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勇: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23: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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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勇  
利益成为外生变量,可以被置于关于社会团结状态的理论探索之外,研究的重心是如何更新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贝克等人的理论重建努力跳出民族国家甚至是西方文明范畴的羁绊,放眼于全球社会的团结议题,但其“政治发明”仍然是寄希望于人类社会整体上已经充分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并愿意为更高层面的集体利益而采取合意行动,因此贝克对于如何不断增进和维系全球范围内的这种集体利益,却着墨不多。

  

   与西方国家不同,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从来就不是像西方社会学者那样就集体意识谈集体意识,而是首先着力于保障不同主体的集体利益处于一致状态,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新的更高层面的集体意识,并以这种新的集体意识推动实现更高层面的社会团结,即力图实现集体意识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可能是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团结状态的奥秘所在。

  

   这种良性循环具体表现为,在集体利益方面,中国一直强调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性,如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等,从而在阶级阶层层面形成统一的集体利益。通过设定“基本小康”“全面小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发展目标,在民族国家层面构建了全体中国人共同认可的集体利益。通过倡导建设安全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以践行多元主义、积极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签署巴黎协定、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行动,将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融为一体。在将阶级阶层利益、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社会利益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提出并践行了与之相适应的集体意识,具体包括在群体层面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内容,以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约束公共权力为两翼,不断消除不利于达成更高层面社会团结的各种思想意识;在民族国家层面提出“共同富裕”“民族复兴”等新的集体意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层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集体意识,力图构建起一个从利益群体、阶级阶层,到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共识。

  

   (二)共同体重建:集体意识知识谱系提供的社会再造启示

  

   应当承认,目前中国这种良好的社会团结状态并非高枕无忧。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着全新的国内外矛盾问题,其中前述西方社会早就出现的社会个体化趋势正在我国快速演进,而且这种个体化趋势也正在使家庭、社区、单位等传统社会合作单元不断萎缩。以家庭为例,1987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23人;“七普”数据则表明,2020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为2.62人。1990年,全国结婚率为16.4‰,到2019年下降为6.6‰;1990年,全国离婚率为1.38‰,2019年上升至3.36‰。(31)再以就业为例,目前我国正规就业人数在下降,而非正规就业人数正在快速增加,职业流动性不断提高。研究表明,2007-2017年间,我国大学生正规就业的占比从74.5%下降为66.5%。(32)2018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规模达2.65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0.94%,(33)具有高度的流变性、个体化色彩的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城镇就业的主要形式。

  

   应当说,社会日益个体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积极引领使之更好地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西方社会学有关于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回归涂尔干对“集体意识”概念内涵的最初界定,即集体意识是一种“共同理解”。而西方社会中的传统集体意识的解释力下降也正是因为个体化的过程中在“共同理解”的重建上出现了问题。与西方社会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社会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个体化进程,而当前我国却正处于快速个体化的进程之中。因此利用传统合作单元尚未全面解体、个体化进程尚未完成这一契机,重建出新的共同体——包括重建各个层面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并使之融而为一,是实现社会再造的一个可能出路。

  

   在现实生活和政策实践中,小至家庭、社区,大至职业、网络甚至全球范围的共同体重建都在火热地开展之中。如何结合西方社会中集体意识与现实互动的经验与教训,对共同体进行“创造性重建”,从而实现“再嵌入”,是决定这种努力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譬如,在生活共同体方面,需要更加重视家庭建设和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即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使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同时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重建“社区家园感”这一集体意识。再如,在阶级阶层和国家共同体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努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在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推动整个民族成为一个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再如,在新型共同体方面,西方社会的教训尤其深刻,应当说,互联网及加载于其上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既是社会个体化的催化剂和主要呈现平台,也是重建共同体的最大的资源来源。实践的关键在于,要提高正面引领的质量和水平,营造出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促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最后,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共同体方面,着力点在于宣示人类“命运与共”这一集体意识,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从而以良好的集体利益为保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集体意识的地位不断巩固、影响力持续扩大。

  

   收稿日期:2021-08-01

  

   注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

  

   ②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章。

  

   ③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页。

  

   ④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8页。

  

   ⑤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⑥王小章:《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⑦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5页。

  

   ⑧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9页。

  

   ⑨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3页。

  

   ⑩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页。

  

   (11)渠敬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0-131页。

  

   (12)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4-75页。

  

   (13)渠敬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0-131页。

  

   (1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5页。

  

   (1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8页。

  

   (16)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512页。

  

   (17)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18)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页。

  

   (19)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H.P.克鲁格》,李黎译,《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

  

   (20)艾四林:《哈贝马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21)艾四林:《哈贝马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

  

   (22)参见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54-66页;傅鹤鸣:《法律伦理:当代中国制度伦理构建的核心命题》,《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89-93页。

  

   (23)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7-21页。

  

   (24)张康之:《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变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52-58页。

  

   (25)转引自陈晓秋、范为桥:《合作行为研究综述: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心理学通讯》2020年第3期,第186-194页。

  

   (26)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1页。

  

   (27)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页。

  

   (28)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9)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页。

  

   (30)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31)民政部:《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2009/20200900029333.shtml,2020-09-08。

  

   (32)蒋承、王天骄:《我国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的特征、结构与质量——基于2007-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第271-275页。

  

   (33)赵新宇、郑国强:《劳动力市场扭曲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63-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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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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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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