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伟 王伟进:社会治理的演变规律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14: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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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   王伟进  
义无反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求和平、求解放、求幸福的愿望,历经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率领全国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多年的砥砺奋斗,彻底改变了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创造了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实现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持续创新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阐释了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即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是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治理机构的治理权力始终适应社会需要合理分配,最终将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以制度形式稳定下来的根本力量,而伴随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社会自身对秩序和自由的动态追求是推动治理权力分配持续优化、治理机构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由此创立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

  

   近代以来,成功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共同之处是都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亨廷顿,2015)。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在治理中,实际上承担着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历史使命决定的领导核心和由党掌握国家政权决定的执政力量双重角色。自新中国建立起,党的领导就处于不断强化之中。社会主义改造后为了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困境,党通过其强大的体制和组织力量实现了对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和领导。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同时使得社会从国家控制中、国家从党的直接干预中获得了相对的自主,党、国家、社会关系逐渐从三位一体向各自相对自主的格局转变,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制度的有效运作和控制、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整合,有效执政成为党的有效领导的根本途径(林尚立,2001)。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有效运作现代国家制度、如何有效整合自主多元社会、如何有效应对时代发展三大关键挑战。

  

   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巨大成就,也充分展现了强有力的政党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有其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体现为十大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确保党始终纵览全局、协调各方,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二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治理优势。三是坚持理论创新。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四是坚持独立自主。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五是坚持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建立了符合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六是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七是坚持开拓创新。始终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社会矛盾变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八是坚持勇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九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十是坚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严谨、纪律严明、富有自我革命精神的政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西政党都发挥了连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中介功能,结构性差异在于西方政党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构成了公权力的组成部分,这深刻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景跃进,2019)。中国共产党自立党之初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在党的革命斗争与执政实践中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意志与治理制度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问题,使党、人民、国家的利益有机统一在一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是中国社会治理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的根本特征。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核心内涵,从孔子的“天下为公”,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朱熹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平易近民,为政之本”,以民为本的治理思想贯穿中国自西周以来三千多年的治理历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思想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付诸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成为指导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思想。从以人民为中心出发,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消灭剥削、推动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治理制度,建立了与不同时期人民诉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项民生保障制度。

  

   (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在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框架既保证了国家对社会的有效集权,又满足了日益扩大的人民参与治理、社会对自由和活力的诉求,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有效载体和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治理权力优化分配的具体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四大制度,有力保证了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就是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先后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大潮和社会形态的发展诉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与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治理权力的有效配置、为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到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再到荀子的“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儒家的和合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治国理政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为了最大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形态上的诉求,创立了发展最广泛统一战线这一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法宝,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为党率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经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得以确立。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吸纳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同时优化国家对社会的治理。

  

   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这深刻影响着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制度和实践。各民族在长期交融发展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基于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差异,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保障了各民族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成为世界上处理民族矛盾的典范。

  

   四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是国家与社会互动最直接最广泛的地带。县以下的乡村自治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秉承悠久的基层自治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在城乡建立了群众性自治组织治安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适应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工业化发展,国家建立了社会计划管理体制,城乡基层组织的自治性质弱化,成为政府行政机构在基层的派出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农村生产方式从集体经济转变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城市人员就业方式多样化,人们在社会形态上对自由以及治理权力分配上对分权的诉求增长。为适应农村和城市生产方式的转变,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此城乡居民基层自治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法定形式。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范畴,基层群众自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促进了中国最广泛的国家向社会的治理分权和基层自治实践。

  

   (四)与时俱进地不断改革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从治理演变规律看,有效的社会治理要求治理机制顺应社会形态和社会矛盾的发展需要不断变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顺应社会形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需要,不断改革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先后实行了“计划管理”“社会管理”“社会治理”3种不同形态的治理机制(张来明、李建伟,2017),为社会保持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体制机制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经济极度落后、百废待兴的状态,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规模经济,历经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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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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