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梁斌《红旗谱》——农村阶级斗争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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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心上一下子跳起来,一只手拿着活计,一只手拿着针线,两只手抖颤圆了,那根针说什么也扎不到活计上。

  

   这是非常传神的语言,非常精彩的情节。运涛坐牢,无期徒刑,村里人也是实心实意为春兰好,不能一直等,等得年纪大了。朱老忠在村里有点威望,儿子大贵又老实又强壮,本来春兰也应该动心。可是运涛在牢里刚刚一年……接下来村里所有利益相关者——朱老忠、贵他娘、严志和、涛他娘、江涛、大贵自己,人人都得对“粘补”这件事表态,人人都很为难。每个人表态的过程,是《红旗谱》中最精华的段落。对朱家来说,有人帮自己儿子找媳妇,好事;而且春兰,他们都很熟,关系密切。但是又很为难——运涛兄弟还在牢里,能把他的媳妇娶过来?如果问严志和、涛他娘,他们嘴里也说好,因为儿子“无期”了,不能让人家女人一直等下去。可是嘴里说好,心里都不乐意。大贵虽然喜欢春兰,觉得是个好媳妇,可是不好意思说。江涛是读过书的人,更难表态。不知道是朴素的农村道德,还是愚昧的人伦关系,总之是一种锥心痛苦的选择。当然最难的是春兰,春兰嘴里一口否认,这件事,直到整部小说完结,都是一个悬案。

  

   几个主要人物,革命者运涛,大地主冯老兰,逃兵大贵,都围着同一个女人。类似情节《死水微澜》有先例,后来《白鹿原》田小娥更加厉害。为什么在乡村故事而且是“史诗”里,总会出现“一女多男”的情节结构?有多少是现实依据,有多少是读者需求?值得探讨。

  

   “反割头税”从锁井镇蔓延到了县城,变成群众大会,严知孝老师的女儿严萍,看到江涛能在众人面前演讲,激动佩服。开会,慢慢又演变成游行,街上商店也停下来,有人撒传单,从杀猪税联系到其他地租、高利贷……渐渐地,口号就走向政治化,“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同样的混乱场面茅盾早在《动摇》中就描写过,那是真的混乱,50年代《红旗谱》重新描述的混乱只是表象,背后是党的精心计划。县里的保安队也阻止不了群众,人们知道保安队不敢真的动武。游行示威成功,县长宣布暂缓税项,冯老兰遭受损失。从经济不满到政治集会再到游行再到冲突等景象,后来中国的读者都很熟悉。

  

   在运动当中,江涛和贾湘农关系非常亲近。但小说中有一段,有点令人困惑。

  

   他(贾)拿起江涛两只手在火上烤着,问:“嗯,你那位女同志,她怎么样?”又扳起江涛的脸来看了看。他们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说:“告诉我,严萍怎么样?”江涛歪起头看了看,说:“她吗?还好。你怎么知道的?”贾老师笑着说:“我有无线电,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这两位是同志,还是“同志”?同志间的友爱,要把嘴唇亲在他脸上?

  

   两人还有一段对话更加精彩。“反割头税运动”成功了,农民杀猪不用交钱了,江涛突然问贾湘农。“闹腾了半天,我还不明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贾老师扬了一下眉毛,笑了说:“运动在目前是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嘛。组织起来向包商主,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来要在运动里吸收一批农民积极分子,打好建党的组织基础。”

  

   江涛又问:“落脚石呢?”

  

   贾老师伸出一只拳头,猛力向下一捶,说:“还是一句老话,最终的目的是起义,夺取政权哪!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农民反割头税,是为了不用交钱。贾湘农反割头税,是为了夺取政权。江涛处在两者中间,“闹腾了半天”,始终不知为了什么。

  

   “反割头税”是成功的,接下来“二师学潮”却是失败。小说随着江涛的足迹,从农村写到了城市。一些主张抗日的武装学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保定二师校园里,双方僵持不下。学生们没有食物,出去抢东西,也靠外面的群众“飞饼”——从天上丢一些饼给他们吃。江涛想通过乡亲冯狗子逃出去,又利用女友严萍的关系,请老师严知孝找卫戍区的司令陈贯群说情,但都不成功。在学生们准备强行突围前,军队开始进攻。梁斌本人并没有直接看到血腥的“七六”惨案,他依据同学们的第一手材料,在书的最后部分描写了悲惨结局,有十七八个学生死亡,五六个受伤,三十多人被捕,包括江涛。朱老忠、严志和也赶到现场,但两个老农民帮不了任何忙。这是“红色经典”当中很少没有光明结尾的作品。

  

   三 农村阶级斗争的“红旗谱”模式

   怎么评价这部小说?

  

   第一,《红旗谱》提供了一种颇有文学史意义的农村阶级斗争模式。晚清小说写官场压迫民众,但农夫、妓女、地主、仆人都包括在“民众”里面。“五四”小说淡化官场,也写农民被压迫,但较少写反抗。《小二黑结婚》干部重登文学舞台,不仅官分好坏,农民也分先进落后。“人物四分法”到了《红旗谱》规模扩大,结构简化。二诸葛的落后,本来与父威“族权”迷信“神权”有关,三仙姑的落后,则牵涉乡间贫富势利,这些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细微之处,在《红旗谱》里,都被主要矛盾线索而简化了。《红旗谱》是长篇小说,明明有很多实在的细节,比如砸钟关系祠堂宗族文化,冯老兰儿子还想改变乡村生产方式,严志和、朱老明、老驴头、冯大狗等农户至少也有中农、贫农、佣农之分别……但是小说将这些较复杂的阶级秩序民俗矛盾,迅速概括为穷富矛盾与国共斗争的逻辑关系。《红旗谱》的农村阶级斗争模式本来至少有六个基本要素:穷苦农民、新式学校和地下党,对抗地主加祠堂加国府。但小说淡化了祠堂文化的功能,又直接描写小学老师就是地下党。《红旗谱》的这种农村阶级斗争模式,后来被不少作品重复、增补或者颠覆。《红高粱》在农村社会六元素之外,重新复活了第七种人——土匪,从而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 [5] 《白鹿原》则将这六个要素重新组合,地主也靠国民党政权,穷人也跟共产党革命,但是学校教育和宗法祠堂却从对抗转为联手,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在乡土层面互相制约。这些20世纪后期的重要作品,都是从《红旗谱》模式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过来的。

  

   第二,《红旗谱》不仅写农村“反割头税”的胜利,也表现了城镇“二师学潮”的失败。尤其是学生与军队血的对抗,省委撤退指令,是否太晚?贾湘农书记有没有预想到最后结局和代价?作家其实明知这是30年代王明路线的“左倾盲动”,但在50年代仍然选择歌颂英雄。 [6] 一方面《红旗谱》客观展示了革命历史中的错误与代价,另一方面小说还是将教育功能置于历史真实之前。归根到底,“革命历史小说”,也是“革命教育小说”(《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出版)。

  

   从艺术标准看,小说主要人物如朱老忠、冯老兰,非黑即红,非邪即正,都是类型人物,几乎没有内心矛盾和性格转变。江涛、运涛则是同一人物的变体。小说中越是主角越是扁平,反而一些次要人物严志和、春兰、老驴头等,更有生活色彩。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出,“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 [7] 一些具体场景,比如乡亲们要将春兰“粘补”给大贵,还有大贵在野地里捉猪等,细节充满泥土气息。

  

   小说作者梁斌(1914—1996),河北人,11岁小学就加入了共青团,亲身参与“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他的作家身份和干部经历几乎同步,1934年就发表小说。抗战期间,担任县委领导,参加地下斗争。1949年以后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河北分会主席。《红旗谱》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从1935年的小说《夜之交流》,到1942年写《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红旗谱》中的不同情节,早就在他的这些作品里出现过。真正写作期,是50年代中期,稿子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由萧也牧、张羽等作家帮助修改。萧也牧自己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可他却为《红旗谱》的改稿做了很多工作。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除了作家干部化和优厚的稿费制度、文学批评以外,还有一个集体创作模式:第一,通常写真实历史事件;第二,原作者是事件亲历者或参与者。“反割头税”时,梁斌自己家门口就架过杀猪锅;“二师学潮”之“七六”惨案那天,梁斌正好在养病,但不少参与者都是他的同学。从长篇结构看,“二师学潮”和整体结构不大和谐,前面讲农村阶级斗争,最后转到城市学生革命,可能是作家坚持要写亲历经验,并想以作品来纪念他的同学、朋友,他们在学潮惨案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家毕竟在这集体智慧的红色经典中,也留下了一点个人印记。

  

   当然,集体创作还有第三个特点,即编辑部与其他作家的参与,或润色文笔,或拔高主题。另外,不少作品会以未定稿或者征求意见本等特殊的形式出版,我们以后再讨论。

  

   [1]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9页。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7页。

  

   [3] 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4] 梁斌:《红旗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5] 雷达曾称赞《红高粱》:“它与以往我们的革命战争文学都不相像……在审美方式上它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更新。”《灵性激活历史》,《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6] “《红旗谱》中,关于政策问题曾经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7]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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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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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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