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9:36:44

进入专题: 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   民族国家   民本思想  

张永攀  
以边拱安。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点首先是华夷整体安全观,中国古代王朝认为建立“四夷怀服”的华夷秩序是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和理想模式。东亚国家安全的结构是,以中国为中心,由内而外依次划分为几个“国家圈”。《尚书·禹贡》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是为五服。“五服”形成了早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屏障模式,笔者认为,这也形成了边疆与内地的“安全平衡体系”。虽然魏晋时期的徙戎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战争不断,国家更替频繁,这种平衡体系被打破,但“五胡乱华”也带来了日后的民族大融合,为此后隋唐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础。而后,唐代列置州县,设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都护,“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使得国家版图空前扩大,国家安全也得到了空前保障,乃至发展为强大的唐帝国。但是,“以边拱安”的安全体系需要保持一定稳定性,一旦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崛起,实力超过中原王朝,则体系将会遭到破坏,体系的主导者则会成为入主中原的边疆政权。例如北宋以“天下”的德运和道统自居,在宋代前期积极联络高丽、渤海、高昌,宋朝国内的安全受到威胁较小。在檀渊之盟之后,宋辽均保持了稳定关系。但在1115年女真建金后,从内部打破了对辽的朝贡体系,使得原有的东亚政权板块的稳定格局被打破,导致宋朝开始走向危机。明朝边疆相较前朝,版图上处于收缩状态,但“多封众建”的模式,以及与边疆地区的茶马经济贸易、特殊的朝贡模式,也换来了国家的基本稳定。清代中前期的国家疆域逐步开始扩大、稳定,尤其是清朝康乾时期在西北、西藏、川边、台湾的持续用兵,使得中央的政令能深入边疆,推动了内地与边疆的均质化,保障了近代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前的整体国家安全。

   (四)屯田守边

   屯边是历朝历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实施手段,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军屯制度更是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的有效手段。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并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魏晋时期,杜预在“宛”“叶”均屯田驻军,以阻遏匈奴南侵而图国家安定。曹魏颁布《置屯田令》,唐太宗设置安西四镇,巩固西北防御等莫不如此。清代以来,面对国外侵扰,从边疆军屯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安全是一种新的风尚。尤其是军屯“安国”思想在清代也非常盛行。清初顺治,即有兵科给事中王命岳抱怨军饷费用过高,今“国家最急者财也”,而“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要求各省驻防官兵分地耕种。 清顺治户部官员刘鸿儒的《留兵屯田疏》还引起朝廷讨论,“稽古屯制,不在民而在兵,请敕各省驻兵处所,无论边腹地方,察有荒土,令兵充种。正疆界,信赏罚,则趋事自力”, 建议将“畿辅之民”愿出关开垦者,新辟沃土,由此“国基赖以不拔矣”。 清末《蜀学报》提出,一要审边隘,二要联番众,三要审敌情,四要兴屯田,“参以西法而变通之,大可经营四海,小亦可自固百年”。 总的来说,近代边疆军屯对于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设立“情报”机构

   古代中国重视安全情报机构设立。《周礼?秋官?士师职》记载的“邦酌、邦贼、邦牒”,即是“盗取(其他)国家密事”的职位。春秋开始的墨家倡导君主集权制,其所设 “耳目”也是维护国家与王权安全的重要安全机构,“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 汉代也设“刺探尚书(密)事”一职位,为“异国反间”。唐代建立“察事听儿”“金吾”和“武德司”,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事情进行过问。宋代的“皇城司”即主要打探威胁国家安全的情报,枢密院在建炎四年还设立机速房,“掌行事务:边防急速运事……遣发问探人……北界关牒”。 明代建立的厂卫,尤其是锦衣卫,“直接利用特务组织来参与治安管理,使其成为公开或固定的国家组织机构”。 清代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全国上下围绕军机处这个情报终端构建了类似蛛网一样的严密体系”, 皇帝处于这个网的中心,密切关注和掌握着国家的动态。这些针对“国家安全情报”意义上设立的机构在维系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事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掌控权力则是象征皇权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结论

   秦汉以来,“天下观”之内的“中国”“四夷”塑造了一种国家的“边疆构想”,“中心”与“边缘”共同组成了国家的安全防御体系,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明清。近代以来,“蛮夷”的概念逐渐淡化,“藏番”“鞑子”等带有蔑视边疆民族的词语逐步被“边民”“边众”取代。近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后,民众对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也转型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充,直到它契合现代政治学上的国家安全概念。近代以来,“国家安全”的概念转型,有几个方面特别明显:

   一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四条边界线在维系国家安全,“长城边界、青藏边界、秦淮与长江边界、海洋边界”。 虽然这种“中原王朝史观”不免褊狭,但确实反映了在清代中叶之前国家的边界大多模糊不清;近代中国转变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后,遇到与国外边界产生纠纷的情形,如此模糊的状态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安全”受损。有清代学人形容,“中国幅员辽阔,向不识边疆区域之界线如何,平时则漠不关心,临事始仓皇失措。故我国近年因划界而自行损失之地(咸丰七年,因与俄划界失黑龙江以北五千余里之地。咸丰十年,重与俄划界失乌苏里河以东及沿海三千余里之地;光绪第一次与法划界,失江洪千余里之地,第二次与英划界,失野人山及沿边三千里之地),较之战败而割弃与人之地,奚翅十倍。今不丹泥泊,俱已归英,自此三藏沿边六千余里,无处不与五印犬牙交错,纵彼不肆鲸吞”。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影响传到东亚后,中国开始猛然警醒,但往往又因对边界的科学测绘不足,而导致中外有关界务的不平等条约的部分内容较为含糊。直到清末,清朝才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1903年清朝设立练兵处测绘科,对舆图进行勘订修正。1906年清朝设民政部疆理司,开始科学管理疆界,其中经界、图志两科具体核实边界地图。1911年由武昌亚地新学社印制的中俄交界地图已较为精准。

   二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安全观,由以汉民族为主的安全观,演绎为以整个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整体安全观”,清王朝在这个进程中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例如雍正在“曾静案”中就强调,“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 他指出中国不再合适实行类似先秦时期的封建制度,“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 所以,在清末民众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的国土“整体安全”。

   三是从以皇权为核心“国家安全观”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安全观。在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对外不能仅仅设立一个总理事务衙门,而要“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师夷长技以自强”,对内既要“自强之要在武备”,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比文祥视界更清晰的,则是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的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 但是,甲午战争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1912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四是安全观从以“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这种观念的转化是由于西方列强多通过海洋来侵略东方所导致。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安全思想的转型和变革,多是在外力逼迫下形成,而非主动作为。例如,鸦片战争迫使清朝“强化海防”“以商制夷”。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家面临安危之时,清朝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引导的变法图强、君主立宪也是如此,且一直在保守派的掣肘中发展。 随着晚清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开明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在近代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后,内部安全的重要性往往要弱于外部,这种安全观相较古代,是一种大的进步,以致清朝灭亡的第一年,有人就指出,“尝谓中国自南北统一之后,中国之大患,不在内讧,而在外侮。故中国之守备,不在腹地,而在边疆”。 同时,西方军事思想也开始影响东方国家“安全观”,18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重视海战、铁舰、舰炮的海军建设思想,逐步压过了东方原有的以争取陆权为主的安全谋略。

   总之,中国古代王朝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对“国家安全观”有相同或者相异的表达。近代以来,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由于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强调重心由“塞防”转变为“海防”或者二者并重,安全观针对的主体逐渐由内转为“外”,这都促进了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形成。从历史发展来看,古代安全观中有很多闪光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为当前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一定的鉴借作用,当然,古代国家“安全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未来亟须进一步总结,以推进当前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向人民性、民本性、民主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下的边疆安全、国家安全。

  

   (作者张永攀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专题: 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   民族国家   民本思想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896.html
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