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华:“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

——以蔡元培之“序”、陈寅恪与金岳霖之“审查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2022-08-29 22: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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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华  
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31】由此推断,“中国哲学史”亦可名之为“中国义理之学史”,相应“西方哲学史”亦可名之为“西洋义理之学史”。在西学日益瓦解中国思想传统的时代,“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32】按照这种“普遍的哲学问题”的尺度,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问题。”【32】无论是冯友兰所说的“中国义理之学史”,还是金岳霖试图解决的“先决问题”,体现出二位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问题上通往“哲学的”思想理路的积极努力。

   第二,先秦诸子是否按照依逻辑、说道理的方式,这是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另一个先决问题。“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遍)的论理。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遍)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先决问题。”【32】对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谈到了哲学方法与哲学论证的重要性,认为哲学与科学一样,“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31】哲学思想必须依据逻辑方法,以讲道理的方式加以论证。金岳霖认为,先秦诸子哲学能否成立,要看先秦诸子是否存在一种“论理”,若存在,那是属于“实架子的论理”即理论,还是“空架子的论理”即逻辑【33】?先秦诸子作为一种思想的存在形态,无疑属于一种“实架子的论理”。不仅如此,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谈到先秦诸子时,从“哲学根本是说出一种道理来的道理”出发,亦即以“讲道理”的方式表出哲学家之哲学思想,“冯先生既以哲学为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则他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34】由此来看,冯友兰所说的依据逻辑方法与讲道理的方式,“就是以论理的方式组织对于各问题的答案”【34】。由此,先秦诸子在研究方式上【35】也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合理性。

   冯友兰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仅有形式上之系统,而且有实质上之系统,而中国哲学家尤其是先秦诸子哲学,至多有实质上之系统,而无形式上之系统。为此冯氏提出,一种哲学体系,至少应该具备实质上之系统,“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之。”【36】金岳霖在“审查报告”中,亦认可冯氏所说,“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34】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和形式,与西方“普遍哲学”的实质和形式相同,那这种思想无疑属于哲学形态。反之,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和形式,与西方“普遍哲学”的实质和形式完全不同,那么这种思想无疑不属于哲学形态。不过,金岳霖认为,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难度在于,“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34】这种“困难”亦可转换为书写中国哲学史的两种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换句话说,“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37】

   相对而言,第一种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态度无疑是一种理想的态度,既保证是“哲学的”,同时又是“中国的”。但是这种态度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容易实现的。金岳霖一方面给予胡适、冯友兰创建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以一种合乎时代主题的评价,认为只要欧洲的“普遍哲学”这种趋势不中止的话,“现在的中国人免不了时代与西学的影响”【34】,那么书写中国哲学史成为“在中国的哲学史”则是不可避免的。按照这样一种推断,“中国哲学史”只能是“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使用“发现”这个术语,使人们不免想到欧洲殖民者对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中国哲学被发现的价值之一就是进一步证成哲学的普遍性——源自西方的那些根本关切与思考方式在中国也是存在的。”【38】由此可以感知到金岳霖对西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盛行于中国哲学界的深深忧虑。

   在西方哲学作为“普遍哲学”的时代,这种“成见”自然侵入了“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框架之中。金岳霖认为,哲学研究与书写哲学史不同,前者需要“成见”,亦即要求创发、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者要求客观地描述、还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但这种一味“依傍”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瓦解、撕裂,其直接后果是民族精神的遮蔽,思想系统的散乱,传统叙事的失语,在这些方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谓较为典型,“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39】以这种西方哲学的“成见”占据主导地位所书写的中国哲学史,“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39】金岳霖确知胡适、冯友兰创建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是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39】但金岳霖依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两者截然不同的书写态度,这是作为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作为“普遍哲学”的一种忧虑,隐含着一代学人对于“中国哲学史”立根于“中国的”理论期许。

   五、结语:“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

   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金岳霖之“审查报告”,不仅判定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的学术价值,亦对“中国哲学史”给出了与胡适、冯友兰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体现了一代学人对于胡适、冯友兰创建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的忧虑、省思、期许,一方面不得不认可西方哲学作为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必须“依傍”的标杆,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西方哲学遮蔽、瓦解、撕裂中国思想传统的痛心与警觉。这种理解贯通着“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思想理路,蔡元培以“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对应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发达史”;金岳霖以“中国哲学的史”、“好的哲学史”,对应于“在中国的哲学史”,明确了“中国民族的”、“中国哲学的”在“中国哲学史”的主体地位。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与方法,防控了臆测、肢解中国哲学传统的风险,坚持了“思想”比哲学史料更为根本的学术信念;金岳霖对于书写哲学史两个“先决问题”即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的探讨,尤其是对于“论理学”与“讲道理”论证方式的强调,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真正“哲学的”学科形态。

   百年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态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国哲学传统一次又一次的理解与阐释,而每一次理解与阐释,即是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诚如冯友兰所说:“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40】不同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过程,既包含着对“哲学的”不断认知、不断审视,也意味着对“中国的”叙事方式的不断探寻,以哲学方式对“中国的”不断追问。在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转向【41】日渐兴起的时代,反思蔡元培之“序”和陈寅恪与金岳霖之“审查报告”对“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理解,明确其“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尤其对“中国民族的”、“中国哲学的”主体地位的理论期许,有益于推动中国哲学界本土化叙事的深入探讨,这也是本文撰写的初衷。

  

   注释:

   1 简明:《哲学史二重性格的双向透视--试比较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第45页。

   2 此种观点可以简明先生、景海峰先生为代表。简明先生认为,陈寅恪和金岳霖分别从历史学、哲学的不同侧面,审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凝集了两位先生对哲学史,特别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卓识和创见。参见简明:《哲学史二重性格的双向透视--试比较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景海峰先生认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仅表示一种软心肠的性情气质,金岳霖则是从学科视角对中国哲学史的解读,相对而言,金岳霖的解读是准确的。参见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

   3 此类观点可以钱耕森先生、葛兆光先生、宋志明先生、陈卫平先生为代表。钱耕森先生把陈寅恪看作是中国哲学史家,而非历史学家,并从《审查报告》中整理出七点思想贡献。参见钱耕森:《陈寅恪论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葛兆光先生认为胡适、冯友兰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的“典范”,这一典范即内容是中国的,形式和概念是西方的。重新书写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了再造文明的一环。参见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文史哲》2006年第3期。宋志明先生认为,蔡元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但正是由于他倡导自觉哲学学科意识,才使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成为可能。他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参见宋志明:《蔡元培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4期。陈卫平先生认为,“金岳霖问题”把内在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尖锐地提到学术界面前。参见陈卫平:《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

   4 钱耕森先生把陈寅恪看作是“中国哲学史家”。参见钱耕森:《陈寅恪论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本文采用了这种说法,并推至蔡元培、金岳霖二位先生。

   5 陈黻宸:《中国哲学史》“总论”,《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26,415,415-416页。

   6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4,4页。

   7 陈壁生:《经学与中国哲学》,《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

   8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学术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0页。

   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10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胡适:《胡适学术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

   1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

   12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437,437,438页。

   13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胡适:《胡适学术文集》第1卷,第1,2页。

   1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学术文集》第1卷,第522页。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9页。

   16 参见陈壁生:《经学与中国哲学》,《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7 参见拙文:《截断众流:胡适与冯友兰哲学史建构的共同取向》,《燕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18 张志强:《“经典时代”还是“子学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开端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问题》,《中国哲学年鉴(2014年)》“专文”,北京:哲学研究杂志社,2014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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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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