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海庭:中国共产党成功启动改革开放原因再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21:03:20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  

关海庭  
定为投机倒把的典型而判刑,温州的领导经过调查研究听取群众反映,将“八大王”无罪释放。

   三、通过总结和反思找到了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是重要一环

   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的重要反思,及采取的具体纠偏措施,就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新认识和调整。这种反思,特别是县域“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就是将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就是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启动资金和部分原材料;工业为农业提供先进的工业设备和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中国最初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但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遭到了两次严重的挫折:第一次是1958年前后。从1958年以后的3年间,全国共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9900万增加到1.3亿,而粮食,1959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具体办法就是将招工进来的农村人口返回原籍。第二次是60年代开始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2年至1963年,全国共动员30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1969年,集中动员了2000多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5年的18.0%。

   毛泽东也认识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艰难。在1970年前后,提出了“五小”工业(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和社队企业的问题。1968年以后的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和商品短缺的日益严重,客观上促成了地方工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期,地方“五小”工业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受到严重压制。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1966年2月重新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1970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1970年起的5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973年的1.48亿元。大规模的企业管理权下放,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1970年全国就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60%至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70%。在“五小”工业的基础上,7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农村社队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社队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1975年已达22.44亿元,比1970年的6.96亿元增长2.22倍,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3%上升到9.3%。小型社办企业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万个增至1976年的10.6万个。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这种探索对改革开放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出来。

   一方面,通过实践证明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不通,转而探索新式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思想认识通过改革开放领导者认识上的变化表现出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基本构想。胡耀邦在1969年3月5日就给毛泽东写信,认为“中国应走一条‘亦农亦工,工农结合’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胡耀邦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们这种清醒的认识,直接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队企业和“五小”工业的发展,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的直接源头之一。这个过程经过了三个关键的步骤:一是就业的压力导致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松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成为必然。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近2000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及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8.6%;天津市待业人员3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1.7%。197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介绍了北京市广开就业门路,大力组织集体所有制和各种生产服务事业,解决青年劳动就业问题的经验。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明确宣布“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二是大中小企业并存,这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和内容。1978年,中国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7.3%和42.7%,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合理的。1981年中国有3万多个县属以上国营企业进行了承包制,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邓小平当时也认为:“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项目。”三是社队企业的发展和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在农村发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增加,也随之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乡镇企业随之而生。乡镇企业起源于社队企业,即1958年起根据中央提出的“人民公社必须办工业”而由公社、生产大队兴办的大批小工厂、小作坊。改革开放后,中央多次在文件中强调农村多种经营的重要性。到1983年,全国社队企业增加到134.6万个,社队企业销售、劳务收入达到928亿元。1984年至1987年,中央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6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中非农业的产值达到3472亿元,当年全国农村总产值为3010.7亿元。1988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相当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6%。中国县一级的“五小”企业相当一部分也转变为乡镇企业。正值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乡镇企业在特定时期推动了中国改革的启动和发展。诚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从长远来看,还是要走多种形式的产业“集约化”道路,以此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发挥原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是重要保证

   充分发挥原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启动的重要原因。对改革启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和体制优势,政治上是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是地方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制。

   1979年6月,邓小平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向祖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率先为10604名归侨、侨眷落实政策,选拔1184名归侨、侨眷担任各级领导工作。1979年7月,广州市设立“荣誉市民”称号,第一位“荣誉市民”是美籍华人许志俭先生,他在广州市郊创办了第一个机械化养鸡场。自改革开放以来到1984年上半年,广东侨汇收入累计18.6亿美元。1978年底,广东与外商签订的加工装配协议和合同共151项,总金额1.5亿多美元。珠海的第一家补偿贸易企业香洲毛纺厂,是1979年澳门企业家投资的。1980年5月香港罗氏美光集团在深圳兴办新南印染厂,成为深圳市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1978年至1987年底,广东全省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赠折合人民币23.8亿元,共新建、扩建学校3200间。90年代以后,台湾企业家纷纷来大陆投资,推动了两岸经济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通过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落实,发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作用,他们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比较新的管理理念,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启动。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点,是扩大地方权限。在改革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享比例,从1971年的中央59.5%、地方40.5%,调整为1982年的中央49.9%、地方50.1%,1983年又调整为中央49.7%、地方50.3%。调整力度如此之大,整个过程却比较平稳,得益于中国传统计划体制中“条条”和“块块”的有机结合,得益于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以“块块”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

   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工厂应该有独立性,不能把所有权力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根据《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于1958年正式开始实行中央权力下放,主要有:(1)下放计划管理权;(2)下放企业管辖权;(3)下放物资分配权;(4)下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5)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6)下放劳动管理权。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提出:“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后来由于复杂的原因,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面收回下放的权力。

   70年代,毛泽东第二次启动了针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70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制定了旨在加强“块块专政”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3月5日,国务院拟定了《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截至当年年底,“中央各民用工业部门的直属企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多个,其中工业企业142家,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65年的46.9%下降到8%左右”。

   经过这两次改革,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国实际已经形成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即更多地强调“块块”管理,使中国经济管理的层级制形成了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在制度、人员、资金三大要素上,对改革的启动都有一定的优势。

首先,以“块块”为重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改革启动后经济发展迅速见到效果。地方由于“五小”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且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1971年中央财政下放财权,对地方实行“大包干”;1972年又规定,不满1亿元的超收归地方。到198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情况是,收入:中央270.70亿元,地方532.04亿元;支出:中央227.05亿元,地方507.48亿元,地方远远超过中央。中央对山西省从1980年起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同年,省里对各地市、各地市对县也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同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懂经济的干部。陕西省改革开放初期的领导干部,几乎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期间,都担任过地方的领导干部,改革开放后都成了改革的排头兵和领导者。特别是邓小平比较早地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中国改革刚启动,这些要素立刻结合了起来。1979年、198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5%和7.5%,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7.7%和6.4%,人气大顺,充分显示了这些要素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155.html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