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民主沟通:雅典精英如何说服大众——以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为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22-09-12 23: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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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410页。] 人民主权与政治领导权的平衡互联关系,便就此呈现出来。

  

   广而言之,任何政体都需要处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一人或少数统治的模式,让精英与大众的天平向前者倾斜,多数人统治则让这一天平向后者倾斜。天平没有严重倾斜到不可调整的时候,一种政体的自我维持就是可以期望的。而天平严重倾斜到完全不可调整的时候,政体的倾覆就难以避免。因此,对任何一种政体来讲,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控制在相对平等与平衡的状态,就是所谓治国艺术的精巧性体现。而在现代民主政体中,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政治分层问题并没有消失,仍然需要在政体运行中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中间,政治理念、制度安排与运行磨合,都不可或缺。相比而言,雅典发达的演说术,让精英有了一个与大众展开民主沟通的渠道,从而发挥出平衡精英与大众关系的社会政治效能。而这正是奥博所揭示的雅典民主政治得以成功运行的隐秘之所在。

  

   四、“古典”今观

  

   奥博从精英的演说术角度观察雅典民主政治,勾画了精英如何说服大众,驱使后者接受前者的政治治理主张的情形。奥博的观察角度,是一个古典学的视角。但古典学所揭示的雅典民主政治中演说术的政治效用,则不限于雅典阶段。事实上,即使高度复杂化的现代民主制,在运作过程中、尤其是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演说术,也会对公众的投票行动方式发挥极大的影响作用。2016年的美国选举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典型案例:作为一个政治素人,但特别擅长演讲的特朗普,举办选举造势大会的时候,听讲人群的黑压压一片,谛听特朗普富有激情的演讲,听众的情绪投入极高,认同程度令人瞩目,演说术在美国民主选举中的沟通作用,显而易见。而竞争对手希拉里的演讲,水平也很高,但因为她是一个老派政客,全无特朗普言说的新鲜感与吸引力,因此获得的认同度、尤其是青年人的认同度,显然不如特朗普。特朗普赢得选举,在民主选举的行家里手看来,多少有些意外。但在奥博的分析视角看,则在意料之中。[ 参见约翰·奎尔奇:“从特朗普获胜中能学到什么?”,《国资报告》2016年第12期,第106-107页。] 精英的演说,有时候确实弥补演说者政治技艺缺乏、治国经验不足的缺陷,而让大众仅仅从演说的角度来判断是不是授权给一个精英人物。但演说显然不是真正解决政治人物的任职资格的唯一路径,一时的成功,并不能保证长期的奏效。到202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特朗普的选举造势聚会,依然延续了2016年选举的热度,而竞选对手拜登的选举集会,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前往。可是投票的结果,拜登赢了,特朗普输了。这是不是说演说术的影响力陡然下降了呢?而且因此对奥博审视民主的这一进路构成一个颠覆?答曰非也。作为演说精英的特朗普,2020年选举时,在精英与大众的沟通上非常有效,但却在精英与精英之间的沟通上出了严重问题,遭到自己所在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精英群体的共同排斥,结果悲壮地输掉了选举。[ 参见孙兴杰:“‘特朗普主义’的终结?”,《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第24-47页。] 可见,民主政治中的精英与大众沟通术,并不是决定赢得还是输掉选举的决定性因素。演说术是民主沟通的重要渠道,但不是决定民主政治态势的方式。民主政治包含远比演说术要丰富的内容。在雅典民主政治运作中是如此,在当代民主政治的实操中,更其如是。这就让奥博的相关论述所具有的当下性特点,展现在人们面前。

  

   循此可以推知,演说不是民主政治中动员公众的唯一手段。一般而言,成功的公共演说,需要首先确立足以感人的话题和言之有物的内容,必须要有超强的个人沟通能力,还要有真正打动人心的言说技艺与结果。换言之,演讲者在演说当中,要达到动员大众的意识形态效果,需要在三个考虑的基础上进行,这就是前述奥博所说的:一是取悦于人。这是一个演说家常常容易陷溺其中的、缺陷性明显的言说目的。但演说要达到其意图的意识形态效果,仅仅取悦于人是不行的。在中国的媒体上,人们每年6月份都会看到,大学校长们都要对毕业生发表讲话,但大家好像越来越不满意。因为校长们常常用一些网红语言,去哄00后大学毕业生高兴,听讲者在下面嘻嘻哈哈,热烈鼓掌,大学校长以为自己的演说效果很好,也不禁高兴起来。这种一心取悦于人的演说,在奥博看来是低水平的演说。因此其二,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演说,主要目的在达到意识形态化的沟通大众,让大众同意演说者的说法、意见或建议,这就至少要在演讲中告诉大众某些真相。奥博在分析《阿提卡演讲家合集》中的演说词时,虽然面对的很多文献都是后来被修饰过的,可靠性会受到质疑。这些演说稿,大多不是演说的记录稿或者演说写作稿,多是后来由人动过刀斧的演说文稿,不太可信。但透过这些演说词,奥博发现,演说要达到统合精英与大众的目的,需要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就事实真相搭起沟通桥梁。言之无物、缺乏听众需要了解的事实真相,那是无从打动听讲者的。而演说试图收到预期效果,最关键的还是其三,需要在演讲中告知听众当务之急是什么。如果一个公共演讲者,在演讲中除了堆砌一番大词,让诸如祖国、民主、奉献、前途、奋斗这类辞藻充斥演讲,未曾对听讲者希望区分的事情的轻重缓解做出建议,那么,演讲者就会遭遇失败的厄运。

  

   从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来看,由于人民是拍板者,演说者是建言者,演说者可以蛊惑、极尽诱引、全力劝服,但最终要想说服听讲者,演讲者就得向听讲者表明,他抓住了听众认为最紧要、最在意的东西。在雅典民主生活中,演讲者不是对一帮傻瓜演讲,而是对既有公民权、又有鉴别力的人演讲。他们是最低限度解决了家政生活需要的人,在今天看来是一批批大致解决了温饱,虽不富裕但有余力去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群。演讲者深知,不是一通瞎讲,他们就会听啥信啥。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公共演说中,演讲者之所以高度重视修辞术,打磨演讲技艺,就在于他们深明演讲对沟通演讲者与听讲者、精英与大众关系的直接但微妙的影响力。在现代处境中,典型的“大众”人群,已经与“盲众”无别。大众与盲众有其重合之处,也有其重大区别:在超出个人理性判断范围,融入群体之中的时候,大众大多数时候与盲众无异;但大众在保有主权权利、需要对演讲者进行权力裁决的时候,大众的盲目性就会多少被坐实到足以做出自己判断的地步。雅典民主中的“大众”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有类似的地方,但因为雅典有不同人士的不同演讲充斥坊间,使雅典大众的演讲欣赏力与鉴别力,要高于信息来源渠道单一的非民主社会的“大众”。这是人们需要留意的差异。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在演讲的讲者与听者的建言与决定之间,理解何谓人民主权。人民主权,不仅体现在表态或投票的那一刻,而且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公共演说中,演讲者与听讲者是在社会不平等关系中寻求政治平等的互动者,他们要达成某种共识,才足以让雅典民主运转起来。这不仅对雅典民主是重要的,而且对现代民主也是重要的。民主的这种基本态势,其实古今未改。但通过公共演说达成精英演讲者与大众谛听者的一致,并不见得总能如其所愿:一种假设是,演讲者完全控场,让听讲者在神魂颠倒中被随意调遣;另一种可能是,听讲者与演讲者自始即处在敌对状态,结果让演讲者遭遇灰头土脸的失败结局;再一种结果是,演讲者与听讲者经过积极有效的互动,达成了或具有底线意义、或具有上线理想的社会政治共识。想来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第三种情况居多:如此一说,大致是因为奥博分析雅典民主中演讲的依托文本是《阿提卡演讲家合集》的缘故。因为这些得以传承下来的文本,自然多记载的是成功演讲的文本。那些不太成功、或者很不成功的演讲,早就被历史之手轻松地抹掉了。

  

   社会中流行公共演说,会促成两种习性,一是演讲者生出一种高高在上、神仙下凡的感觉,对听讲者颐指气使、随意调遣;二是听众会在长期的谛听中开始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无所不懂、无所不能。前者在民主政治氛围中不可持久。原因很简单,民主政治自然催生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状态,让建立在高度趋同基础上的领袖支配很难长期维持。后者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痼疾:在长期的公共演说轰炸中的公众,因为聆听过不同公众人物、不同风格类型、不同演说主题的演讲,很容易成为所谓“哲理性公众”。这类公众,没有多少专业知识,但却被各种各样的演讲塞满了相互冲突的点滴识见,因此,久而久之便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反过来自认具有了判断演讲者水平高低的能力。作为哲理性公众,他们自认为哲理性辨析能力是第一流的,需要由自己来判断演说家的专业水平与演讲技巧,不是让演讲者来煽动听讲者的情绪,而需由听讲者来认定演说者的水平高低。“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相信人类的美德。他们把这种骄傲自信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1页。] 可见,在这一点上人们一般难于意识到:人民主权是一种由权利转变成的权力,人民权力之为人民权力,是精英们无法不予臣服的权力。精英常常自负地认为人民什么都不懂,人民也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懂,但精英不要设定人民真的什么都不懂,不然就会受到人民的唾弃,反而被人民看作什么都不懂的白痴。既然人民拥有民主的决断权,精英除了费尽心机地与人民沟通,以高超的演说术解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人民才会支持精英。这是奥博讨论雅典民主中的演说术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

  

   奥博这本书把雅典民主活灵活现地描述给人们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奥博在理解民主时,其实跟芬利这样的古典学家、达尔这样的政治理论家表现出同样的德性:他们对现代民主心存不满,对普遍参与式的民主价值深度认可,但他们又不愿站在现代民主的对立面去批评民主。因此,他们只好选择一个民主批评的制高点,以帮助人们在理解现代民主的同时,尝试超越现代民主。只不过,奥博与芬利是站在民主的历史制高点上,达尔则是站在民主的政治理论制高点上。前者对民主参与(芬利)、精英与大众沟通(奥博)评价甚高;后者对民主的政治平等精神礼赞有加。而民主论述的学术进路究竟如何敲定,也是颇费思量的。以坊间流行的一个术语“歧视链”来看,在西方学术界的民主研究中,也存在一条歧视链。好比说,以民主研究来讲,在歧视链最高端的,是古典学揭橥的古代民主研究结果,他们以多门语言、跨越数大学科的功夫,入其门、探其妙。其研究结果的学术认同度之高,或者说激发的讨论之热烈,引人瞩目,令人艳羡。奥博作为政治学系的教授,以古典学功夫探究雅典民主,让人心生钦佩。相对而言,在歧视链低端的是,政治科学家仅仅依靠局部的统计结果,便对民主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大发议论,让人感到很不靠谱。但从总体上讲,古今民主作为一种极为复杂有趣的社会政治现象,极为值得研究。而从古典学视角切入现代民主的运转机制,审视其是非得失,可能是一个不易的民主研究的学术进路。“辨别雅典民主的原理与实践同当代民主在根本上有何异同非常重要。……雅典这个榜样有很多值得现代世界学习的地方。”[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8-9页。] 这就是民主的古典今观所具有的切实意义。

  

  

   本文原载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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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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