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曦: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0 15:58:38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拜登政府  

张昭曦  
事实上,自由鹰派早已积累起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并在掌权之前就对调整对华政策有过深入思考。

   民主党自由鹰派一向将维护推广美式价值观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同中国分歧深刻,对华施压不断。自100余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宣扬以推广美式价值观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意识形态扩张和对外干预就成为民主党对外政策的一大特色。冷战结束后,民主党自由鹰派即便出于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等现实需要支持对华接触,却也一直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解除对中国的敌视和干涉。克林顿政府时期,时任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曾明确宣称美国“谋求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南希?佩洛西等民主党“人权派”议员则在国会持续指责中国人权状况,使得美国政府一度把对人权问题的所谓“关注”作为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先决条件,造成对华政策僵硬化。奥巴马时期,自由鹰派又将所谓“互联网自由”问题作为对华施压的新抓手。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公开影射中国“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面临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民主对抗威权”成为自由鹰派赋予对华竞争政治意义的核心叙事。在泛意识形态化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不仅继续在涉台、涉疆、涉港问题上推进涉华消极政策,而且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并称之为“对原则的宣示”。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自由鹰派用以制衡中国的杠杆,具有历史连续性。

   同时,自由鹰派很早就认为中国具备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潜质,在后冷战时代一直对“中国挑战”抱有警惕。冷战结束后,自由鹰派对中国的战略提防具有连贯的线索。1995年,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牵头制定《东亚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渲染中国军事能力“快速增长”,并声称“其他国家无法确定中国的意图”,以此为美国继续加强亚太地区前沿存在提供合法性。小布什时期,当时还在美国智库工作的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龙即提出,由于受到在中东军事活动的影响,“美国出现了危险的精力分散,没能注意到亚洲快速变化的战略图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商业扩张、外交突进和对软实力的使用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坎贝尔的观点表明,在当时美国全力投身全球反恐的大背景下,自由鹰派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关注。奥巴马时期,希拉里公开宣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此前对中国的战略关注逐步转化为现实制衡。2016年,作为新美国安全中心共同创始人的坎贝尔在为下届政府准备的政策报告中明确提出,“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突出的经济增长和上升的军事开支,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唯一最大挑战”。从上述历史来看,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对华关系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唯一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等并非偶然,而是渊源已久。

   2014~2015年,美国内曾掀起对华政策大辩论。自那时起,对华接触政策已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直到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以自由鹰派为代表的建制派外交精英都还没有下定决心彻底改变对华接触的战略基调。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式开启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对华认知和氛围自上而下地发生重大转变,中美关系空前震荡。面对大环境的变动,自由鹰派接受了这种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换,但不完全认同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施策,并在掌权后以自己的方式就对华战略竞争作出修正和补充,使之不断深化。

   第一,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此前,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外交、科技、舆论等领域采取了诸多对抗性措施来体现对华强硬,但是,美国右翼民粹势力更多地是利用这种强硬来达成俘获民意的政治需要,且往往带有反智主义倾向,这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常走向情绪化、极端化。沙利文等自由鹰派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在掌权之前就对所谓“战略竞争”的提法有过独特分析——“当(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在某个名词前加上‘战略的(strategic)’一词,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还不是很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认为对华竞争首先需要回答“中美争的是什么”和“怎样才算在竞争中获胜”等事关中美关系方向和路线的基本问题。自由鹰派直面上述问题,在上台掌权之前就确认“以往接触政策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假设接触能给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对外政策带来根本性变化”,提出“美国对华不应寻求类似于美苏冷战结束的那种最终状态,而应追求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明智而稳定的共存状态”,并强调“中美经济技术之争意味着新兴的模式竞争……中国最终可能构成比苏联更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在自由鹰派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和体系主导权,落脚点是通过复杂博弈令中国承受高额竞争成本,使之无法继续拥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和决心,同时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对华展开必要合作。掌权之后,自由鹰派开始依据上述逻辑设置新的对华政策话语,正式提出“三分法”“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等对华主张。2022年5月,布林肯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演讲,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总结为“投资、协同、竞争”,宣告自由鹰派对华战略逻辑建构的完成。根本而言,自由鹰派最终希望将对华竞争深度融入重新强化“自由霸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系统变革之中。沙利文等认为,特朗普政府下台为美国破旧立新重塑外交安全战略提供了机会窗口,而锚定中国这个“近乎匹敌的对手”则是展现美国独特领导力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华竞争,美国可以更好回应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重新凝聚出现裂痕的盟友体系,进而重新激发美国对外战略的精神源动力——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美国例外主义”。

   第二,自由鹰派细化了对华竞争的政策布局。特朗普时期,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的战略布局粗具轮廓。不过从效果来看,特朗普政府主要完成的是对华竞争的资源聚焦和意愿动员,政策实施并不精细。为此,自由鹰派在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含义,宣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开放稳定国际体系形成持续挑战的对手”。通过廓清这一概念,自由鹰派将自身的竞争性对华政策区别于右翼民粹势力将中国视为“生存性威胁”的极限施压政策,也区别于以往建制派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概念基础上采取的接触政策。一方面,自由鹰派在掌权后没有急于回撤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施压举措,而是迅速组建精干力量全面审议对华政策,寻求强化长板、补齐短板。贸易代表办公室、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纷纷成立专门对华机制,就对华竞争重点领域的态势和政策效果作出评估,调整其中的失衡部分,作出更加系统的安排。贸易代表戴琪等强硬派经贸官员将“遏制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经济行为”和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同步推进,不仅维持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对华关税,还不排除对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调查。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莱?拉特纳领导组建国防部中国工作组重审对华军事政策,为此后出台“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deterrence)概念以及更新国防战略奠定基础。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宣布在中情局内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寻求增加对华方向人力储备,以全球视角应对“中国威胁”。

   另一方面,在自由鹰派主导下,拜登政府明显提升多边外交手段在对华竞争中的运用,在各个层面引入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尤为重视的盟友伙伴力量,试图令中国感受到更强的“体系性压力”。七国集团、北约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军事架构在意识形态旗帜下再度得到强化,应对中国的内容明显增多,跨大西洋关系得到修复,美欧成立将协同应对对华技术竞争作为重点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并启动“中国议题对话”。“印太”被置于对华竞争的核心,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就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展开更为广泛的对华战略协调,更加聚焦台海等敏感问题。美日、美韩、美澳等传统同盟关系的对华意涵更加凸显,东盟国家获得比特朗普时期更多的战略重视,着眼获取对华地缘经济竞争优势的新方案“印太经济框架”得到10余个地区盟友伙伴呼应。

   第三,自由鹰派调整了对华竞争的程度和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政治议程。在党派政治斗争加剧的背景下,自由鹰派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更加考虑契合民主党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文化。在某些既牵涉国内政治关切又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自由鹰派的策略措施更加具有弹性,同此前特朗普政府近乎无底线的对抗性做法拉开差距。比如,针对右翼民粹势力不甚关心但民主党和自由派选民十分在意的气候变化问题,自由鹰派希望通过加强该领域的对华合作来回应国内呼声。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自上任以来多次同中方接触,达成了中美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一些共识。再如,作为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者,民主党和自由派选民无法认可特朗普时期某些对华施压措施激化对美国亚裔族群的歧视和仇恨情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许多亚裔团体、学术机构和进步人士不断呼吁取消特朗普时期美国司法部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因为该计划明显带有针对华裔科学工程人员的族裔压迫色彩。为此,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宣布结束这项争议不断的司法行动,提出将“永远保持警惕,确保没有人会由于种族身份、家庭关系或是民族血统而受到不同对待”。在近期对华政策演讲中,布林肯也专门提到对华竞争不应带来针对华裔的种族主义。不过,这些策略性调整不意味着自由鹰派将整体放松对华竞争的强度;相反,他们寻求通过政策澄清来使得上述调整不被理解为对华“妥协”:布林肯强调“气候问题不是拿来交易的”,并声称美国若不增强投入可能使得中国未来获得气候领域主导权,还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美国司法部在结束中国行动计划的同时推出“应对民族国家威胁战略”,声明美国将持续关注所谓“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举动”。

   三

   尽管美国自由鹰派全面掌握外交安全领域权力,但国内外的挑战和中国的回应将对其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带来一定制约。

   首先,乌克兰危机持续难解令自由鹰派聚焦对华竞争面临战略考验。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牵动全球地缘政治态势的重大事件,影响持续发酵。自奥巴马时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自由鹰派一直推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并将这一进程与对华政策紧密结合。某种程度上,当前自由鹰派主导的“印太战略”可视为奥巴马任内未能完善的战略东移进程的强化和延续,对华战略竞争被内化为这一进程的核心环节。然而,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长期困扰美国政策界的如何摆布对华、对俄战略关注和投入的问题空前凸显。虽然拜登政府在《国防战略情况说明》中写明将“优先关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之后才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坎贝尔亦强调拜登政府不会像以往一样因为某些紧迫挑战而分散对“印太地区”的应对,沙利文甚至提出当前美国在欧洲和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整合”,但是,某些具有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经验的专家对上述说法提出疑问,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时间是有限的,高级顾问和内阁部长们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同时处理多重危机和多个战略议程非常困难”。可见,尽管自由鹰派主观希望避免对乌克兰局势的处理影响到在“印太”地区对华竞争战略的推进,但其对华、对俄战略能否实际取得“既有先后,又有统筹”的设想效果尚未可知。

其次,自由鹰派很难让盟友伙伴在对华政策上同美国完美对表。盟友伙伴是自由鹰派用以规制中国的重要助手,但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布局中又具有不确定性。尽管自由鹰派动员北约、七国集团等加大对华关注,强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中国展开所谓“印太秩序之争”,但从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对华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菲律宾新任总统马科斯“将中菲关系提升至更高层次”等表态看,美国在欧洲、亚洲的盟友伙伴并没有完全将对华政策同美方愿景挂钩。重视“联盟政治”的自由鹰派之所以难以达到说服盟友伙伴一致对华的理想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同盟体系和“中国挑战”之间的不适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拜登政府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62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