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晓华 莫纪宏:引渡和遣返中的生命权保障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7: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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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晓华   莫纪宏  
有学者提出,只有在缔结了双边或多边引渡协定,或签署了对具体罪行规定引渡遣返义务的国际文书时,才存在引渡遣返的法律义务。一些国家坚持“条约前置主义”,国内法要求有引渡条约作为允许向另一国移交逃犯的先决条件,不仅限制了本国向其他国家引渡人员,也限制了本国作为请求国可以引渡的范围。条约是最容易确定的国际法,缺少条约基础时,两国司法协助比如遣返需要个案处理,如果要寻求国际法根据,可以论证相关罪行涉及国际犯罪、各国承担“或引渡(广义的,没有条约基础时,就是遣返)或起诉”的国际法习惯法义务,就会相对复杂一些。

   (二)引渡遣返义务与生命权保障义务产生冲突的原因

   虽然引渡遣返是打击犯罪的重要工具,但引渡遣返可能威胁到被请求人的权利,使他们可能面临酷刑和其他虐待、不公正审判等风险。引渡遣返义务与生命权保障义务之间产生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社会对死刑问题存在争议。各国出于各种原因废除死刑,多数与人权问题有关。有学者认为,死刑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不道德的,无论是犯罪还是以正义的名义,包括罪犯在内的所有人的生命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两个错误加起来不能等于一个正确,杀人的犯罪行为和杀戮的惩罚行为并不能得出正义的结果。实践中有许多冤假错案,如果执行死刑后发现被执行者是无辜的,所有的赔偿都弥补不了一个失去的生命。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可能被判死刑的囚犯往往由没有经验的律师代理,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律师,被告可能不理解对他们的指控或证据,甚至听不懂法庭上使用的语言,有时无法向上一级法院上诉,有的地区死刑案件由特别法庭或军事法庭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穷人和宗教少数群体往往无法获得良好的法律援助,等等。这些行为都损害了公平审判权。保留死刑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考虑,有的国家认为死刑对潜在的暴力罪犯具有独特的强大威慑作用,可以减少类似犯罪的发生率;有的国家认为叛教需要判处死刑。不管怎样,死刑存废问题属于本国内部事务,是否废除死刑是本国国家主权问题。各国对死刑制度的不同解释和法律规定必然导致在开展涉死刑案件的引渡遣返时采取不同的措施。

   第二,国际人权法义务不断强化。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和国家法律要求各国履行或引渡遣返或起诉国际罪犯的义务,《引渡示范条约》《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等国际条约成为打击有组织犯罪国际合作和国家行动的基础,这一趋势促使各国真诚地履行其引渡遣返义务,敷衍地拒绝引渡遣返而不进行尽职调查已很难被接受。国际条约和区域性条约是双边条约的补充,为各国开展引渡遣返合作提供了更多依据,同时也是协调国家制度的一种手段,减少或消除双边条约和不同国家立法的差异与不确定性。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日渐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国际人权机制对条约的履行监督不断加强,引渡遣返中的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就使得传统的引渡遣返实践面临更多挑战。对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的外交承诺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不简单认可和采信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各国法律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同国家参与引渡遣返程序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做法存在差异,体制的多样性可能会导致沟通障碍,每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加拿大在1991年金德勒案件中坚持认为,因死刑问题拒绝引渡是任择性理由,而非强制性理由,是否要求作出不判处死刑承诺是加拿大的自由裁量权。加拿大政府不会利用引渡将自己的刑罚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是对他国内政的无理干涉。然而在2001年伯恩斯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定将个人引渡到面临死刑的国家时,除特殊情况外,政府必须寻求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意大利不仅坚持死刑不引渡原则,还于2016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典》,要求非死刑承诺必须是不可撤销的非死刑处罚,并且删除了意大利司法部长作为死刑问题的审查主体,将死刑问题的审查权只赋予意大利司法机关。在实际开展引渡遣返案件中,对象国家不同,即使是相同的法律问题也可能需要不同的解决途径。

   三、引渡遣返中保障生命权的路径

   引渡遣返的法律基础和国家实践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和各国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赋予被请求人合法权利,同时限制国家权力,以此来保障被请求人的人身权利。

   (一)人权保障的优先性

   在面临不同国际条约间的义务冲突时,各国可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义务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规定,各国有义务促进和尊重人权;第103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的义务与其在任何其他国际协定下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应以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为准”。因此,禁止遣返引渡的人权义务通常优先于根据被请求国和请求国之间的协议可能存在的引渡遣返义务。对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或《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缔约国来说,保护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不被退回的义务优先于它们根据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对请求引渡的国家可能负有的引渡义务。有学者提出,在各国努力制止和防止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优先于其他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这种意见反映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反映的法理,即不论什么情况下,包括战乱、公共危机等背景下,一些基本人权,如生命权、不被奴役、免于酷刑等基本人权也是不应被否定或者损抑的。显然在法律实践中,不同的目标和追求就会产生冲突,如追究犯罪和被告人或者嫌犯的基本权利保障之间就会产生冲突,特别保障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反恐等重要目标和理由均不能构成否定和侵犯基本人权的理由。

   (二)在国际引渡和遣返中对死刑的拒绝和排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至第6款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为生命权设定例外,二是对该例外的范围设定限制,即只有“尚未废除死刑”的缔约国才能利用第2 至第6 款规定的例外。因此,从广义上解释第6 条第1 款的规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而涉及死刑的第2 款应该从狭义上解释。对“最严重的罪行”也应当进行狭义解释,将范围限于故意杀人一类的极严重罪行。未直接和故意导致死亡的罪行,尽管具有严重性质,不应作为判处死刑的理由。国际人权法对国家“合法”适用死刑进行了严格限定,即是对一国国内法治的严格和限制性要求。而即使是在一国国内可以合法适用死刑的案件,完成引渡和遣返后也不能对相关罪犯判处或者执行死刑,这就是国际引渡法上的“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结果。引渡遣返后在请求国可能面临判处死刑的风险时,被请求国或者不引渡遣返,或者要确保引渡遣返后不得判处死刑。

   (三)双边条约规制和实践形成的公信力保障

   在死刑不引渡原则下,例外情形是请求国作出不判处死刑的承诺。虽然实践中多数是基于个案承诺免除死刑,但是可以在双边条约或协议中明确加入死刑不引渡、不遣返以及不判处死刑承诺的主体、效力等要求,这样更能反映两个国家间的共同意愿,有利于长期推动彼此间引渡和遣返合作。当当事人提供有力证据表明在引渡遣返时将面临被判处死刑的风险,法院可根据国际人权准则,或者根据国内法确立的人权标准,评估请求国的条件。被请求国可以听取请求国提供的证据,应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什么样侵犯生命权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引渡遣返。同时,增强外交承诺的严肃性,规定司法机关应受作出承诺的约束,在对外作出承诺时,应明确强调该“约束”的确定性和终局性。通常,法院无权强制执行外国作出的承诺,但可以通过拒绝请求国的下一次引渡遣返请求来阻止违反承诺的行为。实践中,一国承诺的履行状况如何、公信力如何,直接影响后续案件的处理。

   结语

   法治和人权是普遍、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倘若人权得不到保护,社会上就没有追求良法善治的法治可言;没有强有力的法治,人权在社会上就无法得到保护。虽然引渡遣返是打击犯罪、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工具,但引渡遣返可能威胁到被请求人的权利,使他们可能面临死刑等风险。当代国际法并未绝对禁止死刑,死刑制度本身并不绝对妨碍引渡遣返,但是,国际法上的死刑犯不引渡原则限制了国内法上死刑制度的适用,对引渡遣返的合法性施加了限制条件,这必然导致引渡遣返义务与生命权保障义务之间存在冲突。为了评估引渡遣返过程中涉及的生命权保障问题,事实上各国在开展引渡遣返合作时会对引渡遣返程序加以限制。

   我国是一个根据具体国情保留死刑并严格限制死刑的国家,从本文对国际人权法的相关发展和实践来看,为顺利、高效地开展引渡和遣返合作,需要在人权保障主流化的国际背景下,加强对相关国际法的研究,特别是对联合国和区域国际组织以及代表性国家的实践研究,通过加强条约法律创制、司法合作等途径,不断总结有效做法并上升为专门规范或者制度等,处理好相关难题。

  

   作者:初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求是学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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