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豫:数字法理的十大基础概念与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22-09-09 14: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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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豫  
实现数字生活上的共同富裕,是数字中国建设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形成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差别、教育差别、地域差别等导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民数字素养的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弥合、填平数字鸿沟归根结底靠发展,靠提高全民数字素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今年,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提出:拓展数字资源获取渠道,做优做强数字教育培训资源,推动数字资源开放共享,促进数字公共服务公平普及;培育数字生活新应用新场景,提高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庭建设应用水平,深化数字应用适老化改造,加快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增强妇女数字工作竞争力;增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加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提高全民网络文明素养,强化全民数字道德伦理规范;等等。此前,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要求各部门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实现普惠各类人群的“数字无障碍”公共政策与服务。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强调指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需要关注重点人群,特别是要帮助老年人提升运用智能技术的技能,在就医、出行、亮码、扫码、缴费、购物、文娱、安全等应用场景,让更多老年人成功从容应用智能技术,跨越“数字鸿沟”。

   如果说数字鸿沟是数字科技运用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过渡性,要靠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来弥合;那么,数字歧视则常常是主观的、人为的、深层次的,并且社会正义领域的顽瘴痼疾可能因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愈加放大,需要通过国家和社会认真治理来解决。数字歧视常指自动化系统基于用户的个人数据使其被不公平地、不符合伦理地或差异性地对待的情况。本文所称的数字歧视是一个广义的、兜底性的概念,举凡与逐利动机、科技伦理、利益导向、社会身份等主观因素相关联的可能对任何个人、群体、企业、国家造成歧视和偏见的数字不公,都可被归结为数字歧视,例如突破安全底线和道德边界的算法“黑箱”、数据垄断、平台异化、数据茧房等。当数字技术被用来“算计人”“奴役人”“凌霸人”的时候,正义便不复存在。例如:某市推出“文明码”遭到市民质疑;某公司通过算法将外卖小哥3公里1小时的送餐时限压缩为3公里38分钟,致使外卖小哥赶路的心理压力突然加大,交通风险激增;某地政法机关的负责人滥用职权,操控信息数据平台将银行储户的健康码由绿变红;某些公共场所不加区别地强制老年人、残疾人扫码;一些场所无必要、过度使用公民生物特征信息和人脸识别的大数据;未经允许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截图信息、联系人信息;等等。目前,数字歧视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常态化现象,到了必须治理的程度。消除数字歧视尤其是数据偏差、算法歧视、网络歧视等,是国家在数字治理领域的重点任务,是实现数字正义的必由之路。当然,对反数字歧视不能机械理解。针对治理数字歧视问题,马长山教授认为,应当坚持自主选择、公开透明、公平合理、尊重人权等正义原则,完善敏捷治理的监管机制、责任明确的自律机制、健全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公正可靠的司法保障机制等。

   三、数字人权

   数字人权是数字法理中最具真理魅力和正义感召力的科学概念。数字权利是数字时代的新兴权利。数字人权引领第四代人权。

   从思想渊源来看,数字人权(Digital Human Rights)这一概念来源于“网络人权”“网络空间中的人权”“信息人权”“数字权利”等。1997年,美国活动家罗伯特·B.格尔曼(Robert B. Gelman)以《世界人权宣言》为范式提出了《网络空间人权宣言》建议草案,提出了“网络空间人权”概念及网络人权的基本内容。2014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互联网用户人权指南》,以保障互联网用户的权利和自由为宗旨,列举了互联网用户的一系列网络权利。2016年12月,27名德国专家发表《欧盟数字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Digital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此为蓝本,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和国际组织(如欧盟委员会)等先后发布了有关数字权利的“宣言”“宪章”等。尽管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使用“数字人权”概念,但“网络空间人权”“数字基本权利”“数字权利”等实质上均属于“数字人权”范畴。

   在中国,“数字人权”是2019年5月张文显教授在“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上致辞时首次正式提出的一个法学新概念。在该致辞中,他论述了数字人权的理论和实践逻辑,还提出了“不数字,无人权”的命题。其后,我国学者陆续使用这一概念并发表了若干论文对其进行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长山教授详细论述了当下人权问题的深刻变革与转型升级,提出了作为“第四代人权”的“数字人权”是“以双重空间的生产生活关系为社会基础、以人的数字信息面向和相关权益为表达形式,以智慧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诉求,突破了前三代人权所受到的物理时空和生物属性的限制,实现自由平等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生存发展权利的转型升级”,“本质是在数字时代和智慧发展中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目前,数字人权概念不仅得到了民间的普遍认可,还得到了官方的确认。2020年7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将“数字人权”作为一个新词,准予向社会发布试用。2022年3月,中央宣传部有关人权研究和宣传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数字人权”的研究,并编写相关教材。

   数字人权是数字权利体系的皇冠。对此,张文显教授进行了系统论述,揭示了数字权利和数字人权的辩证关系,指出,数字权利是一个概括性概念、系统性概念,也是一个演进性、开放性概念。数字权利包括网络权利、数据权利、信息权利、数字人格、数字知识产权等与数字生活生产相关联的所有权利。在数字权利体系中,数字人权具有灵魂性、真谛性、统领性。中国正在加速建设成为“数字中国”,数字科技与人民生活深度融合,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生活和生存对数字科技高度依赖,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通过互联网生产生活、买进卖出、结识好友、交流情感、表达自我、学习娱乐,开启了人类在信息空间中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2年2月25日在京发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8.5个小时。在这种背景下,“数字人权”脱颖而出。把对数字科技的掌握和运用奉为“权利”并揭示其“人权”属性,提炼出“数字人权”概念,普及“数字人权”理念,既十分必要、甚为迫切,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实际上,人民群众早就深深地感受到并逐渐理性地认识到“不数字,无人权”。

   学界认为,“数字人权”概念和“不数字,无人权”命题的意义在于:第一,在价值上申言数字科技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把实现人的权利和尊严作为数字科技研发运用发展的最高目的,并以保障人权作为其根本的划界尺度和评价标准。要在制度上强调科技企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以及政府尊重、保障和实现“数字人权”的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一方面表现为对公民(用户)数字化生活中隐私权、数据权、表达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与保护,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他数字化设备的有效提供。第二,以人权的力量和权威强化对数字科技开发及其运用的伦理约束和法律规制。第三,以数字人权引领新一代人权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人权形态发生了三次历史性转型,目前正迎来第四代人权,引领第四代人权的正是“数字人权”。第四,提升中国民主、人权、法治和法学理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目前中国的硬实力显著增强,但面临着严重的话语缺失和“话语逆差”问题。从国际人权话语竞争看,“数字人权”概念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和学术空档,通过对“数字人权”的科学阐释和制度构建来引领新一代人权,引领国际社会的“数字人权”研究。

   作为一个新概念,数字人权的内涵有待进一步阐释,但就其真谛和要义而言,数字人权指的是在数字时代和数字社会中与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那些与数字生活关联的权利。数字人权的核心是与人在数字领域的尊严、平等、自由、能力相关的那些权利,例如,平等利用数字技术、共享数字革命成果而不受歧视或被边缘化,免受数字技术运用所造成的有形或无形的侵害,对个人的信息数字化、数据财产化拥有自主支配权,特别是对具有人格属性的信息和数据享有知情同意权,拥有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释明的请求权、问责权,依法独立自主地使用互联网、个人及公共数据的权利和自由等。

   数字人权是基础性、中枢性的数字权利。没有数字人权这一位居真理和正义制高点的概念,信息权、数据权、隐私权、网络自由等具体的数字权利是经不起风吹浪打的。在数字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数字人权,以数字人权证成数字权利、统领数字权利体系,要善于把人民群众在数字生活中最关切的利益主张和权利需要及时上升至权利和人权范畴,不断完善数字人权的法治保障体系,提高数字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

   四、数字主权

   数字主权是“数字国家”新主权,是国家主权新形态。数字主权既包括国家处理其数字空间事务的独立自主性,也包括国家主导本国数字发展的权能。反制数字霸权,保卫数字主权。

   国家主权简称“主权”,是指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传统的国家主权主要包括政治主权、经济主权、领土主权、对外主权、属人主权等。在权利内容上,国家主权包括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自卫权等。主权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必备的条件。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确认的一条基本原则。国家主权的这些内涵和原则为数字主权的形成与运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纵观世界文明史,国家主权的含义因时而变,不断丰富。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国家主权的内涵和外延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农业时代,人类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陆地,国家主权的重点在于捍卫领土完整。在工业时代,人类的活动空间从陆地拓展到了海洋和天空,国家主权的范围也随之延伸扩展至领海和领空。进入信息时代后,网络空间与人类活动的现实空间高度融合,成为了现代国家的新疆域、全球治理的新领域,网络主权由此产生。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可以将“网络主权”的概念扩展至“数字主权”。

“数字主权”这一概念是欧洲国家面对美国数字科技企业日渐扩大的影响力而首先提出的。欧洲人大约在21世纪初期逐渐提出“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的概念。2011年,法国Skyrock广播电台的首席执行官皮埃尔·贝朗格(Pierre Bellanger)首先尝试定义“数字主权”,提出“数字主权是通过使用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来体现和引导的对我们当下和未来命运的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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