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 陈旭东:中国经济如何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22-08-11 08: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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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区域经济结构上,国家已经注意到区域经济的分化,陆续提出了多个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振兴计划,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综合治理不足,内生动力不强,整体效果并不明显。研究显示,东部和西部之间在经济总量的差距上有所收缩,但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呈现不断增大的态势,而南方和北方同类型区域间差距也出现全面拉大的现象。这就涉及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从过去的非均衡局部发展战略向全局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基于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的一般均衡综合治理来统筹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定,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第三,发展模式的生态性。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是一味追求GDP单一指标。如果这个观念不真正树立起来,就会出现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牺牲后代人乃至当代人的生活质量来追逐官员的短期政绩,一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根据全球空气质量追踪平台IQAir的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0个城市中,中国多达42个,仅次于印度的46个。并且,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也依然非常高,单位GDP能耗差不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当然,这与中国具有让其他国家受益的相当完整产业门类及其供给链,为世界提供了相当比例的实物,是一个实体经济的出口大国有关。同时,作为人均GDP还相对偏低的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需要防止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的控制影响自身经济发展,自缚手脚。

  

   第四,发展格局的开放性。改善外部环境,与世界各国广泛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促进资本、技术、管理、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流入和培育,是1978年之后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使得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相比、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相比,中国在对外开放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从内部来看,中国的对外开放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现象,在行业分布上仍偏重于制造业而服务业开放不足的局面。当然,这也与中国经济尚未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核心竞争力不足有关。过去,我们一直处于“要我开放”的外部施压被动开放状态,需要加快向“我要开放”的自我施压主动开放状态转变,利用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参与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国际自贸协定,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中国与世界双赢局面的形成。

  

   第五,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带动下,过去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吃大锅饭分配模式和激励扭曲局面被打破,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激发,由此带来了国民财富的急剧增长。但与此同时对第二次收入分配注重不够,也存在着当前中国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从纵向看均处于较高水平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横向看处于中等偏高的位置(表1)。而且社会流动性也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高低收入阶层均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未得到很好保障,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持续发展壮大。当然,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也与发展成果的衡量标准没有多元化有一定的关系。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指标来衡量发展成效,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指标,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可能掩盖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没有反映出贫富差别巨大的问题。这些都是与共同富裕的中长期国家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本质不兼容的。

  

  

  

   三、以深层次制度改革完善现代国家发展和治理三要素

  

   让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弄清楚改革与发展、稳定和创新的内在辩证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合理治理边界,并以此进行综合治理。鉴于中国经济短期内出现新的多重下行压力,在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上还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基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稳健,相关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财政政策需要出台面向基本民生的收入补贴措施和减税降费政策,提振消费需求,同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在疫情严控或时不时熔断的情形下,仍需延续中小微企业税费减免政策和加大就业稳岗补贴,扭转中小微企业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对中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进行定向扶持,防止经济进一步分化,同时用好绿色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绿色经济投资的支持,启动经济新增长点,对冲经济下行趋势。此外,针对一些行业的调整,也应该采取渐进而不是急剧式、一刀切的不断加强管制和结构调整,要防止出现政策叠加共振效应,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困境及其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潜在冲击亟需正视。

  

   当然,以上政策应对组合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下行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对那些不利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变革,并且在进入改革深水区需要发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作用,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的最有效对策。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因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一些偏差,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在现实中,一个必要条件往往还需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或配套措施的跟进,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最终将事情做成。如果这种认识误区得不到纠正,国内外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的减弱恐怕也难以得到真正扭转。

  

   为此,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和谐气氛和良好的营商大环境以及具体措施,避免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空心化,从而使得中央部署、改革大政方针无法落地,更要避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度的民粹主义,避免经济问题行政化或过度政治化,以及专讲空话、套话、盲目自大的官僚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及社会舆论的宽松环境和共识,释放被不合理体制扭曲禁锢的活力,让企业和社会的信心为之一振,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政府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作用,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扭转经济增速过去十多年来持续下滑的态势,真正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局面,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才有可能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创新。

  

   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推动一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增长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技术进步的因素在内,但主要还是来源于盘活生产要素、激发工作动力等这样的提高效率的制度层面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也就是把激励搞对,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无论是立足短期应对还是长期发展来看,中国需要的都是松绑放权的市场化制度性改革,通过放权和分权将政府的公权力限制起来,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私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宏观经济的生机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面向未来,中国如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制度性改革,充分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上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一定还会产生极大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效果。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实践探索和理论逻辑都表明,选择改革还是不改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差可达近3个百分点。

  

   从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看,如1978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得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的超额实现,年增长率10%左右,比7%的预定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近3个百分点;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计划与市场之争定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方向,使得中国经济在此后二十多年实现大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开放进一步倒逼市场化改革,又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让中国一举成为在诸多宏观经济总量指标上数一数二的世界经济大国,当然从人均经济指标来看中国依然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点的确立正是由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从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和量化分析来看,也是如此。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一篇工作论文中,四位俄裔经济学家曾对中国1953−2012 年的经济增长做了因素分析,同时对2012−2050 年的经济增长给出预测,其结论之一是采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路径,还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路径,其对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落差近3个百分点。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这方面也曾经进行过量化分析,主要考察城乡改革和国企改革差异带来的增长落差,同样得到了类似结论。为了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以及更长期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全面提升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保障实际经济增长率稳中有进。

  

   面对短期下行压力和中长期制度挑战,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通过真正深化制度性、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全方位、制度型开放,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同等对待国有企业、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真正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有效提振社会和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才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中有进。尽管中国正在逐步淡化经济增长的数量目标,但是并不意味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就不重要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每年要解决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就业,并有数亿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低收入困难人群需要进一步纾困,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及其背后的活跃、数量巨大的市场微观主体作为支撑,将难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跃升以及维持经济社会的稳定。改善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改革与不是市场化的“改革”,经济增长率大概率仍将会相差几个百分点。

  

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当下,中国需要有涉险滩、闯难关的决心和智慧,以全方位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改革,充分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经济规律,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且将政府的作用限定在维护和服务这两个基本维度,同时发挥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以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具体而言,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要形成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制度体系;二是要进一步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三是要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透明的良好社会规范和秩序。这三点其实也是现代国家发展与治理体系的三要素,分别对应市场激励、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这三大维度。这些最基本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方面的改革,将有助于夯实增进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促进经济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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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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