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相宜 陶雨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的“做阶层”——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发展历程研究(191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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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宜   陶雨馨  
祖籍国利益及命运与其阶层共同利益及共同命运紧密相连,唯有“祖国复兴,侨胞在外所受种种压迫与障碍,方可望有解除之日”,故而纷纷表示“抗日不怕苦、不怕死”。35由此,共同抵御外侮、爱国抗日构成了华工的群体意识,成为华工在异国他乡“做阶层”的重要动力。

  

   华工以各类帮群组织为载体,发展出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的阶层实践。一是参与华人社团及侨领组织的爱国运动。1928年济南惨案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呼吁华侨开展和平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少华工加入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组织的监视网,专门揭发那些偷售日货的华商及他们的店铺。3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新加坡华工积极配合侨领及华人社团组织的义捐活动,以声援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在1937年南侨筹赈总会筹集的三百余万义款中,“最少有六十巴仙(意为60%——引者注)是由中产阶级以下的华侨大众所捐助的”。37二是在侨领及社团的领导下开展罢工。1938年2月,在新加坡福建帮侨领林谋盛、庄惠泉及马来亚丁加奴州筹赈会侨领的共同策划下,全马来亚最大的日营铁矿区龙运铁矿的所有华工统一罢工并离开矿山,拒绝间接协助日本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和弹药。在这批华工来到新加坡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统一拨出经费救济他们,或为他们介绍工作,或资助他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38这些华工在“做阶层”过程中受到了帮群组织及侨领的动员、领导与保护,具有鲜明的“爱国救亡”特征。

  

   华工自发组织了具有爱国导向的阶层实践。一是参加反日活动或游行示威。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公开号召抵制日货,排日情绪不断高涨。华侨人力车夫不拉日本人,搬运工人不装卸日货,使当地日本人“不可能进行贸易,甚至连购粮、市内交通等也明显地感到不方便”。396月19日,一批学生装束的示威者冲进一些仍做日本人生意的华人商店捣毁日货。而后,越来越多的华工加入其中,进入售卖日货的商店将货物捣毁,或者把日货搬到街上焚烧,示威范围一度从牛车水一带扩大到新加坡全岛。英国殖民政府派出警察施行弹压,造成二死二伤,直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面调停后,事件才没有进一步恶化。40二是消极怠工。1938年,新加坡一家日营大型船坞厂中的五千多名华工以“磨洋工”“怠工”等方式进行抗争:日本人在场时,他们佯装认真工作,不在场时便闲谈聊天,吸烟猜拳;有时还预先安排一些人得疟疾,一些人发烧,一些人头疼来糊弄日本监工。本可一周内修好的受损船舰,华工借故拖到两个月以上,以阻滞船舰这一重要军需资源的供应。41上述华工的阶层实践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呈现明显的原生国导向。

  

   直至二战结束前,新加坡华工不管是以帮群组织为载体的阶层实践,还是自发组织的阶层实践,主要都是以中华民族主义作为其目标动机及合法性来源。这一系列共同的援华抗日运动不仅为战后华工开展跨帮群的工人运动积累了抗争经验,奠定了网络基础,而且为反殖民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深入并影响后续阶层实践提供了前提。

  

   (三)抗争性与原生国导向

  

   受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叙事框架的影响,华工在此阶段的阶层实践体现出以原生国为导向的抗争性。

  

   首先,华工主体呈现抗争性。上文提及的一些罢工、示威等抗议活动中,华工的抗争话语显示出较强的对立性,有些甚至采取了较为激进且带有暴力特征的抗争策略。但这种抗争性是以“爱国抗日”为主要意涵的。虽然有些华工的矛头看似指向华商,比如捣毁卖日货的华人店铺,但他们总的抗争目标还是针对“日本侵略者”这一对象。而且,在这些抗争中,华工也受到来自帮群组织和侨领的动员、协助和保护。此时华工的阶层认同从属于民族认同,表现出对于外敌(如日本)的抗争性,而不是以阶层对立叙述为主线的。42

  

   其次,华工阶层实践具有强烈的原生国导向。华工尤其是“新客”群体在新加坡始终以暂居者(sojourner)自居,对原生国的政治诉求更为显著而无意于本土政治。尽管华工面临着受剥削的社会境遇,但他们大多将自己当下的工人身份视为过渡性的,并始终保有“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希望通过夜以继日的工作攒上一笔钱衣锦还乡。而对于新加坡,工人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国家,也就不用表示忠诚。43与此同时,来自原生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和日本人在中国的扩张活动强化了华工的“国民”身份意识和“救国”责任。华工在英属马来亚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也让其深感祖国强大的重要性。44这促发他们积极支持中国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发展出具有原生国导向的“救亡图存”运动。

  

   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华工的“做阶层”内嵌于帮群,更多被视作新加坡华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抗争性及母国政治取向。

  

   三、“民族独立”:反殖民话语下的“做阶层”

  

   斯科特(James C. Scott)曾指出,当人们面对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情境时,很可能采取某种实用主义式的服从;而只有当政治开放或革命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时,非顺从态度才有可能获得成功。45二战后,反殖民性质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为新加坡华工的“做阶层”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下面将详细探讨二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建国前,反殖民话语对华工阶层实践的影响。

  

   (一)反殖民话语的盛行与本土意识的发展

  

   二战后,重返新加坡的英国殖民者无视民众希望回归生活常态的普遍诉求,采取了激进的政治重组计划。同时,东南亚各地都开始为摆脱殖民统治而奋起抗争。新加坡民众的反英情绪和反殖民主义话语开始蔓延,英国殖民者取代日本侵略者成为他们的抗争对象。早在1945年10月至11月,《星洲日报》就发表了两篇有关新马前途的社论,提出“马来亚人民,显然已有高度政治认识,昔日殖民地政治方式,当无法适应人民要求”,46“马来亚大陆以及槟城、马六甲二地,目前固有进行独立自治制度之议,但新加坡则仍不能摆脱殖民地地位”。471950年,《海峡时报》以《马来亚应该独立》48为题发表文章,并在1951年以《新加坡一定是我们的》49为头条,声称独立的马来亚必须包括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反殖民口号不断升级,从相对温和的“放弃那不合人性的殖民”,50“坚持人民要求自治及自决之政治权利”,51到措辞激烈的“延长现任政府的寿命是可怜而且可羞的策略”,52殖民者是“国际强盗”53等。这些不断涌现的反殖民话语将独立民主的未来图景同当下仍陷专制殖民的现实相对比,为社会秩序重构提供了目标动力与合法性来源。

  

   同时,英国殖民政府和中国的相关政策激发了本土意识的发展。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发布了回马签证、移民统制等一系列法令,使华人“南来”与“北归”的通道受到了限制。54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宣布终结“血统主义”国籍原则,鼓励海外华人争取居留地的公民权。551957年,新加坡临时政府出台新公民法,出生在中国的居民在新法案下获得了公民资格,截至1958年,华人公民总数约200万人,没有取得公民权的华人只占少数。56随着从“侨居”转为“定居”的华人越来越多,中华民族主义在新加坡逐渐弱化,具有本土意识的民族主义叙事与日俱增。《星洲日报》关于中国的社论占比从1949年的71.4%下降到1959年的0.3%,讨论新马问题的社论则从1949年的10.2%增至1957年的93%。57《南洋商报》有关中国的社论从1946年的69.7%下降至1953年的2.4%,有关新马问题的社论则从1946年的19%上升至1959年的84.3%。社论标题蕴含中国意涵(谈到中国及相关事物时使用“祖国”“我国”“国人”等)的次数,在《南洋商报》中从1947年的33次下降到1951年的0次,在《星洲日报》中也从1946年的25次下降到1953年的0次。58社论标题蕴含当地国民意涵(如使用华人、华教、华校)的次数,在《南洋商报》中从1947年的0次上升到1954年的16次,在《星洲日报》中则从1949年的0次上升到1952年的24次。59《南洋商报》1947年仍称华侨以居留地为第二故乡,到了1951年,观点已转为:“我们愿作马来亚公民,为马来亚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南洋千万华侨应视南洋为第一故乡,华人应随时随地参加此时此地的政治运动”。60上述一系列话语的流变体现了新加坡华人日益增长的本土意识。

  

   在这一时期,反殖民话语与本土转向构成了民族主义叙事的主流。这些带有反抗、独立意识的民族主义框架简洁明了。殖民-被殖民,统治-被统治,压迫-被压迫等泾渭分明、二元对立的叙述结构极大激发了华工的阶层意识和本土意识,为华工主体性实践的重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二)脱离帮群的“反殖民”阶层实践

  

   反殖民主义叙事不仅反抗英国殖民者,还同时反对与殖民者利益相关的特权阶级。具有反殖民和本土特征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日益严重的阶级剥削和劳资矛盾,共同构成华工阶层从“自在”转向“自为”的动力因素。61华工开始独立于帮群结构,在新的组织形式(工会、政党)和结社资源下开展具有反殖民叙事的阶层实践。62

  

   华工受反殖民与本土民族主义话语影响,开始明确表现出“反殖民”“反剥削”的阶层意识。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仍停留在粮食缺乏、物价高涨、失业浪潮汹涌、种族冲突频发的近乎无政府状态。对于英国殖民政府的治理乱象,华工普遍认为:“我们住的地方都没建设,都不满意。”63与此同时,资本家对华工的剥削日趋明显,华工不仅工时长,薪水低,要在公共假期工作,还可能会被无理开除等。某巴士公司的华人售票员表示:“若生病,不但没有病假可请,而且还有被‘朴头路’(闽南语,意为开除——引者注)的可能。”某华人三轮车脚工提到:“车主剥削我们工友的利益,现在我们没什么好赚,他的租金那么贵,一天五、六块钱,我赚了也不够他拿。”64在此情况下,华工愈发难以接受资本家的不合理剥削及殖民政府的残酷压迫,但即使在遵守法令的前提下进行罢工,仍然会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和严厉惩罚。65在反殖民话语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华工不只满足于争取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还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他的帮凶”,力图推翻“伪民主”的英国殖民政府。66

  

华工以工会为组织基础,以工运为主要方式,展开一系列以反殖民、求独立为目标的阶层实践。不少华工开始拒绝加入由“头家”(意为老板)组织的工会,而是建立或加入一系列独立于帮群,更具本土倾向的工人组织,如巴士工友联合会(1948年成立)、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1954年成立)、粪业工会(1955年成立)、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1年成立)等。67这些新型工会将华工团结起来,还让马来亚、印度的工友加入。其中,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还将马来语作为召开会议所用的主要语言,汉语和泰米尔语则为辅助语言。68凭借工会超越个体性和帮群主义的集体力量,广大华工在工会的支持下开展以罢工为主的一系列工运活动。这些工运活动不仅将斗争矛头指向“贪婪的雇主”69,要求改善工人待遇,还通过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反对殖民政府的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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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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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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