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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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  
如席桂桂和凌胜利指出,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转变是认知转变的结果。杜特尔特政府认识到菲律宾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其战略偏好从“安全认知”转向“发展诉求”,因而对华外交的中心也从注重南海问题转向加强经贸合作,更加突出其发展诉求。(34)周方银指出,2016年至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态度发生转折性变化和中澳关系出现较大幅度恶化,主要原因不是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压力,而是澳大利亚采取消极行为的结果。澳大利亚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国际关系中高度重视国际秩序的稳定,并把中国视为冲击现有秩序稳定性的主要国家。(35)王栋指出,威胁认知的强弱与国家选择对抗性战略呈正相关关系,即威胁认知越强烈,其对冲战略形态中制衡元素的比例就越高。(36)然而,康灿雄(David Kang)却认为,这种建立在“恐惧”上的假设值得怀疑,国家的信念必须通过经验证明,而不是断言,如对于韩国而言,恐惧并不是其最主要的问题。(37)韩国以及大多数东亚国家更喜欢中国强大而不是中国弱小,因为强大的中国能使该地区稳定。(38)

  

   (四)融合—折中的综合因素视角

  

   综合因素论者认为,东亚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反应,同时受国际体系、地区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心理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席桂桂和凌胜利在解读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积极转变对华政策时指出,其原因是一方面受到了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在于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39)杰克逊(Van Jackson)认为,权力转移、多极化下国家间的不信任和复杂的网络是东亚地区的典型特征,缺乏统一的规则、双边联盟的存在,以及越来越不可分割的“高政治”的安全问题与“低政治”的经济、文化和历史问题交织存在,构成了东亚独特的“复杂拼凑”(complex patchwork)特性,尤其是安全架构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迫使各国更倾向于采取对冲策略。(40)李政硕(Jeongseok Lee)探讨了东亚中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反应,也认为当前东亚国家正以复杂的战略组合进行对冲。他指出,东亚地区战略的不确定性、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积极接触政策、美国的东亚政策、领土争端和经济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是影响东亚中等强国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41)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变量组合的方式构建理论框架。陈庆鸿将“威胁认知”与“经济预期”作为分析菲律宾对华战略选择的变量,其核心观点是,当菲对华威胁认知高且经济预期低,可能倾向于制衡中国;对华威胁认知低且经济预期高,可能倾向于追随中国;对华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都高,或者对华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都低时,倾向于对华采取对冲战略。(42)陈小鼎和王翠梅根据周边国家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不同,将它们的对华战略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四种类型。当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较强时,倾向于制衡;如果制衡能力强而制衡意愿弱,倾向于调适;如果制衡能力弱但制衡意愿强,倾向于投机;如果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弱,则倾向于对冲。(43)此外,还有学者将“民族主义”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44)“体系压力”与“战略偏好”、(45)“相对能力”与“威胁认知”作为关键变量进行研究,(46)在此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分别从体系层面、单元层面、微观层面和综合因素层面加以解释,为研究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外战略行为的差异性提供了多样的观察视角。但是,体系因素无法解释同样是面对中美战略竞争,为什么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外战略形态出现差异性的问题。国内政治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虽然能部分解释造成差异性的原因,但纷繁复杂的单元因素和心理因素难以诠释美国亚太盟友的共性特征。综合因素论涵盖的变量较多,但未能聚焦美国亚太盟友与中美两大国关系的特殊性,因而也无法很好地解释美国亚太盟友的行为逻辑。另外,学术界大多是从单向的对冲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缺乏对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对中美)双向对冲的研究,(47)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战略行为的关注更为不足。鉴于此,本文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的亚太盟友缘何在中美之间呈现不同的战略选择这一问题出发,通过“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这两个变量及其组合而成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和分析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所采取的具体战略形态的差异性问题。

  

   三、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美国亚太盟友的战略选择

  

   (一)现有的战略行为分类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面对崛起国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两种——制衡与追随。其中,“制衡派”认为,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倾向于将崛起国视为日益增长的威胁,必须通过联盟和(或)增加军备的方式加以制衡。相反,“追随派”则认为,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其他国家为了获利也可能选择“卑躬屈膝”,接受主导力量而不是遏制它。(48)但是,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化,难以完全解释不同国家的复杂战略实践。正如康灿雄所言,“制衡和追随战略过于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中间地带,容纳了各国都避免做出明确选择的多种策略”。(49)为了弥补二分法的缺陷,一些学者进一步细分了国家的战略选择。施韦勒认为,国家在应对新兴崛起国家时有六种战略选择,即预防性战争、制衡与遏制、约束、接触、追随、推诿(buck-passing)或疏远,(50)但施韦勒显然忽略了不同实力的国家在应对崛起国战略选择上的差异。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因实力所限,在它们的战略清单中不大可能出现预防性战争或全面遏制等战略选项。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提出,对冲是中小国家(尤其在亚太地区)应对大国崛起的主导性战略选择。(51)关于对冲,吴翠玲将其定义为“一组战略集合(a set of strategies),旨在使国家避免不得不在制衡、追随、中立等直接战略中做出选择的情况,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中间立场,可以阻止或避免使国家必须选择一方而不是另一方。”(52)郭清水则认为,“对冲是指一国在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高风险的背景下,通过寻求政策的多元化来产生相互抵消的效果,从而规避风险的行为”。(53)越南学者黎洪协(Le Hong Hiep)进一步指出,该战略由经济实用主义、直接接触、硬制衡和软制衡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其目的是一方面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直接与中国协商各种双边安排,以增进互信与合作;另一方面奉行具有制衡色彩的对华战略,即以军事现代化为代表的“硬”战略和以区域多边安排为基础的“软”战略,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和塑造中国的行为。(54)通过上述定义不难看出,对冲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多元化的策略组合来避免单一战略的弊端。面对权力转移和中美战略竞争的不确定性,过于具体单一的战略选择可能会危及一个国家的未来,所以,作为理性行为体的中小国家不可能只依赖单一的手段来应对。

  

   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冲是指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国家行为体在面对不确定时所采取的多种策略组合,其中融合了合作和强制这组看似矛盾的反向策略元素。在对冲策略的光谱中,既有绥靖、包容/适应、接触等合作性的一面,也有防范、限制/牵制、制衡等强制性元素,还有以隐藏为主的模糊性策略。这些集合作性、模糊性和强制性为一体的对冲工具形成了一条对冲光谱。以全面追随和全面遏制为对冲的左右边界,从光谱中间的隐藏到最左边的接触,对冲强度依次递减;从中间的隐藏到最右边的制衡,对冲强度依次递增(见图1)。

  

   其中,制衡是对冲“策略组合箱”中对冲强度最高的手段,有软制衡和硬制衡之分。硬制衡是一种传统的制衡方式,主要是一国通过内部军备建设和(或)外部结盟进行。相比之下,软制衡则是一种含蓄的努力,主要以非挑衅性的方式来平衡崛起国,如有限的军事集结、非正式或临时的安全磋商、使用国际制度来施压或约束崛起国等。(55)限制/牵制(limiting)是指“通过支持对手的对手、加强后者的能力或者与其达成非正式、权宜性的安全合作安排,迫使对手分散注意力和资源,减少对手对自身的压力,进而达到规避战略风险的目的”,(56)这种非正式、权宜性的安排或措施不同于正式的结盟。防范是指采取预防性的谨慎手段防止战略形势发生不利于己的变化。(57)  

  

  

   图1 对冲策略的光谱

  

   注:●:代表包含;:代表不包含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已有资料自制。需要说明的是,此光谱中的包容/适应、接触等策略手段,借鉴了李正硕的分类,防范、限制/牵制和制衡等策略手段借鉴了王栋的分类。参见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p.1-25;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32页。

  

   介于防范和绥靖之间的隐藏属于模糊性战略的范畴。具体而言,“隐藏”(hiding)是指忽视威胁或宣布中立的政策。面对大国的竞争,中小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措施或能力来保持政治立场,因此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或宣布中立的“躲起来”策略,并希望“风暴快过去”。(58)

  

   绥靖、包容/适应、接触等战略的对冲强度较弱,属于合作性工具的范畴。绥靖(appeasement)是指“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妥协来承认和满足抱怨,从而避免诉诸武力冲突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59)包容/适应(accommodation)策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小国家接受权力转移和大国崛起的事实,承认崛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不可否认的突出地位,然后在政治或经济上给予适度的支持,进而包容崛起国家;二是中小国家在权力转移时主动适应区域或国际秩序的变化,与崛起国建立新的国家关系。接触是指通过全面建立和加强与目标国(崛起国)在多个问题领域的接触来影响目标国的政治行为,通过这些互动形式引导目标国走向更温和、更和平的崛起之路。(60)

  

   (二)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冲形态

  

   美国的亚太盟友既与美国具有安全合作关系,又对中国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对它们而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环境下,保持适度“超脱”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作为美国的盟友,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牵引”,而作为中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的“吸引”。因而,理想状态下的“超脱”实为困难,即“安全保障”和“经济福利”的战略诉求难以兼得。

  

面对中美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地区主导权竞争,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形态的战略选择,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强制性工具、模糊性工具和合作性工具的使用比重上。根据以上三种成分所占权重的不同,本文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双向对冲形态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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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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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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