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9: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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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攀  
在国家对外安全上实行了消极防御的策略,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思想有钱若水《守边策》提倡“安边”“来则掩杀,去则勿追”,“一曰择郡守,二曰募乡兵,三曰积当粟,四曰革将帅;五曰明赏罚”。面对北方边疆政权对宋的国家安全威胁,宋朝采取了保守、和谈的防御之策。不可忽视的是,游牧与农业相结合的中国北方政权辽国还“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元朝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其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维系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手段,为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近代意义的“中国安全”起到了基础作用。明代维护国家安全,对外主要是完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开展国际交流、扩展南部海洋实力、建构海防设施,对内则大兴厂卫制度,但最终亡于因“财政安全”失效而引发的农民起义。

   有清一代,国家安全总体构架进一步完善,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设立驻藏大臣、伊犁将军,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新的顶点。“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等闪光的安全思想频现,从其疆域变动的历程来看,体现了以拓展求安全的特点。但在晚清,针对西北边疆危机和海洋危机,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虽然历史证明,塞防与海防都同等重要,但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大大震动了清廷,李鸿章急奏《筹议海防折》,称“今则东南海疆万里余,……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事实上,由于清朝的政治腐败、闭关锁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以及社会革新思潮的涌起,无论对外的“塞防”还是“海防”,甚至对内的维新立宪、演练新军等系列政治变革,均再也无法维持千年来封建王朝的“安全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可分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始终是王朝国家安全的重点。国家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保证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判断“国家安全”是否遭到威胁,主要是看国家是否面临内外部的政治和军事风险。如果按照国家四要素理论——一定的领土,一定的人民,一定形式的政府,不可动摇的主权、军事和经济——来判断构成国家的主要内容是否安全,可能也比较科学。 另外,古代的国家安全观也并非单一思想即能体现的,历朝前后期的安全形势与挑战有很大的不同,其思想认知也丰富多彩,呈现出一种立体和多维的形态。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国家安全中“经济安全”的表征并不突出,尤其针对北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向南推进,中原政权更重视对它们的防御,因而往往不顾自身财力与民生,大兴土木,导致国力耗空而政权倾倒。虽然古人也曾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深思,特别对“居安思危”“战争与和平”与“民本”思想有着深刻认识,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未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

   古代“国家安全观”的特征与核心

   历朝历代有关安全观的奏议、言辞等内容极为丰富,这些内容均带有明显的特征。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思想的鲜明特征,一是整体性,二是注重防御性,三是倡导忧患意识。 笔者认为这基本能够体现古代国家安全观的特征,而且这三个因素可统一为一个体系:即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的中国古代整体“国家安全观”。当然,这种整体安全观需放在“天下皆归君王所有”这个条件中。一旦“天下”格局在近代被打破,以皇权为中心的安全观体系迅速被打破。如果从涉及国家安全的“君”“民”“军”“政”“体”几个方面来观察,有四个特征。

   (一)“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模糊和受价值影响的术语,但其与政治学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安全”与人的政治行为则紧密相连。

   第一,“国家安全”始终与君王贤能与否、臣之理政能力以及“君臣关系”紧密相连。对于“君”而言,先秦《六韬》就提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管子认为“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国家的乱象始于上层。反之,如果“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法家学派的慎子还认为,人民治理的好坏在于上层,国家安定或危险的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合理,提出了“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民之治乱在于上,国之安危在于政”。 汉代谷永批评成帝滥用民力,“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叛,下叛则上亡”,认为皇帝积失君道,不合天意,“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臣闻天生民,不能自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除了“君王”,国家体系内的“臣”对于“国家安危”也颇为重要,尤其是法家认为“官之失能者其国乱”,官员无能,国家必危险。汉代李寻认为,“士者国之大宝”,国家“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 也有观念认为,“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国家安定时,贤者就易求得,国家亡败时,则难以觅得,“有国者皆欲求忠以自辅,举贤以自佐;而亡国破家者相继,皆由任失其人。” 陆机认为,君臣要有“同甘共难”,社稷才安,“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同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同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名句“《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即来源于此。

   第二,国家安全与“君王”是否仁义密切相关。“仁,亲也”,“义,宜也”。历史上关于汉楚争战而楚亡的议论非常经典:“惟仁义足以得天下心,三王是也。” 汉代被武帝推崇的公孙弘还将“仁”列为国君“四要”必需的第一个条件,“仁者爱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 汉代匡衡还建议,君王要远离奸佞之人,以防止其乱国家,否则“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 就连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直接言,“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二)“国家安全”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

   “国家安全”作为政治权力组织建立国家机器状态,必须以具体的制度体系进行保障。中国古代一般强调以礼法、政治统治、军事战略而多维构建这一保障体系。

   第一,倡导“礼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礼法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秩序,先秦认为礼法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是否实行礼法,是国家安全的最根本要义。特别是荀子倡导“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形成了“天人相分”的命题,而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间隐僻之国”。对于礼法秩序,《尚书》认为,“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礼记》也提出,“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认为君臣彼此相互认清自己的位置,国家就安稳,而“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 为臣者,虽然利于国,但又不能位高权重,破坏君臣秩序。此“大臣太重者国危”,本质上是强调礼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再如,一些对社会风俗的规范,也与“礼”密切相关,要求社会风俗规范在礼法秩序之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也”,建立了这样的社会风俗规范,国家才安全。

   第二,重视“国之废兴,在于政事”。即国家出台具体治理制度,才能消除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因素。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到具体的刺史制、节度使制、行省制、三司厂卫、军机大臣制度等,本质上是始终围绕“国家安全”而出台的政治制度。另外,一些具体的管理制度,也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例如,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宫廷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完善、改进的过程中。早在秦统一六国之际,就特别重视外戚威胁皇权,汉时还有人针对王氏家族专权提出谏言,“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 再如,诸侯乱国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隐患,汉代“推恩令”的出台,从源头上瓦解了刘氏封国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削减了地方分权,所以汉之后,对中央权力形成威胁的诸王叛乱事件大为减少。

   第三,以军事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最直接手段,特别是国家安全遭受武力威胁和破坏时。早在部落联盟时期,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宾从,建立了秩序,保障了安全。《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更是道出了军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尤为可贵的是,古人认为以军事保障国安,要注重“柔弱刚强,兼而制宜”,《逸周书》还提到“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即不动武,就可以大治天下。还有“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等句。 可以说,时人很明白地看到了“能柔能刚”“能弱能强”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若一味地强调“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则国亡兵败。 《司马法》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的论述,还表达了战争与国家安危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军事将领对于国家安全也极为重要。《孙子兵法》认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 说明了军事将领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

   (三)民本思想与“国家存亡”之关键

   古人认为,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制造者,是统治者生存的基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民,即“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晚于商朝才出现。商朝崇尚尊神拜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把鬼神与国家长治久安放在一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周朝已现“民惟邦本”的思想,认为民意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甚至,孟子直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样被司马迁诟病、皇权侧目的言论。即使是以法家安国的韩非子,依然主张在君主专制之外,要以民本公正、民利公正、民权公正、民法公正,国家政策要宜于民众,“利民萌,便众庶”,甚至称“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东汉晚期的《太平经》提出若无百姓,君臣根本无法治国,“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

唐王朝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代,唐皇权吸取了隋亡教训,认识到,一旦民心相背,则必失去天下,贞观之治就体现了民本思想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关系。唐太宗尊崇荀子的“载舟之水亦覆舟”思想,认为人君为舟,百姓为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甚至在民族差别很大的元朝,民本与国家安危之间的关系也一再被强调,“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 实质上,民本的核心是让百姓生活富裕、为民谋福利、谋安全保障。古代物质财富匮乏,生产力低下,财富对于百姓的生存至关重要,民的富裕和贫穷,直接决定着国家是否“安全”。汉代徐乐就认为,“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底层(民众)的“土崩”会引发上层(国家)的“瓦解”,实质上指的就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 正如《元史·陈天祥传》感叹道,历朝历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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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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