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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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锋  
在这一巨大尺度的经济体系中,得益于其交易成本与生产效率,跨国巨型企业成为了最大赢家。(33)全球链接不仅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社会主体所主观期望的一个比较优势。无论是组织或个人,能够进入全球链接的经济系统就意味着接入了最大的市场,也才能获取最大的价值回报。

  

   最后,技术经济变化影响到社会层面,使得西方国家的内部不平等加剧。经济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社会改造力量,它不仅给全世界带来统一的商业规则,还引发价值、规范乃至品位的趋同性。在社会变迁方面,这也是一个现代性穿越国家、区域及社区传统边界,在全球范围的深度扩展过程。全球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竞争都在更小的尺度单元间进行。(34)这一新竞争格局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的结构性转变:一方面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传统南北差距在缩小;另一方面,不平等的加剧却主要发生在各个国家内部,即主要决定于特定区域、城市或社区能否接入到全球链接之中,能否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成功。

  

   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给当代西方国家带来最深远的影响,并为其政治衰败埋下伏笔。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的不平等状况是逐渐缓和的,但恰恰是在1970年代以后又重新加剧,自新世纪以来愈发严重。以美国为例,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10年代的45%~50%下降到1970年代的不足35%,到2010年又重新上升到50%。(35)贫困、失业、赤字、犯罪、社会冲突等过去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如今在发达西方国家也频繁出现,其危害还波及传统主流群体。反讽的是,经济全球链接中最受益的区域和群体也是在西方国家。这一局面必然加剧其国内阶层差异和社会分歧,在理念、政策及体制层面引发强烈震荡与自我怀疑。至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也就得以充分展现:一场信息科技的革新促成了经济全球链接,进而引发西方国家的内部不平等加剧,这一贯穿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全局性环境变化也就成为其政治衰败的外部触发机制。

  

   (二)政治主体的错误回应:身份政治、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西方国家却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回应。外部环境因素被引入政治系统内部,引发了制度层面的后续影响。新的社会不平等改变了西方社会的传统阶层结构。在过去,西方社会围绕中产阶层主体,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性的“钻石型”社会结构。但如今传统中层日趋瓦解,裂变为新的资本特权与工作阶层,二者之间的阶梯通道也大幅收缩,畸变为一种“双钻石”结构。(36)在白人群体集中的制造业、初级服务业及农业领域,相关行业岗位在全球链条中被转移外包、被涌入的新移民占据或者被新科技直接摧毁。面对困境,这些白人群体中形成一种对自身国民身份的认同危机。在美国,这一危机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拉美裔化、民族和性别属性以及世界主义等思潮对所谓白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冲击。(37)

  

   在整个西方,这一带有种族及宗教背景的危机感也是普遍性的。认同危机感驱使困境中的群体选择了身份政治这一错误且危险的路径。如前文所述,身份政治迥异于分配型政治,是从“平等”转向“承认”,从实现“融合”转向构建“差异”。第二波身份政治还属于传统左翼运动,当时白人主流群体掌握社会主导权力,以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当然主人自居,其主体身份意识也潜伏于看似包容性的体制架构之下。但是第三波身份政治已波及白人群体自身,外部是“他者”文明崛起所带来的国际秩序转型,内部则是长期移民所引发的人口结构转型,(38)二者合力挑战了白人群体的传统权力地位,并驱使其拥抱身份政治,以强化其“西方式”的身份特质。

  

   在现实层面,这一波身份政治集中表现为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一民粹主义对内鼓吹宗教保守主义和反智主义,抵制平权和强化身份歧视,严重的还包括针对所谓“文化缺陷”的现代种族主义;(39)对外则奉行单边主义,以霸权方式处理国家间分歧。然而,很难从既有的理论视角来准确界定这一现实中的民粹主义。以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单一的经济、种族或职业变量都不足以描绘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但是该群体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及对未来的忧虑。(40)在这一混杂的“胜选联盟”中,有高比例的白人与宗教保守派,也有大量小企业主、会计及药剂师等专业人员;既有失业的“锈带”蓝领工人,也有年入五万美元以上的收入群体。(41)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西欧。就法国极右民粹的国民阵线来说,其支持者的主要特征集中在男性低学历、天主教保守主义、质疑全球化和欧盟等几个方面。(42)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只能从负面视角去加以界定,很难确认民粹主义究竟支持什么,但可以明白其反对什么。事实上,它反对的就是前文所述的贯穿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全局性变迁。在这一变迁中,不同群体遭受了维度不同的冲击:在经济上是工作岗位被新技术或全球化所取代,收入水平被新移民所拖累;在宗教上是信仰习俗被世俗文化侵蚀或被异教文明挑战;在社会文化上是传统价值被后现代主义所质疑,原有社会地位被挑战和取代等。正是在这一多维冲击下,类型各异的群体向民粹主义这面杂色大旗汇集,寻求一种自我期许的抵抗与保护,试图抵抗之前数十年的历史巨变,也试图保护或恢复其曾经拥有的特权。因此,民粹主义代表一种历经挫败,感受到危机,极力寻求恢复某种“昔日荣光”的社会政治思潮。

  

   排外民粹主义的兴起促成了政治极化的形成。传统的左右翼都将政治斗争焦点从利益分歧转向身份差异,凸显自身的文化、宗教及种族属性。在左右翼内部,秉持身份政治路线的民粹派都处于快速上升势头。美国仍然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激进派别的影响力都在上升,两党也愈发不能维系传统上基于政策妥协的党际平衡,而都去寻求某种全面彻底的改变。二者的差别只不过是方向相反,一个是更积极地倡导技术革新和全球链接,加速推进平权与接纳移民;另一个则反向行之,强调美国优先,鼓吹传统价值与身份纯正。简言之,就是一个展望向前,认为希望在未来;另一个则回顾往后,要往过去重拾荣光。(43)

  

   在2020年大选中,美国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凸显。在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暴力抗议浪潮中,左翼“反法西斯运动”(antifa)被保守派甚至特朗普总统本人视为“国内恐怖组织”,(44)右翼团体也发展到组织民兵武装,试图绑架州长、发动内战的程度。(45)左右翼的关系日趋极化,由过去的竞争者(competitor)转为对手(adversary)乃至升级为敌人(enemy)。(46)这就从价值理念到规则认知,再到行动方式上都带来决定性的撕裂。所谓“美利坚分裂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n)正是对这一撕裂的形象比喻,也是政治极化现象的现实呈现。

  

   (三)内部制度障碍:治理体系、国家能力与政治衰败

  

   应该如何解释身份政治在西方的激进化发展?面对外部环境的转变与困境,为什么西方政党不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而是在国内外寻找“替罪羊”,甚至不惜将整个社会引向撕裂和极化?这一答案植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本身,即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竞争性民主体制。这是一套立足于竞争性选举,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权力分立体制、权利放任理念等在内的一整套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导致了身份政治激进化和制度运行失灵,也构成了政治衰败的内在触发机制。

  

   以美国独立(1776年)与法国大革命(1789年)为标志,自由主义的竞争民主体制在西方也就经历了不到三个世纪的发展。这也是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工业化转型及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客观来说,西方所选择的这一政治体制在融合族群关系、缓解阶级矛盾方面的确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发展转型期,自由主义竞争民主体制的关键优势在于以竞争性选举吸纳社会参与,以大众型政党引导利益妥协,同时以权力分立与自由理念来保障个人权利。由此公民的权利和参与得到满足,国家也凭借资产阶级大众政党汇集权力,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进步。简言之,西方体制是以个体与竞争为主导,以党派与妥协为辅助,从而实现了某种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状态。(47)

  

   但是这一体制发挥作用依赖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即全社会共享的国民身份认同。在个体与竞争主导的体制中,在自由和权利优先的理念下,利益冲突的群体之所以愿意妥协,甚至于接受“非理性”的自我利益让渡,其根源就是能将竞争者视为国人同胞;同样地,政治对手之间才能建立起同理共情,在行动层面尊重共同规则,达成相互妥协。然而就国民认同来说,源自身份政治的挑战恰恰是最危险的。左右两翼的身份政治浪潮不仅强化了传统的阶层分歧,更触动并正在瓦解双方所共享的统一国民身份。这样,党派冲突不仅是围绕具体的政策及利益,而是升级为争夺谁是国民身份的真正所有者。(48)

  

   因此在当代西方政治极化的背后,真正的危机是国民身份的日渐脆弱,而自由主义体制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推动角色。首先,西方的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给了激进主义充分的政治成长空间。西方各政党经由竞争性选举来争夺政治权力,选民的投票偏好决定着政党的理念与政策走向。传统政党为了政治生存与发展,必须容忍接纳激进势力,而新兴政党更主动引导甚至培育激进势力以扩充其选举基本盘。同时西方政党都是大众政党甚至全民党,对成员持一种“开门迎客,多多益善”的态度,党员门槛很低,党纪也流于形式,即便是政党的分裂、重组与新建,也只受金钱选票等约束。这种政党和选举制度就给激进势力进入政坛并获得影响力留出了一条“快车道”,实际上这也是各国民粹主义能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其次,权力分立体制给了激进主义充分的政策施展空间。西方的权力分立体制主要表现为横向三权及纵向各级政府间的相互牵制。本来,传统政党也试图以制度规范、资源调配、意识形态甚至联盟等方式来约束激进势力,(49)但权力分立体制使得以上尝试都难以奏效。该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否决政体,从制度上就有利于阻挠而不是协作。即便激进势力规模较小,不足以推进极端化议题,但在充斥否决点的分立体制中却有足够的制度空间来阻挠主流派的施政。即便是在公共安全、大众教育、卫生防疫等关键性改革领域,这种否决体制依然运行无碍,并造成一种“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恶性政治生态。

  

最后,权利放任理念给了激进主义充分的社会生存空间。在西方社会,权利放任意味着个人权利优先至上,也是整个西方政治默认的意识形态基础。权利放任虽是一种社会理念,但是从习惯、伦理规范等广义规则来看,也属于“内在制度”的范畴。(50)这一理念既得到法律的明确保障,也植根于大众生活。权利放任理念为西方社会带来的好处是多元化与容忍度高,但也带来巨大的副作用,比如集体意识淡漠、个体责任缺失以及激进言行泛滥。在个人权利的掩护下,极端思潮在社会中任意传播,激进主义言行也就有了充分的生存空间,在言论方面有种族主义观点、仇恨言论、政治阴谋论等,(51)在行为方面有枪支暴力、网络犯罪及失控的选举献金等。最新也最凸显的例子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年轻人拒不执行政府防疫禁令,以至于世卫组织都要发布专门警告,告诫其行为要顾及“其他人的生死存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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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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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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