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清代科举议中的史学改革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2: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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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倩  
”汤氏主张直接删除四书文和五经文,引入时务和洋务等西学,史学则与经、子学等传统学问共入第一场。以往的改革方案大都将史学由三场提至二场,提至头场的极少,汤震的方案无疑是较为“先进”的。又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论科举》一文中提出:“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如是则向之攻八股者,必将稍稍损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梁氏将二场史学的考察范围扩大至外国史学,所考问题也跳出传统策、论的限制,较之汤震又有进步,反映了清末对史学的新需求。

   在“重史学”之外,清代科举议还存在另一条重要理路——“开科目”,即调整或改变“三场取士”制度,增设新科目,使士子能够各尽其才,从而抑制专攻八股的不良风气。这一科举改革思想在宋代就已出现,到了清代又有发展。如顾炎武指出,历史上的取士科目曾经十分丰富,如唐代“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今日则不然,“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主张改变“有科无目”的现状。同时代的黄中坚提出“五科取士”的设想,即精通经术科、博综典故科、洞达时务科、富有才华科、朗习法律科。鸦片战争之后,广开科目、纳取异才的呼声日炽。1842年,时任两广总督祁埙鉴于时局的变化,向朝廷提出改革文武科举的建议,认为应将三场策问五道改为五门发题,即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洞知阴阳占候、熟谙舆图情形。此后,要求纳西学入科目、开经济特科的主张日益增多,以李鸿章、沈葆桢、陈琇莹、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封疆大吏和知名学者提出诸多方案。据学者统计,以奏折形式呈报中央的就有18份以上。可见,“开科目”的确有着广泛的市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期间,清廷发布科举改章的政令,规定“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戊戌变法失败后该令作废,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再次启用并正式施行。史学由末场升至首场,形式由策问改为史论,自此,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的改革方案成为正式法令,体现出鲜明的“重史学”倾向,而“开科目”却最终被排除在新科举章程主体之外。

   清廷之所以在“重史学”与“开科目”之间选择了前者。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清廷秉持求稳求渐的科举改革思路。观前所述可知,有清一代议改科举呼声高而行动少,局部调整多而整体变化少。这是由于在统治者看来,科举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向有成法,事关典礼,难于率议更张”“试士之例,未可轻议变更”。即便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也应谨慎对待,务必“有益无弊、简要易行”。“重史学”方案虽对原有制度有所调整,但基本上是在“三场取士”的框架内完成,史论虽非乡、会试的必考项,但一直常见于岁科考、贡举等考试中,广大士子并不陌生,故改革相对稳妥易行。而“开科目”方案则不同,它要求打破“三场取士”的制度框架,且新设科目多为士子相对陌生的近代西艺,改革幅度更大、风险更高。因此,对于要求增设科目的众多奏折,朝廷多以“事多窒碍奏驳”“应毋庸议”。

   第二,张之洞个人的科举改革思想和学术倾向。清末新科举章程草案主要是由张之洞谋划起草,故深受其个人科举改革思想和学术倾向的影响。就其科举改革思路来说,他不同意贸然增设算学、开经济特科,而是意图统筹考虑新旧两股知识势力。他曾表示:“今日育才要指自宜多设学堂……而旧日生员年岁已长、资性较钝、不能入学堂者,亦必须为之筹一出路,是故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既要发展新学堂,又要稳定旧生员,张之洞只能选择“渐改科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劝学篇》提出的新科举方案中主张“三场易序”而非增设科目,再次证明了他稳健过度的改革思路。就其学术倾向来说,张之洞学问宗汉,他曾在《輏轩语》中强调:“宜讲汉学。”因此对考据之学也格外重视,并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其发展。如在广州创办的著名刻书机构广雅书局,就是以刊刻考史籍为主要特色;他创办的成都尊经、武昌经心、广州广雅等著名书院都将史学作为课士的重要科目;《劝学篇》《輏轩语》《书目答问》等论著则详细介绍了读史的原则、方法和书目。可以说,张之洞在新科举章程中提高史学的地位是他重史思想的反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撰就《劝学篇》,文中提出了较为成熟的改革方案,其中最主要的举措是“三场易序”。具体来说,第一场改四书文为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第二场改五经文为时务策,第三场改时务策为四书义、五经义。这一举措调整了三场顺序,但并未增加新科目,反映了张之洞稳健过渡的改革理念; 将史学提升至头场,考察形式改为史论,则是他重史倾向的集中体现。“三场易序”符合清廷“略改旧章”的改革预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故在戊戌变法时被光绪帝采纳,1901年清末新政时期也得以沿用。

   第三,书院的长期实践基础。书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教机构,清代是古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期,新建书院至少在三千所以上,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一直以来,我们习惯将清代书院视为科举附庸,其实不然。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书院坚持引导学生研经考史、投身于有用之学。因此,在提高史学地位、改策为论的倡议转化为实际政令之前,已经在书院考课活动中得到长期实践。

   从制度层面来说,不少书院订立规约,明确将史学作为考课的重要内容。如章学诚在担任河北清漳书院院长时订立《清漳书院条约》,明确将古论列为考察内容,认为“古论乃读史之本,事虽浅近,理实遥课”。嘉道时期曾任福州鳌峰书院院长的陈寿祺在道光二年(1822)《拟定鳌峰书院事宜》一文中确立了“兼课经史”的基本原则,并且以史论作为考察史学的形式,其目的在于“兴倡实学,搜获异才”广州菊坡精舍的创建者陈澧坚持不课举业,“专课通省举贡生监经史诗赋”,“试以经、史、诗赋,不拘体格,俾得各尽所长,务为根柢之学”。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创办广州广雅书院,亦不事举业,“每课即就所习经、史、理学、经济四门发题考校……勿庸考试时文”。

   从存世的考课作品来说,书院史学考课的实际执行情况也十分可观。书院考课的优秀试卷由书院挑选、整理、刊印,形成课艺总集,它们是书院考课活动的真实反映。通过考察梳理存世的书院课艺总集可见,史学课艺作品的比重是比较大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臻丰富。1840年以前刊印的课艺总集有25种存世,其中有7种对史学有所考察,占总数的28%;而在1840年刊印且存世的174种课艺总集中,收录史学课艺的多达93种,占总数的53%。可见,书院对史学考课的重视程度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史学课艺中的史论作品也相当多。历史人物论有杭州诂经精舍的《南宋中兴四将论》《刘向扬雄优劣论》、扬州安定书院的《儿宽论》、福州致用书院的《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君论》等;史事论有扬州安定书院的《唐室治乱之几论》、杭州学海堂的《赵充国屯田论》等;历史制度论有武昌经心书院的《科举论》、杭州春江书院的《论专制共和政治之得失》等;学术论如宁波辨志书院的《永嘉学派论》、广州学海堂的《西汉学术论》等。这些史论作品广泛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制度变迁、学术得失等诸多领域,题目均有一定的深度。由此可见,书院的史学考课并非停留于规约,而是得到长期切实的发展;史论也已经发展成为书院史学考课的主要形式之一,这都为清末科举改章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反观以讲授西学为特色的新式学堂,虽然在晚清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分布范围、学校数量、学生人数、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仍不能与传统书院抗衡,西艺科目产生的社会影响仍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不利于“开科目”方案的推行。

   4、结语

   清代科举议中的史学改革方案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清前中期,重视策问的呼吁在保持原有科举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重视三场策问间接维护了史学的科举地位,具有鲜明的改良色彩。嘉道以降,科举制度的危机使得“稍变其法”的改良之策不再适用,由此出现了以“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为两大核心的改革方案,变革旧法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到了清末,新科举章程最终选取了“重史学”的改革理路,使得“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最终由蓝图变为现实。

   清代科举议中的史学改革方案从改良走向改革、由设想付诸实践,本质上反映出不同时期科举对史学的需求。清前中期,科举制度虽有弊病,但活力尚存,商衍鎏曾说:“顺、康、雍、乾百余年间,重朴学,戒空疏,上求下应,是可以称之为盛时。”故而不需要对现有制度做出大幅改变,稍作调整便有成效。嘉道以降,科举制度日衰,科场沦为声利之场,亟需重振史学,以此唤醒经世之风、矫正科举积弊,因此必须行破旧立新之法,改变旧有形式。而清末科举改章颠覆传统,一改三场取士的旧有框架,选择“重史学”的改革理路,意在利用史学的经世品格激励和引导广大士子关注时务,实现自强求才、拯救危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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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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