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制定了“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也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改变一盘散沙局面、恢复有组织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以严格计划管理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全能、政社高度统一，具体包括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以街区为基础的城市人员管理和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机制，这一体制极大增强了社会的组织性和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能力，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的无序状态，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提升了政府对社会各方面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在计划管理体制下，中国经济从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整的工业化国家，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期间曾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计划管理机制经受了两次重大冲击。计划管理体制有组织动员能力强、社会秩序稳定的优势，但政府包办一切、管控严格、治理权力过于集中，也限制了社会流动性，社会自治效能无法充分释放，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还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会活力受到较大制约。

　　

　　 经过1950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已逐步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具有完备工业体系的工业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形态上对自由及治理机制上对更多分权的期待，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发展到放权搞活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自由和流动性大幅度提高，国家对社会的计划管控式管理不断放松，社会治理机制顺应经济体制变革要求不断改革发展。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治理已发展为以构建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方向的社会管理体制，治理机构内部及向社会的分权增多。这些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至2012年，中国经济从1978年人均GDP只有156.4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人均GDP为630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社会活力大幅增强，社会和谐得到更大力度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人口结构步入快速老龄化时期，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持续提升，社会诉求日益多元化，经济社会都进入重大转型发展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社会领域，提出推进制度创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中国的社会治理体制由此进入了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反映了国家向社会、公众放权以及激发社会参与活力的发展趋势。

　　

　　 （五）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治理机构的权力分配受到社会形态分布的牵引，二者互为有效治理的限度，同时以治理主体的行政能力以及社会自身的自治能力为基础。我国社会治理机制适应社会形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变革，最终有赖于包括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在内的社会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从政府治理能力看，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精兵简政阶段，以实现“分工合理，职责分明，机构精干，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通过机构设置和合并的优化调整，不断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以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增强活力为主的政府治理改革阶段，为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相适应，破除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以及“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政府治理改革目标。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标的政府治理机构改革时期，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治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不断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持续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转型。第四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围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改革核心问题，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全方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自治能力也不断提升。从市场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主体快速发展，企业、个体户数量分别从2002年的734万户和2378万户扩张到2020年的4331万户和9287万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均已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参与社会资源配置、提供满足人民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依托市场机制有效发挥社会自治作用。从基层群众自治看，自1982年宪法明确城乡居民基层自治法律地位后，村（居）民委员会的数量从1983年的37.7万个迅速增加到1990年的110万个，此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合村并居改革的深入推进，2019年减少到64.3万个。当前全国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普遍制定了村规民约、自治章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制度不断落实落细，自治能力不断增强，在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从社会组织看，改革开放后，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数量从1999年的14.3万个持续增长至2019年的86.6万个。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已成为承接国家治理权力让渡、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载体。

　　

　　 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制度与能力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最终要落脚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上，要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上，顺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不断改革完善治理体制，持续提升治理能力，促进国家和社会的持续良性互动，持续保持社会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有效治理（李建伟、王伟进，2021）。

　　

　　 （一）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

　　

　　 一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二是坚持共建共治共享。要合理界定党、国家、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定位与边界，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作用，主动发挥社会自我调节作用，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实现人民共建共治共享。三是坚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公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会公平、医疗健康公平和文化资源普惠共享，畅通人民诉求反映机制，不断增促社会公平正义。四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文化。

　　

　　 （二）推进社会治理制度现代化

　　

　　 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强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广泛参加社会治理。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体制，推动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社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经济增速、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并做好预案，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良性互动。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将共同富裕融入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强化就业优先战略，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招考、选拔、晋升的制度，完善人才社会流动制度体系以及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畅通向上流动通道，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充分发挥社会政策托底作用，统筹把握社会保障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改革的联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生育激励，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守住社会稳定底线。

　　

　　 （三）推进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

　　

一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落实各级党委统筹维护社会稳定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领导责任，将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部署、一体化推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