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娟: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类型、凝聚机制与形成过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22-07-25 1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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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娟  
两方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长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进一步生成。

  

   3.1 实体结构上“一”对“多”的凝聚

  

   民族是人类集体的存在方式,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民族才能形成,民族单元如此,中华民族亦如此。从民族过程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地理位置的相对隔绝为中华民族的生成提供了条件。“从宏观地形上看,中国被一系列自然屏障所环绕:其北部、西部和西南分布着北方林地、沙漠和高山,东部和东南为大海。”[23]27反过来,“庞大而封闭的历史舞台”[24]24为内部各民族的生成和交往融合创造了条件,也为独特的文化生成提供了舞台。以汉族为核心建立的中原王朝及其文化理念为起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的特点可概括为两个:一是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为社会生活提供道德秩序和伦理精神;二是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为政治生活提供基本遵循和方向。虽然中华大地上有广袤的土地,地理环境存在差异,各民族语言、风俗各异,“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25]74。但并不妨碍“修其教”与“齐其政”,同时“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又为大一统思想的扩展和延续提供了可能,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染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无不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千年延续不断的精神内核。至清代中期,随着清王朝统治疆域的基本确定及行之有效的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行,为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传统的族属观念不断被消解,以既定疆域为边界的中华民族观念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

  

   无论是考古发现、历史文献还是民族志无不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多元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汉族不仅仅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也不断渗入其他民族。因此,不仅在血缘上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族的迁徙流动和融合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局面,在语言、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上也相互影响。在这片土地上,有些民族产生、发展、消亡,最终融入其他民族,又有些新的民族产生,其中有些较强大的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还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蛮夷戎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动能。”[26]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中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27]这一经典叙述是当下中国民族结构的理论呈现。虽然“中华民族”这一词汇的出现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构建关系密切,但从发生学的视角看,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有几千年的发展史,其内部结构具有多元性。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民族单元的数量、规模和特点都会有差异,有些民族产生,有些消亡,有些融入其他民族,有些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具有动态性。但是“多”是有形的,是基本事实;“一”有时是无形的,但一直都在场,“一”对“多”在实体结构上的凝聚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3.2 内涵上“一”对“多”的凝聚

  

   在内涵上中华民族复合性是指以实体结构复合性为基础,体现为内在生成逻辑与构成要素的复合性,即以民族单元构成要素为基础,又有别于民族单元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制,既有自然凝聚也有政治整合。同时,随着中华民族族体的演进,内涵上的复合性同样具有过程性和动态性,会不断复杂化。关于民族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依据之一,斯大林对民族定义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苏联民族状况和革命形势需要提出来的,不能有效反映和概括有几千年民族交往历史和丰富民族传统的中国民族状况。学术界对重新定义民族的呼声很高。因此,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给民族下了新的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28]10-11这一界定对民族构成要素采取列举的方式,并对宗教因素做出特殊说明,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适用性。也有学者将民族的构成要素分为原生性成分、次生性成分两种,将共享的文化、历史疆域、祖籍地、共同记忆、宗教信仰等视为原生性成分,而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利益、情感视为次生性要素和建构性要素[19]。显然,上述民族界定是针对我国各民族单元而言的。

  

   中华民族中的“民族”显然有别于上述民族内涵,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已经是民族一词的转义[29]。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和把握作为内部构成的民族单元与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在内涵上的区别与联系,显然要回到近代。回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过程,不难发现彼时的民族精英一方面提出单元民族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将这些要素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援引的基本素材,使民族单元的生成逻辑“为其论证提供思想资源、想象空间与具体模式”[30]。从根本上讲,中华民族与单元民族在构成要素、形成机理和社会功能上都存在差异,但是在理论初创时民族精英试图搭建起两个层次民族之间的桥梁,实现“创造性转换”,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创造条件。因此,近代民族精英对中华民族的论证,“并没有忽视和偏废通常被今人所提及的那些民族构成要素,如共同的地域(或称领土)、血统联系、语言沟通、风俗、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平等的公民权),以及经济生活、共同的民族自我意识、历史记忆、文化心理素质(或国民性),等等”[31]275-276。不可否认,虽然中华民族与单元民族在构成要素和形成机理上存在差别,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民族之间广泛的交往交流、迁徙流动会使共同性不断增多,这些共同性正是构成中华民族的要素。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合性特征不仅体现为它是各民族的统称,其构成要素具有复合性特征,还体现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贯通、兼具“国家”与“民族”的双重使命三个方面。

  

   其一,中华民族内涵复合性之东方与西方贯通。中华民族在近代由“自在”民族实体发展为“自觉”民族实体,实现现代性转变与关键性的外来因素直接相关。近代中国是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多民族国家,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性转变最主要的外来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民族原则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经过百年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中国具有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特征,又具有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结构和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套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特征,又体现社会主义实践关怀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及政策措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国家制度实现深层次融合。

  

   其二,中华民族内涵复合性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中华民族是在民族单元基础上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千百年来,特别是在近代经历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已经是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形成共同性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了传统,这些传统一方面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价值和行动准则,即“民众日用而不自知”,同时又形成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传统,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来自外来文明的巨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儒家一样面临着“上不着天(传统),下不着地(现代)”[32]2的尴尬处境。“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是西风东渐,传统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名士’们抛却自我、茫无归着和‘一意袭外人肤表’的肤浅芜杂,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32]1现代新儒学的抗争和坚守使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依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延续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身份的表征主体性一样特征鲜明。“这个时代所亟须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33]13民族认同作为一种体现历史连续性的认同,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最适合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强调历史与当下的内在关联,因此将民族视为“义务共同体”[34]23,其“来源于互酬性交换”[10]5,不仅有义务完成祖先们未竟的事业,也有责任将其推向更美好的未来,在此意义上民族又是“伦理共同体”[34]24。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35]这些表述彰显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价值关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关于民族问题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继续前行的动力,意味着不能忽略中华民族现代性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对应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中华民族现代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中华民族内涵复合性之兼具“国家”和“民族”的双重使命。从中华民族的纵向发展看,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自觉是在与“他者”的交锋碰撞中实现的,同时与现代国家相结合。当然,中华民族实体性的获得不仅与现代国家的建立有关,更来自漫长历史演进的自然生成和政治形塑。“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在1902年被梁启超提出后,经历了“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性”[36]365-366,完成了从新词汇到新概念的转变,成为具有强大动员力和凝聚力的现代民族符号。在当前语境下,中华民族认同在内在气质上也具有复合性特征,中华民族兼具“民族”和“国家”双重功能和使命,也因为如此,有学者称其为“国族”或“国家民族”。毫无疑问,“中华民族”从20世纪初到后来在内涵上的转变,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中华民族一词的生命力来自民族精英政治实践的需要及政治智慧。中华民族规定了共同性凝聚的边界,也规定了共同性凝聚的高度,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有力支撑。从“中华民族共同性”到“中华民族复合性”本身就是各民族在发展中不断凝聚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是“多”到“一”,这是“表”;中华民族复合性是“一”对“多”的凝聚,这是“里”,二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

  

   4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性在横向上可分为各民族自发形成的共同性和政治力量塑造的共同性,纵向上可分为继承的共同性和凝聚的共同性。与上述分类相对应,其凝聚机制可分为历史书写与能动构建的互动统一、历史方位和培育目标的互动统一。上述过程都呈现为从“多”向“一”的发展过程和基本机制。中华民族是具有复合性特征的民族实体,在实体结构上的复合性体现为几千年来有些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有些民族融入其他民族,有些民族虽经历挫折依然保持了连续性等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以今天中华民族生存疆域为基础回溯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单元会有所不同,但是多民族的状况没有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在实体构成上处于动态之中,而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保持几千年未曾中断的精神命脉,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历史连续性的基本线索。中华民族内涵上的复合性是在几千年发展中不断获得并不断复杂化的,每一次外来文化和思想的传入都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对接和深度融合,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凝聚机制的生成。因此,中华民族复合性呈现为“一”对“多”的凝聚。

  

   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经过复杂的历史变迁,以祖先崇拜和血缘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准则,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天下观作为共同性要素推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至近代中国被置于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中,“中华民族”词汇提出本身就表达了各民族对统一性和共同性的强烈追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就成为克服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张力的极端表达。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等同于国家”[23]19,费孝通将我国的民族关系格局概括为“多元一体”。新时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上述历史趋势和时代需要的最新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也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方向。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大一统”天下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一部分就呈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共同性的重要步骤,既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情,也彰显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内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借鉴和超越了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新时代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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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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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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