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22-07-11 09: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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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健  
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51]也就是说,在太祖看来,无论发展经济还是简拔人才,必须注重南北地域的平衡。同样是在洪武四年颁定的“南北更调”之制,正是基于这点推行的。《明史·选举志三》即载:“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52]

   如前所述,洪武三年的初行科举效果并不理想,太祖于洪武六年断然宣布罢废科举。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固然也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从南北政治学术的角度考察,太祖或许有更为深远的考量。

   从推行科举的实际录取比例来看,南人要远远高于北人,甄洪永称:“从洪武时期的科考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北方经学的没落。洪武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科考,北方士子中第人数占当年录取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十九、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二,这显然低于南方士子的中第比例。”[53]这一情形,不利于北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正缘于此,太祖认为科举制度无法均衡地选拔人才,不利于政权的稳固,故而决定废除。日本学者檀上宽也认为,所取后生少年不堪任用并非最本质的原因,他说:

   在科举实行以前,洪武帝就多次抱怨,近来文士只是能说会道,没有实际本领,这并不是什么当时的新问题。这里的实质,毋宁说是指向长于文词的南人。正如《英宗实录》中所说的那样:“江北之人,文词质实;江南之人,文词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这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实行科举,合格者多为南人,所以就连免除会试的变通方式也不用了,下决心一下子废止了科举。王朝的目标在于抑制南人,废止科举一个月前的洪武六年正月,在第三届乡试合格者中,预先录用了河南和山东出身的一些所谓北人。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朝的目的所在。[54]

   如此说来,抑制南人,达到南北均衡才是太祖罢废科举的真正原因。当然,在废止科举的同时,太祖也加强了对北方经学的扶持。比如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曾下令“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十九年(1386),“复赐北方郡县学校‘五经’‘四书’”;二十年(1387),“上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吏部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增广生员,不拘额数,复其家”;二十四年(1391),“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55]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在北方的传播,也促进了北地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

   然而,废止科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南北选才的问题,甚至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发生了明代科举史最大的一桩公案——“南北榜”事件。《明史》载,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博学善属文,颇得太祖器重,累迁翰林学士,“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十年,偕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帝益怒,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琮亦遣戍。帝亲赐?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还,久之卒。”[56]

   这次的“南北榜”事件,更多地被认为是一场冤案,因为当时南北两地在经学水平上的差距实在太大。科举考试皆为南人,倒未必是因为刘三吾等人对于南人的偏袒。吴晗先生即称:“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生产水平低于南方,就教育、文化的发展说,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考卷照旧例弥封,考官并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是北人。刘三吾等只凭考卷文字决定去取,尽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见。经过北方考生几次抗议,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为了争取笼络北方的地主知识分子,重考的结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个也没有。他是从政治出发的,从大一统国家的前提出发的,而不是单纯从考卷的优劣出发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杀,宋琮的充军是冤枉的。”[5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刘三吾等人被处置,是由于他们跟蓝玉党羽有关联[58]。

   另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即便到了洪武末年,明朝开国已经三十年,北方还是有诸多不稳定因素,“当时北方还不时出现逃亡塞外的元朝残余势力反抗朝廷的军事战争,朱元璋亟须笼络北方的知识分子,稳定北方社会。而南北榜事件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良好契机。《凤洲杂编》卷四说:‘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假科名以笼络之。’”[59]换言之,刘三吾等人只是明太祖均衡南北发展的一个牺牲品。

   五、结语

   以明太祖洪武年间的科举兴废为线索,我们可以大致观察到明初经学变迁之大势,也可以大致了解到明初学术与政治的基本面目。

   其一,对于太祖而言,无论科举之兴废,科举、荐举之选择,“五经”“四书”之进退,还是南学、北学之抑扬,都有着明显的“切求实效”的目的,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而非学术家的突出特征。太祖充分考虑到明初天下初定复杂的政治情势,而做出相应的选择,也体现出他强势的统治风格。

   其二,明初科举“兴-废-兴”的波折历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明显的张力。无论是太祖颁行由他亲自写定的刑典《大诰》,还是令刘三吾删削《孟子》而成《孟子节文》,抑或是以行政命令罢废仅行三年的科举,都体现出皇权对于学术的强力干涉——虽然如此作为亦是其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经学发展毕竟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畸形”。

   其三,我们需要特别重视明太祖为平衡南北经学发展所做的努力,也需要理解刘三吾“南北榜”这一“冤案”背后,明太祖从王朝统治角度更深远的考量。太祖向北地颁布经史书籍、增加科举录用名额,与其在北地推行的“大移民”行动一样,都是明朝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稳固和平衡明朝统治,解决元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明朝初年的科考程式,在一定时期既不同于元朝,又不同于永乐朝。初行科举时先“五经”后“四书”的规定,体现出太祖对于五经学的重视——这一点从太祖推行诸项政策时注重以“五经”为依据且尤重《尚书》,也可以得到印证。而延续元代程式,规定“五经”皆需参用“古注疏”,又与永乐中期以后主要以三部《大全》为准而废弃汉唐旧说大有不同。由此说来,明初科举尚具备较高的学术品质,与永乐以后“高头讲章”盛行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研究明史还是研究科举史,我们都不可忽略明初科举“兴-废-兴”过程中这些细微又重要的特征。毕竟,科举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

  

   注释:

   [1]钱穆:《经学大要》,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第516页。

   [2]张廷玉等:《太祖本纪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页。

   [3]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小明王韩林儿封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

   [4]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第271页。

   [5]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第323页。

   [6]“六德”指周代大司徒教民的六项道德标准: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指教民的六种善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指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功课:礼、乐、射、御、书、数。

   [7]陈梦雷等辑:《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六卷,清雍正铜活字本。

   [8]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23—1524页。

   [9]宋濂等:《选举志一》,《元史》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10]参见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65页。

   [11]参见周春健:《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2]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13]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5、172页。

   [14]宋濂等:《选举志一》,《元史》卷八十一,第2019页。

   [15]张廷玉等:《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4页。

   [16]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第1523页。

   [17]张廷玉等:《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6页。

   [18]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第1443—1444页。

   [19]肖华忠:《明初洪武年间科举间行原因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20]毛佩琦:《明初政治转型和科举制度的确立》,《中国文化》2016年第2期。

   [21]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66页。

   [22]张廷玉等:《选举志三》,《明史》卷七十一,第1712页。

   [23]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4—411页。

   [24]张廷玉等:《礼志四》,《明史》卷五十,第1296页。

   [25]张廷玉等:《钱唐传》,《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第3981页。

   [26]张廷玉等:《钱唐传》,《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第3981页。

   [27]张廷玉等:《礼志四》,《明史》卷五十,第1296页。

   [28]张廷玉等:《钱唐传》,《明史》卷一百三十九,第3982页。

   [29]杨海文:《〈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30]张廷玉等:《太祖本纪三》,《明史》卷三,第40页。

   [31]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第2467页。

   [32]张廷玉等:《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6页。

   [33]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四,第2121—2122页。

   [34]参见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第2322—2324页。

   [35]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四,第1215页。

   [3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2页。

   [37]周春健:《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8]张廷玉等:《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4页。

   [39]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54页。

[4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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