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什么是“大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2-08-18 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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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  
特别是要注意借鉴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党史研究所必需的宽厚的学术支点。没有这一支点,便不可能实现党史研究的创新甚至转型,也不可能实现同其他学科的真正对话与交流。2003年,郭德宏更强调:“凡是一切有用的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学中都应该大胆地吸取、借鉴和应用,使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实践证明,近年引起反响的党史论著,大多采用了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对于中共党史的认识,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当然,也不能不说,党史学者真正应用相关学科方法并取得成就者仍是较少的。反过来,倒是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学者的介入,为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党史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充分证明相关学科对于党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以上多元方法的基础上,不妨有意识地追求并形成具有党史研究特色的方法论,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当然,在目前来看,这还是一个极为高远的目标。

   三、以追求宏大理论为最高目标

   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任何学术研究,无不是以还原历史过程为基础,以理论追求为最高旨归。能否作出形而上的凝结,以最为简化的表述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是衡量所有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判准。

   必须说,党史研究是有理论的,以往学界和理论界所探讨的宏大历史问题都具有理论意义,譬如中共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中共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是如此。以上理论,既是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这里所说的理论,不仅仅是指上述理论,而是除此以外的其他理论表述,也可以说是将前者及其实践过程对象化之后的学术理解。

   一是能否对中共党史上的一些现象提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解释。不能不说,国外学者同样走在了前头。以中共抗战为例,詹姆斯·约翰逊提出“民族主义”是动员农民参加抗战的最重要原因,中共革命应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马克·塞尔登提炼为“延安道路”,强调社会经济改革为连接中共和农民的纽带;弗里曼、毕克伟和塞尔登将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概括为“静悄悄的革命”。这些判断和认识是否确切,另当别论,但相比之下,我们更多还在跟着走的阶段,很少提出类似以上较有影响力的说法。

   二是将中共革命置于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党之中,总结和提炼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革命理论、政党理论,与世界其他革命理论、政党理论相比肩,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譬如,对于法国革命,马克思将法国大革命的根源总结为“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托克维尔认为是“旧制度”;勒庞对参与革命的民众提炼出“乌合之众”的概念;斯考切波通过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提炼出“接合”的概念,认为革命的爆发是各种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的“接合”。尽管学界对以上理论仍存在不少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已成为革命史领域的经典性概念。而我们的中共革命史研究,还没有提炼出类似的东西,而无此原创性成果,就不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更大的目标,能否通过党史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理论贡献。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有许多经典理论,比如在经济学界,有“理性人”假设、“看不见的手”、搭便车理论;在农民学界,有内卷化、道德经济和理性经济之争;在人类学界,有“地方性知识”“弱者的武器”;在历史学界,有“传统的发明”“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但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中共党史学界还都极少为人文社会科学提出自己的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党史研究,整个历史学都存在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跟着感觉走,或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唯有了解和消化所有相关理论并用于党史研究,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提出有别于以往的理论,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突破。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是今后中国所有学术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党史研究的多方联动

   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主要是个体劳动的成果。然而,个体劳动也往往是多方支持的产物。从“大党史”的整体研究需求而言,更需要个体之间、研究机构之间的互相合作,由此形成更有力量的学术共同体。而基于党史研究现有的学科属性,党史学者群体主要集中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和地方各级党史工作部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校,少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校历史系或历史学院,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相关单位。当然,出版社、报刊等单位同样是党史研究特别重要的支撑。那么,如何推动和实现有关单位学者之间的合作呢?这就是如前所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市党史工作部门所倡导的“大党史”工作格局,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这一工作格局仍在努力之中,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局面。基于工作性质,各级党史工作部门的合作较见成效,其他单位和学者之间的合作还很不够,尤其是高校历史学科的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调动,从而影响了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所理解的“大党史”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一级学科基础之上,研究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所有方面,运用一切有效的研究方法,追求宏大的理论阐释,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学术共同体。应该说,原本一切历史,包括党史,已经定格,并无什么大小之分,然而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群体与个体等方面却有“大”“小”之别。尽管以往学界已有“大党史”的行动,但仍缺乏“大党史”的自觉意识,只有强化乃至内化为自觉的实践,才能真正走出矮化或窄化的局限,将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以上认识,也可视之为笔者所倡导的“新革命史”理念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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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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