家也不例外,法国因提高柴油消费税而导致了所谓的“黄背心”示威浪潮;中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智利因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而引发了激烈示威;贫穷国家如厄瓜多尔减少对能源价格的补贴后,也发生了抗议活动。有趣和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价格上涨都有经济的理由,有时还有环境的理由,但社会后果却被忽视了。在狭义的经济方程式中,也许这些涨价都是合理的;不过在一个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的综合方程式中,情况并非如此。

  

   三者平衡,或者说失衡,本质上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这是一种风险权衡的矛盾,即要使经济、社会或环境三个方面中的一个的成本和风险最小化,会增加另一个或者两个方面的成本和风险。正统经济学无法准确权衡和比较这些成本,无法准确估计和应对这些风险。要研究和解释清楚这些平衡关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要的是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要着眼于三方的综合平衡。

  

   上文提到的指数显示了经济叙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更显示了如果服从其中更精确制定的指数标准,经济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美国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5(仅次于卢森堡、爱尔兰、挪威和瑞士),但在美好生活指数排名中,美国则跌至第10。根据第一个指数,波兰排名第31位(介于葡萄牙和匈牙利之间),而根据第二个指数,波兰排名第27位(介于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之间)。人类发展指数由人均GDP、民众的教育和健康状况(各占1/3比例)衡量,还有根据不平等水平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各国在这两个指数上的表现有时也不一样。例如美国和波兰在人类发展指数上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32位,而在不平等水平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它们分别排在第28位和第27位。

  

   四、经济学的方法

  

   可持续发展所希望实现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来源于良好经济的本质要求。反过来,这一目的又决定了经济研究的未来主题及其方法。优秀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21)因为总是有一系列与所分析和解释的现象和过程相关的条件、动力因(efficient cause)和次要机制。这种全面的方法远不是方法论上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也绝不是“一切主义”(everythingism),这种方法的核心是认识到众多事情会同步发生。经济全面性的要求绝不意味着必须触及研究对象相关的一切,而是不能忽视任何与塑造特定现象和过程相关的东西。

  

   如今的全球化已不可逆转,各种经济关系的全球层面显得尤为重要。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不仅源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还源于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互动:市场、国家和世界,或者换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企业、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因此,经济研究不能脱离经济活动的全球层面。我们在巨型经济(mega-economic)层面研究贸易战的条件、过程和影响时,在宏观层面分析国际收支变化时,以及在微观层面观察加油站油价变化时,都能感受到全球层面的影响。

  

   经济学魅力来自于它在智识上的丰富性,它需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例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不仅要能计算,毕竟这是研究经济活动的效率、分析效用与支出的科学,还要能感知。经济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当离哲学太远而离数学太近时,它会有些不足,有太多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如何计算,而不是计算什么和为什么要计算。因此,从本质上经济学应被视为人文学科,尽管它常被置于人文学科之外,但它通常是在社会科学之中的。当然,经济学不能抛弃数学而埋头于哲学抽象的云雾中。平衡经济学中硬的和软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部分,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这是把时间和空间中的各个散点联合起来的艺术。乍一看这些点似乎是杂乱地散落四处,其实这种混乱是有章可循的。

  

   当然经济学更需要的肯定不是混乱,而是思维上的秩序和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经典的逻辑方法。方法论上演绎法和归纳法一样有用。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归纳法,即在对现象和过程的观察基础上,根据积累的经验,提出理论性的概括。问题是,与物理学和化学等其他学科不同,经济学家进行实验的机会,特别是在宏观和巨型经济层面进行实验的机会,不说完全不可能,但也是非常有限的。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是经验,而不是实验室。

  

   演绎法也是一种逻辑推理,其目的是根据一组假定的前提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演绎法产生了大量的机会,但也导致了许多风险。经济学家几乎不断地做出假设,以这个著名的语句开头:“让我们假设……”问题是这些假设往往太抽象、不切实际、有问题或带有偏见,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

  

   从寻找因果的角度来看,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非常危险的逻辑谬误是“后此谬误”,即“在此之后,因而必然由此造成”。特朗普将2016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归因于被称为特朗普经济学所带来的政策,其实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他因素,特别是之前的增长惯性、自下而上的技术进步、良好的外部形势和有利的能源价格。又例如在欧洲,当波兰、瑞典、捷克或匈牙利的一些人反对使用欧元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后此谬误”的说法:使用欧元会增加通货膨胀。立陶宛和斯洛伐克在加入欧元区后,物价上涨速度确实略有加快,但不是因为使用欧元,而是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素的叠加,物价上涨主要是由劳动力成本和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的。

  

   各类“后此谬误”中最大的一个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论调,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积累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失控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本质导致的。事实不尽然如此。收入在全球化本身的助力下得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不平等加剧不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副产品,而是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蓄意地推行非包容性制度和糟糕政府政策的后果。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22)配合具体的政策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削弱国家的监管作用。(23)同时随着财政系统在税收、转移支付和支出方面的变化,社会最富裕阶层攫取了国民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24)当然,当国民收入下降时,他们让贫困阶层承担了经济衰退的后果。这种不可接受的巨大不平等也不是伟大的技术进步浪潮所造成的。如果高技术专业人员、发明家、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社会是可以容忍这种不平等的。华尔街而不是硅谷被占领,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的经济学需要广泛地进行比较研究。谁比较得多,谁就知道得多。比较研究既是一种复杂的方法,又是一种丰富的知识,关键是把什么与什么进行比较。这与研究目的相关。把本地的事件及其来龙去脉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是容易的,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竞争力、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生活水平,或者埃及和土耳其的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把现状与过去进行比较也不难,当然前提是避免虚伪历史的搅局,从波兰和俄罗斯到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发生过这种情况。相比之下,更难的是回溯性分析,将已经发生的事实与当初采取另一种方案可能会发生的事进行比较(即反事实历史,如果当时换一种选择的话,会怎么样)。最困难的比较是,将建议或已采取方案的可能后果与其他备选方案的可能后果进行比较。这类比较经济研究是理性行为的基础。

  

人们需要知道如何去比较。比较是为了使思考更全面,激发更多的问题,当然会使研究的问题变得复杂,不过能获得更好的答案。即使有些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遥远,比较它们也会遇到新的困境、发现新的问题,从而激发思索。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应看得更远、挖得更深、感知得更好。一些奇怪甚至令人震惊的比较结果,会引发后续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更接近正确的结论和形成正确的理论概念。假设生活满意度的排名显示,波兰排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哥伦比亚之间的第43位,新加坡排在意大利和巴西之间的第31位,这一结果肯定会受到质疑,特别是受到在这些地方有第一手经验的人的质疑。这会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排行榜包含的假设、思考指标的选择,严格验证参数值的估计方法及其权重。即使整个思维过程只是导致了否定原结论,而没有提出更完善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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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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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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