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海林:基于《民法典》体例结构的解释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8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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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林  
对于民法制度体系的构造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民法典》总则与相应的分编以民事权利及其保护(救济)为核心,形成《民法典》的内部体系。《民法典》的内部体系已经照顾到了《民法典》总则所展示的民法制度的基本单元,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关系的全方位调整。但是,作为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民法制度体系,不能封闭而应当保持开放。拉伦茨认为,“体系必须保持‘开放性’,绝不可能是已经终结的体系,因此也不可能为所有的问题备妥答案。”如此一来,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现实而保持开放的制度体系,必然要求《民法典》在结构上也要保持开放:开放的法典结构才能够容纳法典外而以其他形式(如民事特别法、民事司法解释、民事指导性案例等)所表达的民法制度。《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民法典》的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技术保证。开放性为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入典”提供条件或便利,包容性则为其他民商事单行法规定的制度融于《民法典》构造的内部体系提供依据。

   《民法典》的开放性,相对于“七编制”体例而言,是指《民法典》在形式上不限于总则和6个分编,还包括《民法典》分编的延伸,即基于《民法典》总则但尚未“入典”的民商事单行法。《民法典》的“七编制”体例是一个开放的规范表达形式,具备容纳那些因为立法技术原因而未能“入典”的民商事单行法的条件。《民法典》总则强调对社会关系的全方位调整,实现民事和商事关系的全法域统合,在法典的结构上凸显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和民事责任制度体系的“扁平化”格局,为保持法典结构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一致性,《民法典》“七编制”体例不能封闭而只能开放。况且,已经“入典”的法律(如合同编)也不能完成对所有社会关系的无缝隙调整,仍有选择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如《保险法》《电子商务法》)补充调整的必要。通过民商单行法对社会关系调整,可以弥补《民法典》在结构上表达民法制度体系的“力不从心”。体例结构的开放不仅是《民法典》对体系化调整社会关系的回应,而且是《民法典》保持活力的表征。开放的法典体例至少可以为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创造融入《民法典》的条件。民法制度体系的表达形式,经由《民法典》“七编制”体例继续向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延伸,突破了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结构之封闭状态。这是我国民法法典化尊重现实的一种选择。尤为重要的是,当上述民商事单行法在立法技术上具备“入典”的条件时,不排除修法而进一步扩张《民法典》分编。

   《民法典》的包容性,是指《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具备容纳《民法典》总则和分编难以表达或不便表达的民法制度或规范的条件。依照《民法典》第11条的规定,除“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将未“入典”的其他法律之规定作为《民法典》规定的制度体系的一部分。例如,《民法典》关于“人”(民事主体)使用相对统一的概念(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进行表达,但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将“人”具体化为其他的概念,如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网络经营者、网络用户、公司、合伙企业等。以现有的法典编纂技术,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抽象的逻辑将这些具体范畴的“人”写入《民法典》,但又不能将相关的制度排除在《民法典》的制度体系外。尚未“入典”的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电子商务法》等,仍属于《民法典》的制度体系。

   三、我国《民法典》内部体系的解释

   《民法典》内部体系是以《民法典》“七编制”体例承载的民法制度体系。《民法典》内部体系的解释,主要涉及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总则与分编结构上的逻辑关系

   民法理论上,一部法典的体例结构由编或章构成,属于法典的形式问题;置于法典的编首或者章首的内容,为法典的其他各编或者各章的共通规范,可称为“总则”或一般规定。结构上,总则绝对位于法典的前端或者上部;分编位于法典的后端或下部。

   《民法典》总则与分编的结构为法典编纂的技术问题,但人们对这一技术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我国编纂《民法典》为何要用“总则+分编”的结构,更是众说纷纭。王泽鉴教授认为,民法典的“总则+分编”体例是法典技术上的需要,采用“由抽象到具体”、“一般到特殊”的方式,尽可能地将共通的事项加以归纳,作为通则(或者总则);这样的立法技术会使法典的层次分明、构造严谨,但同时也使得法律的适用趋于复杂化和技术化,只有彻底了解民法典各编的内容及其体系关联,才能妥适解释和适用法律。孙宪忠教授认为,《民法典》总则和分编的关系,表现为“统辖与遵从”的逻辑关系。

   《民法典》总则和分编在结构上具有不同的技术意义。总则具有引领和支撑分编的意义,分编具有补充和辅助总则的意义。总则和分编的关系虽反映着《民法典》的体例结构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关系,但仅有如何布局民法规范的技术手段的价值,即法典结构上固有的这种逻辑关系是《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在立法技术上固有的“前后与上下”的规范布局关系。“前后”关系是指总则在前、分编在后,或者说先有总则后有分编;“上下”关系是指总则在法典中“引领”分编,分编在法典中“服务”总则。“前后与上下”的逻辑关系因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成分,不能用以评价《民法典》总则和分编中的具体规定(规范)相互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笼统地说“分编的规定必须遵守总则的规定,不得违反总则的规定”,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我国《民法典》对于总则和分编的“前后与上下”的逻辑关系不作表达,缘由或许在此。这就是说,总则与分编的“前后与上下”的逻辑关系,无须通过立法技术进行明确表达。

   (二)总则和分编的法律适用关系

   总则和分编均是由规范构成的。总则部分的规范(规定)通常为一般规定(基本原则、或一般条款、或抽象规定)。一般规定又可以区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分编部分的规范(规定)通常为具体规定。具体规定又可相应表述为解释性规定、补充性规定、限制性规定或例外规定(特别规定)。这些不同称谓的规范具有的私法效果,因为规范的性质(属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上述规范之间的关系,与《民法典》总则和分编的逻辑关系并不完全对应。总则不等于总则部分的规定,分编也不等于分编部分的规定;总则与分编的“前后与上下”的逻辑关系,仅为法典结构的技术性安排,与总则部分和分编部分的法律规定何者更具适用的优势没有关联。位于总则部分的规定,不能想当然地称其为“上位规范”;位于分编部分的规范,也就不能称其为“下位规范”。从概念的使用上说,位于总则部分的规范,如法律行为(上位概念),位于分编部分的规范,如合同(下位概念),这两个作为概念使用的规范有上位和下位的区别,仅仅表明这两个规范在法典结构上的“前后”关系,并不表明其效力有强弱。从法律自身的效力位阶上说,有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下位规范必须遵从上位规范而不得违反上位规范。总则与分编的结构不能决定这种上位规范和下位规范的关系,民法规范的“上位”抑或“下位”的问题,仅取决于其规范自身的性质或法律的规定。就总则和分编的规定而言,笼统地说总则部分的规范为上位规范,分编部分的规范为下位规范,既不严谨也不科学。例如,《民法典》第61条(法定代表人)为一般规定,构成解释的上位概念,《民法典》第504条(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合同的效力)为具体规定(限制了法定代表人行为的私法效果),构成解释上的下位概念,但在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合同时,只须适用《民法典》第504条,而不必考虑《民法典》第61条。在法典的内部体系中,规范之间不能冲突,在立法技术上可以使用“但书”规则,以避免规范之间的冲突。前述两个规范之间的不一致,就是运用“但书”规则解释的结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6号)(以下称《民法典总则司法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应当注意到,规范(法条)为《民法典》的基本元素,而其中最受关注的法条为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为《民法典》中的完全法条,不论该法条位于总则抑或分编。但是,因为共通规定的缘由,《民法典》总则部分有大量无法充当请求权基础的不完全法条。例如,《民法典》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共有24个法条,除第117条(物的征收征用)、第120条(侵权责任)、第121条(无因管理)和第122条(不当得利)具有完全法条的属性,其余20个条文均为不完全法条。《民法典》总则中的不完全法条,有说明、限制或引用其他法条的解释功能,但实践效用并不突出,不能作为请求权基础直接适用;就如同有学者研究德国民法典时指出的那样与不完全法条有关但可直接适用的法条,多位于《民法典》分编。再者,《民法典》总则部分的规定,不论其是否为完全法条,仅在《民法典》分编或其他法律未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始有适用的效用;若其规定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可以“类推适用”的解释方法作为请求权基础进行援引。例如,《民法典》第157条对于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以及不生效力所产生的私法上的效果已有规定,但却“遗漏”法律行为不成立的情形。遇有法律行为不成立的,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

   综上,总则和分编均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分编及其规定不构成《民法典》第11条(特别法优先适用的规则)所称“其他法律”。对于同一事项,总则与分编均有规定的,相对于抽象规定或一般规定,分编的具体规定或者补充规定,抑或限制性规定或例外规定(特别规定),均可以直接适用,不须考虑《民法典》总则的规定。有学者在讨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总则的关系时认为,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以及民法的法典化,应当在法典化后的内在体系层面实现新的整合,基于法典化理念、法典的层次结构以及总则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作特别规定的场合,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理应适用于婚姻家庭问题。总则和分编均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二者在结构上有“前后与上下”的逻辑关系;为保持《民法典》的“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分编的规定在解释上应当保持与《民法典》总则的规定的一致性;但分编以“但书”条款的立法技术作与总则部分的规定不一致的规定,则适用分编的规定。若分编的规定没有使用“但书”条款,如《民法典》第504条(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合同)的行为,基于法典制度体系上“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逻辑自洽,仍应当解释为“但书”条款。因此,就《民法典》总则的规定而言,《民法典》分编有规定的,不论该规定为解释性规定,或者为补充性规定,或者为限制性规定,或者为例外的规定,均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典总则司法解释》)第1条第1款的立场值得赞同。

   (三)历史遗留问题:《民法总则》与其他法律的适用

《民法典》施行前,若因“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而当相关法律事实发生在2017年10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间,应当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即《民法总则》《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作为《民法典》总则的前身之《民法总则》,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应当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关系一度较为紧张。就此问题,《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称《九民会议纪要》)以“分别对待”的方式进行阐述,使得《民法总则》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之间的“新旧法”适用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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