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与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2-07-02 09: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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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  
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由零到整,开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在当时引起了一轮“纪伯伦热”,但因当时的译介活动主要集中于纪伯伦的英文作品,所以他的阿拉伯属性很少为中国读者所知。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对阿拉伯译介史上的第一本《古兰经》中文通译本,译者为李铁铮。该译本转译自坂本健一的日文译本,并参考了约翰·罗德威尔的英译本,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

  

   阿拉伯古典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初步的发展。1927年,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郑振铎(1898~1958)在其所著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谈及阿拉伯古代文学时,从英文转译了4位阿拉伯诗人(18)的9个片段,当数首位在中国译介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诗歌的译者。在《文学大纲》的“叙言”中,郑振铎指出:“文学没有国界,也没有古今界;研究文学、欣赏文学不应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正是在此种世界文学统一观的观照下,该书中,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和中世纪的印度文学并列一章,未缺略对东方文学的译介。

  

   阿拉伯文学的源头——《悬诗》的价值与魅力则因其艰深而久久不为国人所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回族学者马宗融(1890~1949)首次由法文转译介绍给中国读者。1934年5月1日,《文学》月刊第2卷第5号刊载了马宗融所译的民间传说《鸟语》,他为此文撰写了一篇“译前记”。在译前记中,马宗融不仅概述了阿拉伯文学的发展状况,还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磨阿拉加诗集》(即《悬诗》),并节译了盎塔拉(今通译作“昂泰拉”)的部分诗句,有百余字。(19)此为目前可考的中国最早的《悬诗》译文。

  

   就阿拉伯古诗而言,20世纪上半叶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欣赏性最强的相关译文当数新月派诗人朱湘在其译著《番石榴集》(1936年3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中所译的4首阿拉伯古典诗歌。《番石榴集》汇集了各国诗作,集内分上、中、下三卷。(20)集内上卷“亚剌伯”条目下有4首阿拉伯古典诗歌,篇名分别为《莫取媚于人世》《水仙歌》《永远的警伺着》《我们少年的时日》。(21)

  

   另外,阿拉伯小说也于这一时期开始译成中文。目前笔者视野所及最早译成中文的阿拉伯小说是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的短篇《留信待取处》(Poste Restante),收于1929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她初次的忏悔》。该书封面署名朱泽淮著,版权页写明由新文化社编译。据笔者查证,该书底本应为1928年纽约多德-米德公司出版的短篇小说集The Best Continental Short Stories of 1927(22),编译者为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原书收录有24篇各国短篇小说,中译本选译了其中9篇,并以第一篇即意大利短篇小说《她初次的忏悔》为书名。此外,在这一时期译成中文的阿拉伯小说还有刊载于1935年8月16日《世界知识》第2卷第11号的阿尔及利亚短篇小说《凯尔勃勃》,由茅盾从英文转译;另有回族学者马俊武的译著《童年的回忆》,系埃及现代文豪塔哈·侯赛因的代表作《日子》的第一部,1947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活动开始跳出了宗教文本的范围,萌发了新的生机。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和纪伯伦的散文诗是这一时期的重点译介对象;此外,阿拉伯古典诗歌和阿拉伯小说也通过名家译笔进入了中国。除极少数通晓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学者能够将阿文作品直接译成中文外,这一时期中国译界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多数从西文(以英文和法文为主)转译而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而不是其中的诗学价值,主动从改造社会这一目的出发选择翻译那些切合当时国情的文学作品。中国译者对阿拉伯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可谓当时西学东渐的一个副效应,在此期间,阿拉伯文学极少作为独立的译介对象单元,更多的是作为外国文学众多分支中的一支被译入中国。

  

   三 第一次高潮:“进步文学”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文学生产、组织、传播、评价的机构和机制逐渐建立并日益完善。为捍卫、巩固和建设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支持、扩大和团结全球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重点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事业因此取得了明显进展,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高潮。原本与欧洲文学相比,在世界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阿拉伯文学作为“优秀文学”“进步文学”的代表,成为除俄苏文学外,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译介的另一个重点。

  

   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十七年间,我国对阿拉伯文学译介的重点落在了对阿拉伯现代作品的翻译上。十七年间,我国共出版译成中文的阿拉伯现代诗歌集或诗歌选22种。其中仅有个别诗集属单名诗人创作,多数是选取某一个阿拉伯国家或不同阿拉伯国家多名诗人的作品而形成的合集。有的诗诉说了阿拉伯人民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奴役下所过的悲惨生活,表达了诗人无比愤怒和憎恨的心情;有的诗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残暴迫害和疯狂掠夺的兽行,强有力地道出了阿拉伯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渴望自由的心声;有的诗……道出了阿拉伯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愿意献身于这美好未来的意志。(23)此外,十七年间我国也译出了不少现代阿拉伯小说(共16种),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现代小说为主。著名埃及文豪塔哈·侯赛因和“埃及的莫泊桑”迈哈穆德·台木尔由此更为中国读者熟知和了解;纳吉布·迈哈富兹(今通译作“纳吉布·马哈福兹”)、尤素福·伊德里斯、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等著名作家也由此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现代阿拉伯戏剧文本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阿拉伯语专业集体翻译的戏剧《代表团万岁》。该剧的作者为埃及的法耶斯·哈拉瓦,共9万字的中译本是我国出版的首部阿拉伯戏剧单译本,也是现今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埃及话剧单行本。(24)

  

   这一时期中国译介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5))、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6))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国营出版社出版,所选译的作品体裁以诗歌和小说为主,政治色彩强烈,充满了炽热的民族感情。这一阶段出版的阿拉伯文学译介作品多从俄文或法文转译而来,以阿拉伯语为源语直接译成中文的作品数量很少,约占译介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马坚(1906~1978)所译的《古兰经》和林兴华(1919~1961)所译的《卡里来和笛木乃》。

  

   马坚先生所译的《古兰经》,1949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这部白话文版的《古兰经》是日后在中国流传最广、使用最多的一个版本。林兴华先生所译的民间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自1946年马坚先生于北京大学创立阿拉伯语专业以来,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相继又有七所大学(27)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一支能够以阿拉伯语为源语译介文学作品的专业翻译队伍于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为下一阶段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四 第二次高潮: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东方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中国出现了第二次译介阿拉伯文学的高潮。当时,我国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想了解包括阿拉伯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随着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全面复兴,东方各国的文学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翻译和介绍,其涉及范围之广、作家作品之多,可谓史无前例。(28)

  

   为打破外国文学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许多高校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程,设有阿拉伯专业的院校也随之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及各种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同时,有几所大学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点。研究、翻译阿拉伯文学的人才队伍逐渐壮大。1983年10月,首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在京举办。1987年8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无疑促进了中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译介。

  

   在此期间,有不少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为中文。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有百余部。作品体裁也十分广泛,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等,其中译介较多的是小说,以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的作品居多。此外,不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也开始刊登优秀的阿拉伯中短篇小说。(29)

  

   出于对文学作品“现实主义价值”的重视,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12)的短篇小说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被直接从阿拉伯语原文译成中文。(30)之后,我国对马哈福兹作品的译介一直未间断过,其作品多次出现在各种区域或国别文学专辑中。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民族性”的关注,马哈福兹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也纷纷在中国出版。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马哈福兹的长篇小说中译本是李唯中、关偁合译的《平民史诗》,于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两年间,我国出版了多部马哈福兹的重要著作,分别有长篇小说《尼罗河畔的悲剧》(李唯中、关偁合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梅达格胡同》(郅溥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朱凯、李唯中、关偁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以及长篇历史三部曲之一《最后的遗嘱》(孟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更是获得了中国阿拉伯语译界的青睐,对马哈福兹的译介活动更为积极和活跃,马哈福兹作品的复译本、再版本、新译本纷纷涌现。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马哈福兹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开罗三部曲”和“禁书”《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分别有了两种译本。马哈福兹的中译作品不仅成为中国的畅销书,还出现了易名盗版甚至莫名被书商列入其捏造的“世界禁书文库”的现象,其目的是制造卖点。马哈福兹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当代阿拉伯作家之一。

  

   纪伯伦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小说、诗歌与散文也开始有了中译本。1983年6月,第一部从阿拉伯语原文译出的纪伯伦作品集《泪与笑》(仲跻昆、李唯中、伊宏合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纳训先生所译的《一千零一夜》六卷全译本也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以马哈福兹与纪伯伦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为对象的经典译丛颇受译者与出版社的青睐之外,阿拉伯文学译介活动还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标准通俗小说”,它们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刷新了阿拉伯文学汉译作品一次印数的纪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当数《白衣女侠》(陶菲格·尤素福·阿瓦德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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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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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阿拉伯研究论丛》 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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