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良: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22-09-16 00: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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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良  
在中国,对于包括涉及战争、紧急状态、总动员等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事项,在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绝对领导的前提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家主席共同行使决策权并共同负责,这种制度性规定被称作集体负责制。

   二是主席安全负责制(国家安全主席负责制)。主席安全负责制是指除涉及战争、紧急状态、总动员等以外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事项由中央军委主席或中央国安委主席行使决策权并承担责任的制度性规定。具体包括:军委主席负责制,即中央军委主席负责涉及国家军事安全问题重大事项的决策,并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军事战略和武装力量的作战方针,统一指挥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行动,制定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法规,发布有关决定和命令等;国安委主席负责制,即国安委主席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绝对领导的制度设置。

   三是总理安全负责制(国家安全总理负责制)。总理安全负责制是指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及国家安全行政管理等国家安全问题事项由国务院总理行使决策权并承担责任的制度性规定。

   2.国家安全一般制度

   国家安全一般制度是指国家安全机关从事一般性国家安全工作和活动的规则、程序和方式的制度性规定。一是国家安全协调机制。根据《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建立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中央有关职能部门推进相关工作。

   二是国家安全会商工作机制。根据《国家安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建立跨部门会商工作机制,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事项进行会商研判,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是国家安全协同联动机制。根据《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军地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关于国家安全的协同联动机制。

   四是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根据《国家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开展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研判,推进国家安全的科学决策。

   3.国家安全专门制度

   国家安全专门制度是指国家安全机关从事国家安全专门领域活动的规则、程序和方式的制度性规定。一是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制度。中国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工作由国家安全机关(安全部)、公安机关(公安部)、军事机关(国防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进行,并应当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对情报信息的鉴别、筛选、综合和研判分析,建立和完善统一归口、反应灵敏、准确高效、运转顺畅的情报信息收集、研判和使用的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制度。

   二是国家安全风险预防、评估和预警制度。中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制度”和“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国家安全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制定完善应对各领域国家安全风险预案”,要求国家建立“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定期向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关提交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并根据国家安全风险程度,及时发布相应风险预警。

   三是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制度。坚持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制度,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应依法履行国家安全审查职责,就国家安全审查事项作出国家安全审查决定或者提出安全审查意见并监督执行。

   四是国家安全危机管控制度。中国实行统一领导、协同联动、有序高效的国家安全危机管控制度。

  

   四 国家安全能力

   国家安全能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能力总和,主要包括国家安全领导能力、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国家安全话语能力、国家安全韧性能力等。

   国家安全能力是国家安全应有之义,在国家从“状态+能力”维度界定的国家安全术语中,国家安全状态和国家安全能力正如硬币的两面,事关国家安全是否能够实现。正是由于国家安全能力功能正常发挥,免除了危险和威胁,国家安全状态才得以形成和保持,国家安全得以实现;反之,国家安全能力功能失灵,危险和威胁没有被免除,国家安全问题产生,国家安全状态则无法形成和持续,国家安全也就难以实现。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能力和国家安全三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当国家安全问题因国家安全能力不足或缺失而产生时,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当国家安全问题因国家安全能力效能发挥而得到预防和化解时,国家安全就得以实现。国家安全能力为国家安全问题预防和化解提供了工具支撑,在国家安全基础理论构建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非常注重国家安全能力建设。2015年,《国家安全法》通过法律形式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作为国家安全内涵的基本内容之一,凸显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性。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战略要求。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明确“提高运用科学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的要求。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党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一)国家安全领导能力

   国家安全领导能力,亦称国家安全领导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在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过程中,依法对国家安全路线方针的决定、重大安全问题和危机事件等国家安全事务的处置所具有的领导能力。国家安全领导能力在国家安全能力体系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提升国家安全领导力的前提。习近平指出:“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统筹协调,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统筹协调”既是国家安全领导力的重要形式,也是国家安全领导力不断得到提升的重要保障。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提升国家安全领导力的关键。2018年,习近平要求全党“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2019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拥有这些能力,不但对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党的执政能力转化为国家安全领导力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

   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亦称国家安全保障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在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过程中所依法具有的保障能力。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保障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适应国家安全工作需要。” 离开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国家安全工作就失去了强大支撑。

   一般来说,军事能力在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防实力日益增强,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可靠安全保障。”

   科技能力是国家安全保障力的技术支撑。2014年,习近平深刻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明确要求“提高运用科学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国家安全保障力离不开高科技能力的支撑。

   法治能力是国家安全保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近几年,随着《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情报法》《网络安全法》陆续出台,特别是国家安全工作迈入法治化轨道,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效能日益展现。

   (三)国家安全话语能力

   国家安全话语能力,亦称国家安全话语力,是指国家安全主体在实现国家安全目标、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过程中,运用安全话语对言说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力。“话语可建构安全感知,影响对安全问题紧迫感、威胁程度等的认知。话语描述和表达关于安全的信息,同时也可把原本不是安全问题的问题建构成安全问题。” 因此,安全话语能力对于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一向热爱和平,为世界和平提供包括地区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众多公共安全产品,但“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究其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东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个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不断提升国家安全话语力的效能。

   (四)国家安全韧性能力

   国家安全韧性能力,亦称国家安全韧性力,是指国家拥有其安全状态和安全能力遭到危害后有效抵御、吸收、适应并恢复的能力。“韧性”(Resilience)一词源自拉丁文,意为“弹回”,最早被应用于物理学领域。20 世纪70 年代被引入生态领域。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对韧性的研究从生态领域又拓展到多学科领域,如国际应急减灾领域、城市治理领域等。2015 年3 月,第三届联合国减灾大会(WCDRR)把“韧性”确定为大会重要主题,并将其界定为“一个暴露于危害之下的系统、社区或社会,通过保护和恢复重要基本结构和功能等办法,及时有效地抗御、吸收、适应灾害影响和灾后复原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韧性能力。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在面临不同威胁和危害时,支撑美国社会的必要服务必须保持安全和运转。为此,我们采取了‘全社会参与’(Whole of Community)的方式,集中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人、社区、私营和非营利部门、宗教团体、各级政府以确保美国在危难时刻的复原能力。我们与美国金融、能源、交通、健康、信息技术等部门的关键网络和实体基础设施拥有者和运营者合作,以降低脆弱性,增强复原能力。我们与州和当地社区开展合作,对由气候变化的复杂后果造成的不良事件进行更好的预防、吸收、恢复和适应。” 因此,当国家面临“威胁和危害”或“不良事件”时,美国把“全社会参与”,包括金融、能源、交通、健康、信息技术等部门通力合作,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作,看作是“预防、吸收、恢复(复原)和适应”能力即国家安全韧性能力建设的关键。2013年的《强大与安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把“确保民众的安全与可恢复能力:确保民众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目标之一,凸显国家安全韧性能力。

   国家安全韧性力是一种综合安全能力。当国家安全状态和安全能力遭受危险和威胁时,其是否可以抵御、吸收、适应这种危险和威胁,并最终能够从危险和威胁中恢复过来,取决于国家整合硬实力和软实力而形成的国家安全韧性能力。

   一般来说,对于“抵御”危害,特别是从危害中得以“恢复”而言,需要以国家硬实力为基础。有了坚强的硬实力,国家安全即便遭受危险和威胁,也不至于使国家安全状态发生颠覆性或永久性改变,不至于使国家安全能力损耗殆尽,彰显“抵御”效能的有效性;有了坚强的硬实力,国家安全状态和能力能够回归到危险和威胁之前的境况,凸显“恢复”效能的有效性。

对于“吸收、适应”危险和威胁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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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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