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论休谟对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改造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7-11 09: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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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  
那些能获得道德赞许的品质或行为(如忠诚、仁爱等)就是善的,反之则为恶的(如背叛、残忍等)。(cf.Hutcheson, 2004,p.85)其实,这些品质或行为本身就已经附着了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但哈奇森过于强调道德感的天然主观构造,而忽略了从其对象的恒定特性作出深入剖析,终究与克服道德感主观性的有效路径失之交臂了。

   二、休谟对道德动机的重新考察

   由以上论述可知,既然问题源于道德的根基,就需要重返根基去寻找新的解决路径。因为休谟与哈奇森同为动机论者(cf. Hume, p.307;Greig[ed.], p.34),所以道德动机就成为他改造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切入点。在1739年9月17日致哈奇森的信中,休谟就道德的相关问题明确表达了他与哈奇森的不同看法,而他们产生分歧的关键正是对道德动机的不同理解。(cf. Greig[ed.], p.35)

   尽管休谟与哈奇森都将道德动机理解为一种能激发行为的、具有推动性的情感(cf. Smith, p.42, note 1),但是,两者对于如何理解道德动机的层次却有明显分歧。哈奇森设计让无私的仁爱成为激发德的唯一动机,但理由绝不可能出自任何与自利相关的情感,否则就会极大地削弱仁爱的纯粹性,他只能最终将仁爱的理由归结为对德本身的敬重。对此,休谟并不赞同,他认为如果我们将对德的敬重视为激发德的动机,就犯了循环推理的错误。因而在我们对德表示敬重之前,必定已经事先存在某种其他的、更原始的善良动机去激发人们作出德行。质言之,对德的敬重与激发德的善良动机应该是两回事,一个善良的动机是使某种行为成为德行的必要条件。(cf. Hume, pp.307-308)于是,休谟确立了一条基本准则:“人性中如果没有独立于道德感的某种产生善良行为的动机,那么任何行为都不是善良的或在道德上是善的。”(Hume, p.308)休谟为何要将道德动机从道德感中独立出来,并将其作为判断德行的必要条件?他就是要为道德寻找更可靠的基础,使其成为普遍有效的道德科学。为此,休谟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道德动机的起源,这就是历史叙事的方式。因为历史的视角属于一种外在的视角,代表了一种科学的旁观者的视域。(cf. Livingston, p.233)休谟坚信,任何事物并非在真空中产生,而是根植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准则,并从历史提供的材料中“形成我们的观察,并对人的活动和行为的有规则的动机变得熟悉起来”。(休谟,2011年a, 第69页)

   通过历史溯源,休谟发现一些“自然的德”(natural virtues)(如仁爱、同情等)完全可以从人的本能情感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并自然得到道德赞许(cf. Hume, pp.369-370),而无须像哈奇森那样专门设计一种先天的道德感为其提供基础。同情就是这些德的直接的经验心理基础(ibid., pp.384-386),对此第三部分会作详细论述。但休谟注意到,还有一些“人为的德”(artificial virtues),很难从人的自然情感中直接产生,是人们为了适应环境而人为发明的产物,正义就是这种德的主要代表。(ibid.,p.307)相较哈奇森将仁爱视为社会德性的根基,休谟表示正义才是确保社会利益和制度建设的基础德性,应该是我们重点论述的对象。因此,对正义动机的考察就构成了休谟对道德感理论作出主要改造的第一步。

   凭借大量史料,休谟发现人性中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利己其实比仁爱更普遍,这导致维护公共利益与遵守正义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天然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遵守正义的原始动机绝不可能出自对公共(私人)仁慈或公益的尊重。但这个动机又不可能无中生有,因为它是激发德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正义和非义的感觉不是源于自然,而是人为地(虽然是必然地)由教育和人类的协议得来的。”(Hume, p.311)人类发明正义的根本原因正是为了弥补普遍自私和有限仁爱,因为这些人性固有的特质会导致各种情感冲突,影响人们关于善恶的观念以及道德判断,进而妨碍社会交往。(cf.ibid., p.314)鉴于此,休谟给出了一个大胆论断:“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供应”。(Hume, p.308)由第一部分可知,为了与霍布斯划清界限并确保仁爱的纯粹性,哈奇森在设计道德感理论时,选择将利己完全排除在道德根基之外。然而,这种做法并不能为普遍利他提供充足动力,休谟则选择更客观地去考察利己在道德中的功能。

   休谟表示,既然我们无法将利己彻底根除,还不如将问题转换为对其进行有效约束:“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其他方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缔结的协议”。(ibid.)休谟将这种协议解释为一种“对共同利益的普遍感觉”(a general sense of common interest),是全体成员通过社会交往相互表现出来的。当人人都感觉自己获益时,就会通过某些规则调整自身言行,特别是当他们真切感觉到破坏规则会导致自己利益受损时,规则的效力就逐渐产生,约束人们将利己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正是通过全体成员缔结协议的过程,休谟在感觉基础上巧妙地实现了利己向利他(利公)的过渡。这主要体现在协议缔结成功的前提上,即必须是全体成员都有了这种共同获益的“感觉”。遵循休谟的思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没有这种“感觉”,协议就无法成功缔结,正义也无法建立,社会共同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概言之,正义是在社会成员对自己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中建立起来的(cf. Hume, p.311),并通过社会制度、教育、习惯等综合因素内化为一种义务感,约束他们自觉去遵守。后来,休谟作了更完整的表述:“每一个人在接受正义之德时都必定会着眼于整个的活动计划或活动方式,必定会期望他的同伴有同样的活动和行为。假如他果真完全着眼于他自己的每一行动的后果,那么,由他的自爱以及他的慈善和仁爱经常为他规定的行为标准,就会与符合正当和正义的严格规则的行为标准大不一样了”。(休谟,2011年b, 第118-119页;另参见休谟,2011年a, 第73页)质言之,每位社会成员之所以会自觉着眼于社会公益,就是因为他们也能同时获益。至此,休谟通过普遍利己为有限利他提供了持续动力。在他看来,尽管利己始终指向个人,不能作为普遍准则,但也并非像哈奇森所说的完全没有道德功能,而是可以通过正义间接(却是积极)地在现代道德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尽管这种尝试看似大胆,但相较哈奇森对人性的理想预设,休谟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人性的理解则更客观、也更真实。这也完全符合休谟“心灵解剖家”的身份,他更愿意为人类的道德实践提供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来“补救”(remedy)心灵结构的这种固有缺陷。需要说明,休谟这种缔结协议与霍布斯出于人人自保而订立的社会契约有着根本区别。在休谟那里,出于正义缔结的协议是在综合了利己和利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则是源于人们对自然状态的恐惧而并非着眼于促进社会公益。

   第二步,通过竭力阐发利益(效用、功利、有用性)的普遍性,休谟使道德感具有了普遍的约束力。通过感觉为道德奠基的情感主义者,在构建各自的道德哲学体系时,有一个始终绕不开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克服感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对此,休谟十分清楚地指出:“显而易见的是,情感有多少自然的变化,道德也必然会有多少变化”。(Hume, p.341)那么道德的这种普遍性从何而来?因为在休谟看来,道德研究的对象必定是那些普遍的、一般的、确定的东西,而不是纠结于个别的、模糊的、有歧义的东西。(cf.ibid.,p.367)试想,如果道德情感不受某种一般性原则的约束,社会秩序就是杂乱无章的。所以,休谟认为,道德必定已经包含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其实,在全体社会成员缔结协议时,休谟就已经将其设计了进去,这就是普遍的利益原则:“我们应当认为区分正义和非义有两个不同的基础,即利益和道德;利益之所以成为这个基础,是因为人们看到,如果不以某些规则约束自己,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道德之所以成为这个基础,则是因为当人们一旦看出这种利益之后,他们一看到有助于社会安宁的那些行为,就感到快乐,反之则不快。使最初的利益成立的,则是人类自愿的协议和人为措施;……当那个利益一旦建立起来并被公认之后,对于这些规则的遵守自然地并自动地发生了一种道德的感觉”。(Hume, p.342)实际上,在“德与恶的总论”这一章中,休谟就已经预先将利益的观念自然地与道德情感(sentiment of morals)勾连起来:“诚然,由利益发生的情感和由道德发生的情感,容易相互混淆,并自然地相互融合”(ibid., pp.303-304),这为他在随后论证道德情感与利益同为道德奠基时变得更合逻辑。在《道德原理研究》中,休谟更加凸显了利益原则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以仁慈和正义这两种主要的社会之德为例,休谟竭力论证了它们的起源和部分优点都源于社会效用。需要指出,在休谟看来,普遍的社会效用也能有效说明个人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过渡。因为,面对人们道德交往中存在的各种情感和利益冲突,休谟看到的普遍现象是,为了增进彼此理解、促进社会交往,人们不会固守己见,而是“必须忽略所有这些差别,使我们的情感更加大众化、社会化”(休谟,2011年b, 第51页),正是普遍效用帮助人们修正了情感上的不平衡。(参见同上,第52页脚注①1)至此,通过在道德之源处增加具有普遍效力的利益原则,休谟为道德感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情感为道德奠基的相对性。

紧接着,休谟从被哈奇森忽略的道德感的对象,即行为或品质的性质入手来解决道德判断的客观性。休谟首先认为,若要确保道德评价的客观性,我们就必须对称为德的那些行为或品质的特性有所规定,即它们必须是恒定的而不是任意的,人们根据这些恒定的特性作出的评价,其结果就自然呈现出客观倾向。如休谟所言:“如果说任何行为是德或者恶,这只是因为它是某种品质或者性格的标识。……在关于道德起源的探讨中,我们不应该考察任何单独的行为,而只考察那种行为所引发的品质或性格。只有这些品质和性格才是持久的”。(Hume, pp.367-368)休谟将其抽象地概括为四类:“对他人有用的行为或品质”“对自身有用的行为或品质”“直接使他人愉快的行为或品质”“直接使自己愉快的行为或品质”。(cf.ibid.,p.377)任何行为或品质,只要满足其中一类就可以被称为德。其次,休谟表示,要使道德评价呈现客观性,还必须尽可能地弱化或稀释主观感觉在判断中的作用。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唯有改变道德评价的立场,即对称为德的那些行为或品质作出评价的不能是行为者本人,而必须是旁观者。(参见周晓亮,第276页)其一,被称为德的行为或品质总能给人带来快乐或利益的感觉(参见休谟,2011年b, 第55、70、86、93页等),而这种感觉会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散播给旁观者,并借助同情的感染力分享给更多的他者。因此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引发这种感觉的行为或品质就是一种恒定的经验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其二,作出道德评价的不能只有一位旁观者,必须由多位旁观者共同参与。(参见休谟,2011年b, 第87页)如此就能形成一个道德评价机制,使每位旁观者摆脱自身的狭隘视域,尽可能地作出深思熟虑的、谨慎的判断,从而形成普遍的道德共识。所以,旁观者视角也被迈克尔·L.弗雷泽(Michael L. Frazer)称为“普遍性视角”。(参见弗雷泽,第120-121页)其实,哈奇森对旁观者也作过简单论述(cf.Hutcheson, 1769,p.207),但其主要目的仍是服务于道德感理论,即每位旁观者之所以有责任作出道德评判是因为他们都有道德感。(ibid.)尽管哈奇森与休谟对旁观者的论述各有侧重,但都对其特性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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