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婷:维克多·佩列文与东方后现代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22-07-02 09: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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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婷  

   佩列文的“东方圈”开启得也相当早,主要限定在共同热爱东方文化的俄罗斯友人之间,他们在佛教、道教、茶艺等方面拥有诸多共同语言。例如,卡斯塔奈达的俄文译者、“明空禅师”马克西莫夫(Василий Максимов,1938-2014),汉学家维诺戈罗茨基(Бронислав Виногродский,1957-),歌手格列边希科夫(Борис Гребенщиков,1953-)和斯克利亚尔(Александр Скляр,1958-)等,他们几乎都成为佩列文小说中的人物原型。20世纪90年代,佩列文在马克西莫夫的影响下接触到韩国曹溪宗禅师崇山行愿(Сунг Сан,1927-2004)及其国际观音禅派,并于1991至2001年多次前往韩国,在崇山行愿创办的“观音禅院”(Кван Ум)修行(14),修行内容包括礼拜、念诵和打坐,也包括对禅宗公案的参究,佩列文作品中所描述的禅宗思想和冥想修行与这段亲身经历不无联系。2000年和2005年,佩列文先后游历了四川青城山、安徽黄山、湖北武当山等道教名山,由中国之行引发的感想在小说《数字》《妖精圣书》《V帝国》中均有涉及。另外,佩列文还到过中国的内蒙古、西藏以及日本、印度、尼泊尔、蒙古、泰国等亚洲国家。

  

   三、佩列文的东方后现代主义策略

  

   关于佩列文创作中的“东方性”问题,俄罗斯评论家格尼斯的观点最具启发性,他称小说《夏伯阳与虚空》是“俄罗斯第一部佛教禅宗小说”(15),且其中包含的佛教元素并非单纯为追求异域情调的效果,而是佩列文对当代社会进行观察后得出的必然结论(16)。佩列文借助古老的东方思想与主题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世界即幻象”(17)的东方智者之言、“庄周梦蝶”的隐喻结构常常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成为佩列文解构现实的有力武器,“任何前进都是倒退”(18)的道家哲学-社会观是佩列文主人公们惯常的思维方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佩列文后现代主义创作中的“东方性”命题,在将“东方”与“后现代”相结合的创作过程中,佩列文运用了如下策略和原则:

  

   一,主观唯心和辩证法原则。自佩列文最成功的代表作《夏伯阳与虚空》——“世界文学中第一部情节发生在绝对虚空之中的长篇小说”(19)——问世以来,“虚空”(пустота)几乎成了佩列文身份的代名词。“粘土机枪”“佛的小指”“内蒙古”“乌拉尔”“七彩虹流”等一系列佩列文独创的隐喻符号统统指向“虚空”。在佩列文看来,“虚空”是“哪里也不在”,“虚空”是一条泛着七色彩虹的宽阔无边的河流,它发端于无穷,又流向无穷(20),“虚空”是人所思考和体验到的一切,虚空是“永恒之境”,“虚空”就是“我”。所以,佩列文笔下的主人公们,安德烈、彼得·虚空、隐士与六趾、米佳和吉玛、斯捷潘、阿狐狸、伯爵T无一例外地都在故事结尾选择“出走”,进入“虚空”。显然,“虚空”是一个被佩列文客观化了的主观唯心主义概念,是他从禅宗的“佛性”和道家的“道”中提取出的混沌意识的体现。佩列文借助东方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来解构外部世界、社会规范和人类偏见,同时也对互相斗争的思想意识、宗教教义进行了嘲讽,这种颠覆传统和权威的做法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游戏”,但正如科尔涅夫所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中的游戏不仅发生在艺术形式层面,而且发生在哲学层面”(21)。

  

   二,多时空叙事策略。为打破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佩列文常在小说中使用平行双时空或多时空叙事的策略。在佩列文的虚构话语世界中,其叙述者多为梦境主人公、意识流主人公和精神病患者式主人公,他们用潜意识代替意识,用梦呓、想象代替语言,在“毒蝇菇”“天菇”“五石散”等致幻剂或酒精、梦境的作用下游离于现实和幻想之间,并把幻想当作比现实更真切的“现实”,由此产生出多个令读者真假难辨的时空。例如,小说《夏伯阳与虚空》中共存在四个甚至更多的时空:十月革命后夏伯阳师作战的第一时空;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精神病院的第二时空;“黑男爵”带领彼得·虚空游历瓦尔哈拉宫的第三时空;“作者”1923至1925年于“卡夫卡-尤尔特”进行小说创作的第四时空。当然,还有小说序言的假托作者“乌尔罕·江博恩·图尔库七世”的阐释时空以及读者的阅读时空。小说《“百事”一代》中也包含着主人公塔塔尔斯基所处的当代俄罗斯时空、与女神伊什塔尔相会的幻觉时空以及广告时空。佩列文常以旅行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意在展现叙事的多时空、多视角,并且小说主人公的追逐与寻求不是以一条线或者一个方向的方式进行的,他们在平行不悖的时空中开展各自的行动,从而获得人物的动态与发展意义。

  

   三,综合用典的原则。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知佩列文的东方后现代主义创作是其“自我东方化”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他对东方哲学、宗教和文学文本的引用,形成自己的“中国故事”“印度故事”“日本故事”。以佩列文对中国经典的引用为例,他的“中国故事”基本源自中国古代神话、先秦哲学散文、禅宗公案、六朝志怪、唐传奇等几类典籍。佩列文用典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突破了既有故事情节的束缚,表现出极大的创作自由,将若干个典籍材料相互组合地运用,绝不孤立地重述单个典籍故事,从而达到新创故事丰满有趣的艺术效果。在长篇小说《t》中,佩列文引用了中国禅宗史上的两则经典公案“俱胝一指”和“佛如厕孔”,禅宗的机锋本身就具备先锋和解构意识,十分符合佩列文东方后现代的写作特色。不仅如此,佩列文的综合用典还是跨国跨民族的,例如,短篇小说《盂兰盆节上的客人》(Гость на празнике Бон,2003)是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口吻论述武士道经典《叶隐》(Хагакурэ)中的死亡观——“武士道就是死亡”(22)。然而,在这篇独具“日本特色”的小说中,佩列文却引用了中国成语故事“叶公好龙”,不得不令人称奇。在这篇小说中,“龙”作为死亡的象征令人生畏,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人们又难以做到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23)。深谙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东方文化经典的佩列文真正做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化”,在佩列文的文本中,东方的用典与西方的互文,东方的公案与西方的解构,东方的假托与西方的“作者已死”相得益彰,构成具有典型东方文化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景观。

  

   四、佩列文东方后现代主义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佩列文是少数实现“自我东方化”转向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之一,由他开启的东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客观地说,在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中,佩列文填补了俄罗斯文学中相当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卡斯塔奈达的位置,还有一定意义上卡夫卡和黑塞的位置(24)。

  

   “东方”和“后现代”本就是两个跨越地缘政治、学科理论、思维方式、话语权力的复杂概念,两者的结合更凸显出“东方后现代主义”的假定性成分。然而,在“东方后现代主义”概念尚存争议、“东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尚未定型的当下,佩列文的东方后现代主义创作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范围内尤显其革新性特征。较之西方传统的“东方主义”而言,佩列文能够对东方作出相对客观且深入的评价与阐释,这一实践有助于推进西方对东方认知范式变革的到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佩列文在东方后现代主义创作中所讨论和引证的文本大都来自非英语的东方国家文学,这将有助于东、西文学交流中对话原则的确立。

  

   佩列文在创作中以“他者”视角批判习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作家执着构建的后现代主义“虚空”观旨在消除所谓的权威和中心意识,也是对俄罗斯民族发展道路中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之外的超然审视。佩列文基于东方文化的创作思想为俄罗斯文学开拓了新鲜的探索领域,正如曾艳兵所言,人们虽然可以对东方后现代主义在其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段上的探索提出批评和质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东方后现代主义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变革(25)。在丰富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表现手段方面,东方后现代主义功不可没。自佩列文上世纪90年代走红以来,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东方主题和文化因素也悄然活跃起来:托洛普采夫的《回归太白》(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Великой Белизне,2001)写诗仙李白之殁;霍利姆·王·扎伊奇克的“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2005)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26);索罗金的《暴风雪》(Метель,2010)结尾处安排中国人担当拯救者的角色。此外,佩列文的东方后现代主义创作在肯定大众文化、变革语言观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笔者期待佩列文的东方后现代主义能够引起更为创新的、深刻的讨论。

  

   注释:

  

   ①曾艳兵《“东方后现代”四题》,载《当代文坛》1997年第6期,第13页。

  

   ②Корнев С.,"Восточны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Логика абсурда и 《мышление между строк》",《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16 июня 1998 г.,http://www.russ.ru/journal/kritik/98-06-16/kornev.htm[2021-11-18]

  

   ③Корнев С.,"Восточны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Логика абсурда и 《мышление между строк》".

  

   ④Скоропанова И.С.,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М.:Флинта·Наука,2001,c.28.

  

   ⑤Mohaghegh J.B.,Insurgent,Poet,Mystic,Sectarian:The Four Masks of an Eastern Postmodernism,Albany:SUNY Press,2015,pp.1-5.

  

   ⑥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7页。

  

   ⑦维克多·佩列文《夏伯阳与虚空》,郑体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⑧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54页。

  

   ⑨Кочеткова Н.,"Писатель 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2 стульев》 были для меня книгой о героических и обреченных людях",《Известия》,30 октября 2009 г.

  

⑩维克多·佩列文《致中国读者》,收入维克多·佩列文《“百事”一代》,刘文飞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5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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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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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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